北齐书五十卷，作者唐李百药，内容记载了公元五三四年前后北魏分裂，东魏政权建立，中经五五○年齐代东魏，到五七七年齐亡为止的王朝兴亡史。 为了区别於曾经割据江淮的齐朝，后人称之为「北齐」。和北魏一样，东魏--北齐仍然是鲜卑贵族和汉族地主联合统治的封建政权。它的疆域南阻长江，和梁、陈两朝先后对峙；西在今山西、河南、湖北，与西魏--北周分界。 从北齐到隋的五十年间，曾先后有人编写出几种不同体裁的北齐史，其中有隋李德林的纪传体齐书和王劭的编年体齐志。公元六二二年（唐武德五年），唐高祖指派裴矩、祖孝孙、魏徵重写北齐史，长期没有写成。六二九年（贞观三年），唐太宗专设梁、陈、齐、周、隋五朝史的编写机构，命李百药写北齐史。他在其父李德林齐书基础上参考王劭齐志扩充改写，六三六年（贞观十年）全书完成。 李德林（公元五三○--五九○）字公辅，博陵安平（今河北深县）人。他经历齐、周、隋三朝，一直担任诏令和其他重要文件的起草，获得历朝皇帝的宠用。在齐官至中书侍郎，在周官至御正下大夫，在隋官至内史令，封安平公，死在怀州刺史任上。他在北齐就参加「国史」即北齐史的编写，写成纪传二十七卷，隋时扩充为三十八篇。 李百药（公元五六五--六四八）字重规，隋末官建安（今福建建瓯）县丞。曾参加隋末农民起义，后降唐。入唐后任中书舍人，参加制定五礼和律令。最后官至宗正卿，封安平县子。 传本北齐书大部份出於后人所补，用北史补的部份，北史具在，而且补的人还常有删节，这部份基本上可有可无；另一部份用唐人史钞补的，虽也出於北齐书，但把原文删节得不像样子，除个别地方可供参考外，价值也很低。然而从五十卷全书来说，包括补缺部份在内，它留下了这段历史的比较全而的材料。其中保留下来的十七卷李百药原文，还保存了一些不见他书的有用的材料。此外，在具体叙事上，北史常有删改北齐书而错了的，也可憑本书纠正。如北魏末年的各族人民大起义是南北朝时期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一次武装起义，北齐书记载了各地起义军活动的材料，有一些在北史中就作了删削（李元忠附李愍传、叱列平传等）。 在唐初同时编写的各史中，北齐书对当时封建统治者的醜事记载较多。这是由於隋唐两朝继承北周，北齐是一个被战败灭亡的割据政权，被认为是「僣伪」，隋唐编写北齐史就相对地较少忌讳，同时也藉此证明周灭齐是所谓「有道伐无道」。北齐书之较多揭露性的记叙，也是同吸收王劭齐志的记载有关。刘知几说，王劭齐志叙事生动，语言通俗，这两点在北齐书中也仍然有所体现。 东魏、北齐时期，通过广大劳动人民的生产实践，钢铁冶煉技术上有很大发展，北齐书的方伎传中记载了綦母怀文在这方面的新贡献。方伎传中还记载了数学家信都芳、天文学家张子信的事跡。具有唯物主义倾向的邢邵和唯心主义者杜弼关於形神问题的辩论，在北齐书中也有比较详细的记录，留下了一份哲学史上有价值的文献。 北齐书早在唐代中叶以后就逐渐残缺，也不断有人补缺。到北宋初就只有十七卷是李百叶的原文，其余都是后人以北史和唐人史钞中相关纪传补全。这部书初次刻版付印，流传下来的就是这种补本。我们重编总目时，凡是后人所补的各卷都注上了「补」字。这部书的最早刻本，据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的记载，是在北宋末政和中即十二世纪初。这个最早的刻本早已失传。我们用来校勘的是：一、有元明两朝补版的南宋刻本即三朝本（武汉大学图书馆藏）；二、明万历间南京国子监刻本（简称南本）；三、明万历间北京国子监刻本（简称北本）；四、明末毛氏汲古阁本（简称汲本）；五、清乾隆四年武英殿本（简称殿本）；六、清同治十三年金陵书局本（简称局本）；七、商务印书馆百衲本二十四史本（简称百衲本）。百衲本三十四卷前影印三朝本，三十四卷后影印残宋本。这七种本子中，我们以三朝本、南本、殿本为互校的主要本子。为了避免烦琐，在三种本子内互校，择善而从，除少数需要说明者外，一般不出校记。除了版本互校外，我们还通校了太平御览、册府元龟、北史、资治通鑑、通志中有关部份。 由於北齐书大部份为后人所补，这给校勘带来一系列复杂问题，这一些在点校后记中说明。
16.19 万字 | 2019-04-05 15:43更新
南史八十卷，北史一百卷，唐李延寿撰。南史起公元四二○年（宋武帝永初元年），终公元五八九年（陈后主祯明三年），记述南朝宋、南齐、梁、陈四个封建政权共一百七十年的历史。北史起公元三八六年（北魏道武帝登国元年），终公元六一八年（隋恭帝义宁二年），记述北朝魏、北齐（包括东魏）、周（包括西魏）、隋四个封建政权共二百三十三年的历史。两书合称南北史。 李延寿，唐初相州人，官至符玺郎。在唐太宗时代，他曾先后参加隋书纪传、十志和晋书的编写工作，还参预过编辑唐朝的「国史」，并著有太宗政典。南北史的撰著，是由李延寿的父亲李大师开始的。隋末，李大师曾在农民起义军领袖窦建德所建立的夏政权中做过尚书礼部侍郎。窦建德失败后，他被唐朝流放到西会州（今甘肃境内），后遇赦放回，死于公元六二八年（唐太宗贞观二年）。当李大师开始编纂南北史的时候，沈约的宋书、萧子显的齐书、魏收的魏书已经流传很久，魏澹的魏书和王劭的齐志等也已成书。而当李延寿继续编纂南北史的时侯，梁、陈、北齐、周、隋五代史的编纂工作也正在进行或定稿。既然关于南北朝的史书已有多种，那么，李氏父子为什么还要另外编写这一时期的历史著作呢？李延寿的自序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他的父亲「常以宋、齐、梁、陈、魏、齐、周、隋南北分隔，南书谓北为’索虜’，北书指南为’岛夷’。又各以其本国周悉，书别国并不能备，亦往往失实。常欲改正」。显然，在隋、唐全国统一的局面形成后，人们很需要综合叙述南北各朝历史的新著。同时，分裂的封建政权互相敌视的用语如「索虜」、「岛夷」之类，已与全国统一后南北各民族大融合的形势不相适应，比李延寿时代稍后的刘知几也强烈反对这种称谓。所以李氏父子打破了朝代的断限，通叙南北各朝历史，又在书中，删改了一些不利于统一的提法，正是反映了当时历史的要求。这也是南北史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 李大师本是仿照吴越春秋，採用编年体，没有成书。李延寿在他的基础上，改用史记纪传的体裁，删节宋、南齐、梁、陈、魏、北齐、周、隋八书，又补充了一些史料，写成南史和北史。公元六五九年（唐高宗显庆四年），这两部书经唐朝政府批准流传。唐高宗对它很重视，曾亲自为之作序，但这篇序到宋代已经失传。 南北史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突出门阀士族的地位。它用家传形式，按世系而不按时代先后编次列传，一姓一族的人物，集中在一起。这种编纂方法并不开始于李延寿。刘宋时，何法盛著晋中兴书，就有瑯邪王录、陈郡谢录等篇名，就是将东晋大族王、谢两家的人物集中为传。北齐魏收著魏书，也是参用家传形式。但魏书对大族中的重要人物还是抽出来单独立传，南北史则凡是子孙都附于父祖传下，因此家传的特徵更为突出。这不仅是方法问题，而是南北朝时期社会现实的反映。 南北朝是门阀士族统治的时代，世家大族倚仗祖先的政治地位和宗族姻亲的党援，享有政治特权，佔有大量部曲、佃客、奴婢、荫户和士地。高门子弟从青少年时期就在中央或地方任官，三四十岁便可飞黄腾达。大族之间以及大族与皇室之间由婚姻关系联结起来，构成一个膠漆坚固的特权阶層。他们也排斥着庶族地主。「地望」和「婚」、「宦」，是门第高下的重要标帜，这些都记載在他们的谱牒里。所以南北朝的大族特别重视谱牒，讲究谱学。但是，激烈的阶级斗争冲击着高门大族，从南北朝到隋末的歷次大规模农民起义，沉重地打击了门阀士族。许多大族地主被革命的农民所镇压，或被赶出他们原来盘据的地区。他们的谱牒连同他们的家业，也被革命的洪流冲刷得荡然无存。他们的政治和经济地位迅速下降，门阀士族的「盛世」已经江河日下。但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为了挽救自已的颓运，他们用尽了各种手法。在史书里塞进家谱，就是其中的一种。魏收就曾直言不讳地说：「往因中原丧乱，人士谱牒遗逸略尽，是以具书其枝派。」这就是企图通过修史来肯定门阀士族的世袭特权。唐朝初年编纂梁、陈、北齐、周、隋五代史，对「朝廷贵臣，必父祖有传」，也是要把新贵和旧门阀联系起来，从而恢复旧门阀的政治地位。出身陇西大族的李延寿就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写成南北史的。 南北史和宋、南齐、梁、陈、魏、北齐、周、隋八书相比较，从史料的角度来说是长短互见的。八书保存史料较多较详，经过南北史的删节，篇幅仅及原书总和的二分之一，自然不免缺略。它所删掉的，在本纪中多属册文、诏令，在列传中多属奏议、文章。删节以后，叙事部分相对突出，读来比较醒日。可是，也有删所不当删的地方，例如北魏李安世关于均田的奏疏，梁朝范缜关于神灭的著名辩论，都是有关当时阶级关系和思想斗争的重要资料，增补入传，常常能使人物形象更加生动，更能反映当时真实情况。这类资料在南史的何佟之传，北史的东魏孝静帝纪、高昂传、斛律金传、李稚廉传、尒朱荣传中都可以发现。但因此也掺入了大量神鬼故事、谣言讖语、戏谑笑料，这又是它的严重缺点。总之，南北史就史料的丰富完整来说，不如八书，但也不乏胜过八书的地方。作为研究南北朝历史的资料，可以和八书互相补充，而不可以偏废。 本书点校，南史和北史都是採用百衲本（即商务印书舘影印元大德本）为工作本。南史以汲古阁本、武英殿本进行通校，以南、北监本和金陵书局本作为参校。北史以南监本、武英殿本进行通校，以北监本、汲古阁本作为参校，又查对了北京图书舘所藏宋本残卷。版本異同，一般择善而从，不作校记；但遇有一本独是或可能引起误解的地方，则仍写校记说明。 除版本校勘外，还参校了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和通志。因为南北史本是节删八书，它的原则是「若文之所安，则因而不改」，这八部史书当然可以作为校勘的主要根据。而通志的南北朝部分，则基本上是钞录南北史，文字上的異同，对于校正这两部史书也有一定的参考價值。此外，还参考了通鑑、太平御览、通典等书。前人成果利用最多的是钱大昕的二十二史考異和张元济、张森楷的南北史校勘记稿本。其他如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张熷的读史举正，洪颐煊的诸史考異，李慈铭的南史札记和北史札记等书，也都曾参考。 各卷目录基本上保持元大德本原目，只改正了其中若干错误。
141.10 万字 | 2019-04-05 16:00更新
《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作者是西汉时期的司马迁，开始称《太史公书》，或《太史公记》、《太史记》。司马迁，字子长，父亲司马谈任太史令，写古今通史的愿望没有实现，临终要司马迁完成其夙愿。后来，司马迁继任父亲太史令之职，开始写《史记》，十多年后，终于完成。 此书记事始于传说中的黄帝，下限到汉武帝时期，前后跨越三千多年历史。全书共一百三十篇，有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本纪”是全书提纲，按年月记述帝王的言行政绩。“表”用表格来简列世系、人物和史事。“书”则记述制度发展，涉及礼乐制度、天文兵律、社会经济、河渠地理等诸方面内容。“世家”记述子孙世袭的王侯封国史迹。“列传”是重要人物传记。其中的本纪和列传是主体。 按司马迁所说，编写的宗旨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究天人之际”是探秋天道和人事的关系，作者批判了原来的“神意天命论”，提出了“帝王中心论”。“通古今之变”，即探究历史的发展实况及其规律。 《史记》参考了众多典籍，如《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和诸子百家，同时参考档案、民间古文书籍。他还亲自采访，进行实地调查，然后对材料精心选择使用，治学态度异常严谨。 汉代之前的历史著作在内容、史事、材料、作者编撰水平上都无法和《史记》相比。可以说，《史记》是中国古代第一部通史，不但规模巨大，体系完备，而且对此后的纪传体史书影响很深，历朝正史基本都用这种体裁撰写。同时，书中的文字生动性，叙事的形象性也是成就最高的，鲁迅先生对史记的评价也很高。 司马迁去世之后，《史记》并没有立刻流行，被人重视。到汉宣帝时，司马迁的外孙经过努力，才开始流传，但到东汉时已经有了残缺。 注释方面，南朝宋的裴著有《史记集解》，是现存最早的旧注本，唐朝司马贞撰写《史记索隐》，有很多新见地，唐朝的张守节用毕生精力写成《史记正义》，成就较高。 该书现存早期的版本之一南宋黄善夫家塾刻本，被公认为善本，经商务印书馆影印收入百衲本《二十四史》明朝的《二十一史》本、清朝武英殿刻《二十四史》本参考价值都很高。清朝同治年间有金陵书局的刻本。1959年，中华书局所出标点校勘本利于现今的读者学习参考。
66.61 万字 | 2019-04-05 15:45更新
新五代史，宋欧阳修撰，原名五代史记，后世为区别于薛居正等官修的五代史，称为新五代，史。全书有本纪十二卷、列传四十五卷、考三卷、世家及年谱十一卷、四夷附录三卷，共七十四卷。记载了自后梁开平元年（公元九○七年）至后周显德七年（公元九六○年）共五十三年的历史。 欧阳修字永叔，江西廬陵（今吉安）人，生于宋真宗景德四年（公元一○○七年），死于神宗熙宁五年（公元一○七二年）。他在宋仁宗庆历三年（公元一○四三年）任谏官时，参加了范仲淹领导的「庆历新政」活动，后被贬为地方官，一直到至和元年（公元一○五四年），才被调回宋廷中央，任翰林学士，主编新唐书。新五代史编撰的时间没有明確的记载，从他写给尹师鲁、梅圣俞等人的信来看，在景祐三年（公元一○三六年）前已着手编写，到皇祐五年（公元一○五三年）基本上完稿，先后经过十八年左右的时间。欧阳修在编撰新五代史时，写给尹师鲁的信中说「史者国家之典法也」，史书记载「君臣善恶，与其百事之废置」，目的在于「垂劝戒，示后世」。在他看来，旧五代史还没有完全做到这一点，有「繁猥失实」的地方，没有起到它应起的作用。所以他把「褒贬义例」放在新五代史的首要地位，並以孔子编撰春秋的「义例」，作为自己立论的原则，用「春秋笔法」对五代历史进行褒贬。 五代是一个封建分裂割据的时代，中原有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小王朝的相继更替；中原以外的地区分裂为吴、南唐、前蜀、后蜀、吴越、楚、闽、南汉、南平、北汉等十国。各个王朝统治的时间都比较短促，用欧阳修的话来说，「于此之时，天下大乱，中国之祸，篡弑相寻」［一］，五代「五十三年之间，易五姓十三君，而亡国被弑者八，长者不过十馀嵗，甚者三、四嵗而亡」［二］，出现「置君犹易吏，变国若传舍」［三］。这种局面之所以出现，是由于唐「安史之乱」以后中央集权制度被破坏，地方藩镇在大地主豪强势力支持下，拥兵割据，独霸一方。唐末黄巢农民大起义的革命威力摧毁了唐王朝，沉重打击了旧的藩镇割据势力。但是，黄巢起义最后遭到了失败。一批在镇压起义中形成的军阀成了新的割据势力。唐朝灭亡后，他们继续霸佔一方，互相篡夺攻击，造成了我国歷史上五代十国的短暂分裂局面。新五代史的作者封于这种分裂割据现象採取了否定的態度。但是，［一］新五代史卷六一吴世家［二］欧阳文忠全集卷五九本论［三］新五代史。序他把分裂割据的根本原因，归结为封建道德的败坏。在欧阳修看来，五代是一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乖，而宗庙朝廷人鬼皆失其序」的「乱世」［一］。真是「礼乐崩壞，三纲五常之道绝，而先王之制度文章，扫地而尽于是矣。」［二］因此，他採取了和编写新唐书不同的做法。在新唐书中，他重视典章制度，不厌其详地加以记载，而在新五代史中，由于他認为五代时期「天理几乎其灭」，是一个「乱极矣」的时代，根本没有什么礼乐制度可谈，因而他说：「五代礼乐文章，吾无取焉，其后世有必欲知之者，不可以遗也。」因此，他除写了司天考、职方考以外，其他的典章制度一概没有写。 在编撰体例方面，新五代史改变了旧五代史的编排方法。旧五代史分梁书、唐书等书，一朝一史，各成体系；新五代史则打破了朝代的界限，把五朝的本纪、列传综合在一起，依时间的先后进行编排。旧五代史不分类编排列传；新五代史则把列传分为各朝家人传、死节传、死事传、一行传、杂臣传，等等。 北宋亡后，北方的金政权在章宗泰和七年（公元一二○七年）明令「新定学令内，削去薛居正五代史，止用欧阳修所撰」。［三］至于南方的南宋，由于理学盛行，更是独尊新五代［一］新五代史卷一六唐家人传论［二］新五代史卷一七晋家人传论［三］金史卷一二章宗纪史。 由于欧阳修编写新五代史后于旧五代史，看到了旧五代史编撰者所没有看到的一些资料，他往往採用小说、笔记之类的记载，补充了旧五代史中所没有的一些史实。如王景仁、郭崇韬、安重诲、李茂贞、孔谦、王彦章、段凝、赵在礼、范延光、卢文纪、马胤孙、姚顗、崔税、吕琦、杨渥等传都或多或少地补充了若干事实，有些则插入比较生动的情节，以小见大，使读者加深对五代时期的人物和事件的瞭解。就历史资料方面而言，新五代史和旧五代史是可以互为补充的。 本次点校，以百衲本（影印南宋庆元本）为工作本，对校了贵池本（清贵池刘氏景印南宋本）、殿本、南昌本（清南昌彭元瑞五代史记注）；参校了明汪文盛本、南监本、北监本、汲古阁本、卾本（清崇文书局本）、徐注本（清徐烱注补五代史记抄本）、刘校本（清味经书院刻本，附有刘氏等五代史记校勘札记）以及傅增湘校勘成都书局本本纪部份。
36.67 万字 | 2019-04-05 15:55更新
《陈书》是记载南朝陈（公元557年～公元589年）的纪传体史书，作者为唐朝（公元618年～公元907年）时的姚思廉，包括本纪六卷、列传三十卷，共三十六卷，这是二十四史中卷数最少的一部。姚思廉（公元557年～公元637年），本名简，雍州万年（今中国中西部陕西西安）人。父亲姚察编写陈史，但在隋朝大业年间却病逝，临终嘱咐姚思廉继承父业。在唐高祖武德五年即公元622年，姚思廉奉命编修陈史，后来没完成。到了贞观三年即公元629年，他再次奉命编修《陈书》，在贞观十年终于完成。 姚思廉曾在前人史书基础上进行删改，加上父亲旧稿作参考，最终完成《陈书》的编写。《陈书》虽然也由魏征总结汇编，但很多工作是由姚思廉所做。虽然此书内容不多，但前后延续时间很长，后人推测大概和所写时代较近，作者顾虑较多有直接的关系。 姚察，字伯审，吴兴武康人，姚思廉，字简之，陈亡后，迁家关中，为万安人。两人事迹已于本书《梁书》前言中作了介绍，可以参阅。 陈朝封建政权只存在了三十三年，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没有特别的建树，或许与此有关。《陈书》内容比不上《梁书》那样充实，本纪和列传都过于简略。
20.76 万字 | 2019-04-05 15:55更新
令狐德棻、岑文本、崔仁师 | 正史 | 已完结
公元六世纪二十年代，黄河流域的各族人民大起义，瓦解了统治中国北部的北魏（公元三九六至五三四）封建王朝。在这场激烈的阶级搏斗中，地主阶级纷纷组织反动武装，共同镇压起义军，同时又互相争霸。最后在北方形成东魏（公元五三四至五五○）和西魏（公元五三五至五五六）两个封建割据政权，与割据江淮以南的梁（公元五○二至五五七）政权三分鼎立。后来，东魏改齐（公元五五○至五七七），西魏改周（公元五五七至五八一）后人称它为「北周」。在南方，陈（公元五五七至五八九）也取代了梁。 西魏、北周封建政权是以鲜卑豪强宇文泰为首的鲜卑贵族和汉族地主的联合统治。这个政权的统治区域大致包括今陕西、宁夏、甘肃和四川的大部、山西西南部、湖北西部以及河南西部。公元五七七年，周灭齐，统一北方。五八一年，杨坚代周，建立隋朝。周书虽以周题名，实际上是记述从公元五三四年东、西魏分裂到五八一年杨坚代周为止四十八年的西魏、北周史。 公元六二一年（唐武德四年），起居舍人令狐德棻向李渊（唐高祖）建议编写梁、陈、齐、周、隋五朝「正史」。他的意见被採纳，並指派了各史编写人员，但没有认真进行。六二九年（贞观三年），旧事重提，德棻担任周书的主编，参加编写的有岑文本和崔仁师。六三五年（贞观十年），周书和其他四朝史同时完成。 令狐德棻（公元五八三至六六六），宜州华原（陕西耀县）人，出身门阀贵族，官至国子祭酒。他在唐初颇有文名，曾多次参加官书的编写。在历史书方面，他还参加和主持过新晋书、五代史志和所谓「国史」（即唐史）以及李世民（唐太宗）、李治（唐高宗）两朝实录的编写。岑文本，邓州棘阳（河南新野）人，也是唐初著名文人，官至中书令。周书中的史论多半是他写的。崔仁师，定州安喜（河北定县）人，官至中书侍郎、参知机务。 周书主编人令狐德棻的祖父令狐整是北周的大将军，宇文政权骨干人物之一，其他两个编写人也在不同程度上和宇文政权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更重要的是，这样的家世不止是周书编者所特有，包括唐朝王室在内的唐初当权人物，也多半就是西魏、北周骨干人物的嫡派子孙。这样就规定了对周书的特殊要求，即不仅要竭力歌颂宇文政权的骨干人物，所谓「关右旧族」、「八柱国、十二大将军」，而且啧啧叹赏「今之称门阀者，咸推八柱国家」。凡是唐朝的达官贵戚，周书总要想法为他们在周代的祖先立传，並往往不惜歪曲事实加以颂扬。比如，杜杲並无多少值得记载的事跡，但他却是唐朝宰相杜如晦的曾伯祖，杜家是关中头等门阀，唐朝谚语说「城南韦、杜，去天尺五」，周书没有杜家的传，不是「缺陷」吗？因此特为杜杲立专传，但由于事跡实在不多，只得把他出使陈朝的一些无谓的应对之辞塞进传中，以充篇幅。萧詧是梁朝的宗室，为了争夺帝位，不惜勾结西魏军队进攻梁朝的疆土，导致江陵十余万人民沦为奴婢的惨禍，自己卑躬屈节，充当西魏军监护下的傀儡皇帝。而书中竟给他作出「盖有英雄之志，霸王之略」这样与本人立身行事截然相反的评语。其所以如此，正是因为这个萧詧是唐朝另一个宰相萧瑀的祖父。这类例子，周书中举不胜举。连唐代另一封建史家刘知几也说：唐初编写五朝史的特点，是「朝廷贵臣，必父祖有传」，而且「事有不同，言多爽实」。这种情況，虽为五朝史所共有，但周书显得比较突出。 周书在收集、考订史料方面也存在着问题。它的资料来源，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旧史，包括西魏史官柳虯所写（可能周代史官曾经续写）的官史和隋代牛弘没有完成的周史；二是唐初为了修史而徵集的家状之类。牛史是本书的盖本。刘知几曾经说过，周书只憑牛史，「重加润色」，「不能别求他述，用广異文」，可见周书根据的资料是很贫乏的。而且在很有限的资料范围内，考核修订的工作也是很草率的。我们曾将庾信为当时官僚贵族所作的碑志和本书有关列传比对，年月历官常有出入，其中有些可以確定是本传错了的。还有不少记事记年自相矛盾的地方。 虽然周书作为资料也很不完备，而且有不少错误，但是这部书对于我们研究、瞭解这段历史还有一定的资料價值。它基本上反映了宇文政权的建立，建立后三个对建政权间（特别是东西魏或齐周间）的战争，以及宇文政权上層内讧的有关情況。周书只有纪和传，没有志，一些有关土地、赋役以及所谓礼、乐、刑、政等制度的资料，写入五代史志，和隋书合编。但从散见于纪传的零星记载中，也保存了一些诸如奴婢、部曲、客女的地位，徵庸代役的开端，府兵制度的产生等，对于后来隋唐两代有影响的社会关係、政治、军事制度的片断的资料。本书最后一篇異域传混淆了当时国内少数民族和外国的界限，也有不少歪曲事实和侮辱性的记载。但其中也包含一些可供参考的历史资料，特别是各少数民族的传中反映了一些各族人民配合汉族人民反抗封建统治的顽强斗争。另外，传中第一次记载了突厥、稽胡的历史。散见于本书纪传的各地人民武装起义，西起秦陇（李贤传、史宁传）巴蜀（陆腾传、伊娄穆传、崔谦传、柳昂传等），东至幽州（宇文神举传），南达襄阳（伊娄穆传），北到太原（宇文神举传），以致迫近国都长安的莲勺也是「数有群盗」（刘志传）。这些都是当时各地人民反抗封建统治的历史资料。唐以前记述这段历史的史籍都没有传下来。稍后编写的北史，其中西魏、北周部分基本上是删节周书，很少补充改正。删改之处，有些是对的，有些却是删节不当或是改错了的。因此，就现存的有关这段历史的资料来说，周书成书较早，保存的资料也比较原始。 周书在宋初已经残缺，后人以北史和唐人某种史钞补上。公元一○○五年（宋景德二年）编辑册府元龟，引用周书缺卷各条已是后人的补本。宋人曾在本书缺卷后附有校语，说明不是周书原文，清人钱大昕也曾加考证。我们重新检查，残缺情況是：卷一八、卷二四、卷二六、卷三一、卷三二共五卷全缺；卷三六可能全缺，可能半缺；卷二一大半缺。此外，也有宋初未缺而传世各本脱去的大段文字，如卷六武帝纪下、卷三九杜杲传都脱去几百字，但册府元龟引文却没有缺。周书最早刻印的確切年月我们还不清楚。旧本宋人安焘、王安国、林希的目録序，内有「今既镂板以传学官」的话。据序文和宋晁公武郡齋读书志、李焘续通鑑长编，校刊南北朝各史的工作是公元一○六一年（宋嘉祐六年）开始交给「馆阁官」办理的。今考王安国和林希都在熙宁初任职馆阁，安国死于一○七四年（熙宁七年），则周书第一次刻板应在一○六八至一○七四年即熙宁元年至七年间。这个最早的本子早已不存。一一七四年（绍兴十四年），周书和其他六史在眉山重刻，即所谓「宋蜀本」或「眉山七史本」。这个本子也没有流传下来。现在流传的是南宋翻刻，并有元明两代补板的所谓「三朝本」。 用以互校的是下列七种本子： 一、南宋刻元明遞修本与百衲本的底本同，校记中简称「宋本」。 二、明万曆间赵用贤刻南京国子监本校记中简称「南本」。 三、明万曆间萧云举刻北京国子监本校记中简称「北本」。南、北监本都曾据北史或以意改补一些文字，底本都是有元明补板的南宋本。 四、明末毛氏汲古阁本校记中简称「汲本」。底本不详，与宋本、南本異者多同北本。 五、清乾隆四年（公元一七三九年）武英殿本校记中简称「殿本」。底本是北本。 六、清同治十三年（公元一八七四年）金陵书局本校记中简称「局本」。底本是汲古阁本。 七、一九三四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宋蜀刻元明遞修本」（实是南宋临安刻本，非蜀本。）校记中简称「百衲本」。此本虽说影印，但多据他本改正错字，也有改错了的，实际上成为另外一种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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