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书一百卷，包括本纪十卷，志三十卷，列传八十卷，梁沈约撰。宋是继东晋以后在南方建立的封建王朝。晋安帝元兴二年（公元四○三年），荆州刺史桓玄代晋称帝。第二年，当时的北府兵将领刘裕在京口（今江苏镇江市）和广陵今江苏扬州市）两地起兵，推翻桓玄，名义上恢复晋朝的统治，实际上掌握了东晋的军政大权。过了十五年，晋恭帝元熙二年（公元四二○年），刘裕就建立宋朝，都於建康（今南。刘裕以后，一共传了七代，到宋顺帝昇明三年（公元四七九年），又为萧齐所灭。 宋朝国史的修撰，在宋文帝元嘉十六年（公元四三九年）就已开始。当时由著名科学家何承天草立纪传，编写了天文志和律历志。此后，又有山谦之、裴松之、苏宝生等陆续参预编撰。但他们任史职的时间都很短。大明六年（公元四六二年），徐爰领著作郎，他参照前人旧稿，编成「国史」，上自东晋义熙元年（公元四○五年）刘裕实际掌权开始，下讫大明时止。隋书经籍志著录徐爰宋书六十五卷，可见他的书曾和沈约宋书并行，现在太平御览等类书中，还保存了徐爰宋书的残篇零段。但徐爰不久为宋朝所斥退，宋朝「国史」的修撰也就停了下来。南齐永明五年（公元四八七年）春，又命沈约修撰宋书。这时沈约为太子家令，兼著作郎。他依据何承天、徐爰等人的旧作补充修订，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在永明六年（公元四八八年）二月完成纪传七十卷。沈约在当时的奏文中说「所撰诸志，须成续上」，可见宋书的八志三十卷，是后来续成的。在八志中，符瑞志改称鸾鸟为神鸟，是避齐明帝萧鸾的讳；律历志改「顺」作「从」字，是避梁武帝父亲萧顺之的讳；乐志称鄒衍为鄒羡，是避梁武帝萧衍的讳。可见宋书的最后定稿，当在齐萧鸾称帝（公元四九四年）以后，甚至在梁武帝即位（公元五○二年）以后了。 与沈约同时或稍后，南齐时有孙严著宋书六十五卷，王智深著宋纪三十卷，梁代有裴子野著宋略二十卷，王琰著宋春秋二十卷，鲍衡卿著宋春秋二十卷。但这些著作都已亡佚，关於刘宋一代的史书，比较完整的，现在就只有沈约的这部宋书。 沈约（公元四四一--五一三年），字休文，吴兴吴康（今浙江德清县西）人。他历仕三朝，宋时为尚书度支郎，齐代做到五兵尚书、国子祭酒，在齐梁政权交替之际，他力劝梁武帝萧衍代齐称帝，因而在梁朝被封为建昌侯，官至尚书左仆射、尚书令、领中书令。沈约的著作很多，但现在除了宋书一百卷和文集九卷外，其他如晋史、齐纪、梁高祖纪、宋文章志等，都已亡佚。 东汉末年以来所形成的门阀制度，到东晋南北朝时期得到了充分的发展。门阀士族拥有政治经济各方面的特权，他们大量兼併土地，广泛收罗「荫户」，用各种手段霸佔劳动力，极端残酷地剥削和压迫人民。他们以门第相誇，把持官位，所谓「贵仕素资，皆由门庆，平流进取，坐致公卿」（南齐书褚渊王俭传论）。梁武帝萧衍也极力支持士族，他在诏书中还特别提到了要纠正「冠履倒错，珪甑莫辨」的现象（梁书武帝纪）。沈约先世，本是吴兴士族，所谓「江东之豪，莫强周、沈」（晋书周处传附周札传）。沈约一门，在宋、齐、梁三代，也都仕宦显赫。梁萧统文选载沈约奏弹王源文，对於某些士族地主「婚宦失类」的情况大加抨击。因此，沈约在齐梁时期撰成的宋书，也就带有其时代和阶级的特点，它的一个突出内容，就是颂杨豪门士族，维护门阀制度。 譬如宋书列传中，有关地主阶级中代表人物高门士族的传，几乎佔了半数。仅就王、谢二族来说，宋书里王氏立传的达十五六人，谢氏立传的也近十人之多。像陈郡谢弘微，传中写他如何忙於经营谢氏产业，传末却又吹捧他为人「简而不失，淡而不流」。又如琅邪王微，传中只是连篇累牍收载他给友人的信，却说他「内怀耿介，峻节不可轻干」。这两个人因为都是高门士族，所以宋书都为他们立了「佳传」。宋书中对於士族中的人物，总说什么是「前代名家」，风度「简贵」，「风格高峻」，「世重清谈，士推素论」，等等。 但宋书仍有其一定的史料价值。史通书志篇说：「宋氏年唯五纪，地止江淮，书满百篇，号为繁富。」宋书百卷，记述六十年间的史事，保存了不少历史资料，尤其是它收载了当时人的许多奏议、书札和文章，可以从中看出那个时期社会、政治、经济的一些实际情况。如卷八十二周朗传载周朗上书，讲到赀调的为害，严重阻礙了当时生产力的发展。卷五十六孔琳之传、卷六十范泰传、卷六十六何尚之传所载关於改铸钱币的争议，反映了封建统治者如何在钱币改铸中加紧对人民的剥削。卷五十四羊玄保传兄子羊希附传，收载西阳王子尚上书，提到南朝初期农村两极化的发展，「富强者兼岭而佔，贫弱者樵苏无讬，至渔採之地，亦又如兹」。卷六十七谢灵运传载谢灵运的山居赋全文，提供了研究大地主庄园的材料。 从宋书的记载中，还可以看出那时的农民起义不但人数众多，而且地域很广，规模很大。如景平元年（公元四二三年），有富阳孙法光领导的起义（少帝纪、褚叔度传）。元嘉九年（公元四三二年），有广汉赵广领导的起义，人数有十多万人，起义军围困益州治所成都达数月之久（文帝纪、刘粹传弟道济附传）。另外，在元嘉初年，有淅川、丹川的少数族起义；到元嘉末年，荆、雍、豫三州的少数族人民，起义就更加频繁，参加的人数有发展到百余万人以上的（夷蛮传、张邵传、沈庆之传等）。这些记载虽然是极不充分，而且还是经过严重歪曲的，但终究为我们提供了研究当时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线索。此外，宋书的谢灵运传及传末的史论，谈到了魏晋以来文学的发展和演变，以及沈约自己关於诗歌声律的主张，是研究六朝文学批评史的重要资料。夷蛮传对於南朝前期我国和亚洲各国人民之间经济、文化的友好交往，也作了适当的叙述。 在宋书八志中，有些志是比较可取的，如律历志收了杨伟的景初历全文，以及何承天的元嘉历、祖冲之的大明历全文，这几种历法都是能够反映当时自然料学水平的著作。乐志保存了许多汉魏乐府诗篇。州郡志对南方地区自三国以来的地理沿革，以及东晋以来的侨置州郡分布情况，讲得比较详细。而且在每个州郡名下，都记载着户口数。这些户口数固然不尽准确可信，但多少使人得知当时南方人口分布的一个大概输廓。 宋书在长期流传过程中，有不少散失，到北宋时，竟有漏脱数叶或全卷的。据北宋末年人晃说之所说；「沈约宋书一百卷，嘉祐末诏馆阁校讐，始列学官。尚多残脱骈舛，或杂以李延寿南史。」（高山集卷十二读宋书）据前人的考订和我们整理过程中所考查到的，宋书卷四少帝纪有阙叶，为后人所补。卷四十六除到彦之传阙而未补外，其余都是后人用南史等书补足。卷六十二张敷传和卷五十九张畅传，补阙者没有通检全书，把南史张邵传后的张敷、张畅附传也一起钞录进去。这样就出现了宋书有两篇张敷传和两篇张畅传的情况。卷七十六朱脩之宗慤王玄谟传，原卷也有阙失，由后人採南史等书补入。又如在卷一百沈约自序中叙沈亮事，於「联事惟忝，忧同职同」下，各本都注「阙」字，於叙其父沈璞事，「璞有子曰」下也注「阙」字。叙沈伯玉事，「先帝在蕃」下也注「阙」字。书中类似的情况还有不少。
106.12 万字 | 2019-04-05 16:14更新
魏郑公即魏征，是唐初著名谏官，传其事迹者有敬播、刘祎之、张大业、王方庆等数家，多已失传，独方庆此书传世。此书编录魏征事迹，侧重其谏奏及与太宗的问对，列载129事，言简意赅。《四库全书总目》评此书史料价值云："于征谏争之语，摭录最详，司马光《通鉴》所记征事，多以是书为依据。其未经采录者，亦皆确实可信，足与正史相参证。"就魏征事迹而论，此书所载远多于两《唐书》本传、《通鉴》以及《贞观政要》，且常可考见被正史删略之处。其中有40事不见或少见于他书，更显出其独特的文献价值，如谏斩叱奴骘、谏于虢州采银、对周孔儒教商…
3.39 万字 | 2019-04-06 22:40更新
王粲的《英雄记》，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专门记载“英雄”的传记.该书全书已佚，存在书名讹误、材料真伪与具体写作时间等问题.据史料分析，其主体部分当写成于建安十三年（208年）九月，作者归曹前，反映了曹操统一北方以前汉末群雄割据时代最宽泛的“英雄”概念.
1.32 万字 | 2019-04-06 22:40更新
《三国遗事》是朝鲜古籍中的一部重要史书，作者为高丽王朝的佛教僧侣一然。 一然，1206年（高丽熙宗二年）六月十一日，生于庆州獐山县（今庆尚北道庆山郡）。本姓金，名见明，后更名一然，字晦然，法名普觉。一然9岁出家当了和尚，20岁时就以学业优秀而闻名遐迩。后在多座寺庙攻读禅经，招收诸多弟子。一然一生潜心钻研，精通诸子百家之说，著述甚丰，撰有佛教书籍百余种（均已失传）。76岁时，忠烈王赐予其冲照之号，被册封为国尊这一国家至高僧籍。1287年7月8日，一然谢世于庆北义兴麟角寺，享年84岁。 《三国遗事》的成书年代不确。据此书内容所载，最终年代为高丽忠烈王七年（1281）之事，此时距一然谢世仅有七年时间。所以，成书时间应该在这一时段，即1281-1287年之间。 《三国遗事》全书计五卷，分为王历、纪异、兴法、塔像、义解、神咒、感通、避隐、孝善共九个部分。除王历外，其余八个部分内含一百三十八个小节。 该书名曰“遗事”，就是说，它的编纂体例既不是传统的纪传体，也不是传统的编年体。从它的资料运用、编纂体系和叙述方法而言，具有明显的野史特征。 《三国遗事》固然不是一部通史，但却可以说是一部以反映朝鲜半岛三国时代历史为主的断代史。该书的内容上起古朝鲜的建国神话传说，主要内容则侧重反映了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的历史，甚至还涉及到高丽王朝中期的某些内容。透过该书，剔除其“怪力乱神”的荒诞色彩，我们可以了解到朝鲜半岛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各个侧面，特别是语言学、民俗学、历史地理学、宗教学及雕刻、建筑、美术等珍贵资料。 该书问世以后，贬斥非议之词颇多。18世纪的实学派著名历史学者安鼎福在《东史纲目》中说：“其书本为佛氏立教之源流而作，故间有年代之可考，而专事异端虚诞之说……噫，是书也，只是异流怪说。”（《东史纲目。凡例》）但是，他们也肯定该书把“箕子朝鲜”立为朝鲜族“正统”国家的起源，同时又简单地记述了檀君传说。应该说，朝鲜近代实学派学者们的观点，可谓客观公允。 1512年（明武宗正德七年），庆州府使李继福刊行了庆州版的《三国遗事》，史称正德本。近代以后，韩国、朝鲜、日本分别出版了多种版本。中国学者尚未出版过《三国遗事》。我们参照有代表性的几种版本，进行了比照校勘，并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重新做了标点、订误、存疑等项工作。 校勘工作由孙文范主持，马彦、刘炬、祝立业、韩忠富诸人参与其事。由于各种版本歧异甚多，加之校勘者功力有限，使得这一校勘本仍难免存在错误，祈请见谅。
11.21 万字 | 2019-04-06 22:47更新
连横的《台湾通史》，仿司马迁《史记》体例，时间从隋朝大业元年至清光绪21年（1895年），横跨1290年的历史时空，将包罗万象之内容纳入88篇之中。其突出的特点，一是典据精深，记述详明，因立足奠基台湾史，故史料编撰宁详勿略，宁取无弃。无论是旧籍疏略之岛内抚垦拓殖的情况、故纸未载之相逼而来的外交兵祸，还是岛内动植矿物等天然资源的种类及分布情况、稻米糖茶等诸种作物乃至食用方法，或据资料详细系统地载录下来，或依耳闻目睹据实列述，内容扎实，使《台湾通史》成为文献大宗。二是较以往修史注重兵、刑、礼、乐者，凸显“民贵”史观，对岛内民生之丰啬、民德之隆污，特别是攸关国民生计之官方奏疏一律详细载录，以供后人借鉴。三是对以往史书以“岛夷海寇”视之而一笔代过之郑成功驱逐荷兰殖民者以及其后率领大陆同胞迁台拓台的事迹给予重新矫正定位；对台湾人民介乎以卵击石、艰贞抵御日侮的历史详情，更是重笔彩墨，致意再三。四是全书既体现了台湾与祖国大陆在政治、经济、法律、典仪、文化、宗教等方面一脉相传的历史渊源，又突出了台湾的地方特色，安排有序，相得益彰。 全书内容起于隋大业元年，终于清光绪二十一年，时间横跨1290年，有纪四、志二十四、传六十。从最早到达台湾的开拓者，到清中后期抵抗日本侵略的志士将领，凡有关台湾的政治、军事、经济、物产、风俗、人物等等，均有论列。本书曾由作者于1920～1921年在台湾分三册出版，内地流传极少。商务印书馆于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曾将其重新出版，此后亦有重印，但读者现在也不易找到当时版本。
9.77 万字 | 2019-04-06 23:16更新
刘铭传——台湾第一巡抚，（1836-1896），字省三，号大潜山人，出生于安徽肥西县刘老圩一个世代耕织务农的农家。自幼托身陇亩，生活非常窘困。但为人刚毅任侠，耿介勇敢，平时喜欢耍枪弄棒，练就一身武艺。曾杀土豪、劫富户、捍法网，闯荡江湖，成为官府追捕的要犯。 清咸丰四年（1854），接受官府招安，在乡兴办团练。时太平天国运动正如火如荼地展开，刘铭传率团练与太平军对抗。1859年率团勇攻陷六安、驰援寿州，因功升千总。1862年，率练勇编入李鸿章的淮军，号称“铭字营”。在追随李鸿章、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的过程中，刘铭传因凶悍善战，战功显赫，很快由千总、都司、参将、副将提升为记名总兵，成为李鸿章麾下的一员大将。1865年因在山东镇压捻军而提升为直隶总督，并获得清廷三等轻车都尉世职及一等男爵的封赏。1868年，奉旨督办陕西军务，旋因积劳成疾，辞官回乡。 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已解甲归田，在乡间隐居多年的刘铭传愤然而起，准备重赴沙场，杀敌报国。清政府任命他为督办台湾事务大臣，筹备抗法，不久又授福建巡抚，加兵部尚书衔。刘铭传于1884年7月16日抵达基隆，第二天即巡视要塞炮台，检查军事设施，并增筑炮台、护营，加强台北防务。在他到达基隆的第15天，战争就爆发了。 1884-1885年的中法战争，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在越南北部及中越边境进行；第二阶段战火扩大到福建台湾沿海，有陆战和海战两个战场，尤以台湾陆战最为激烈。这是台湾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来一次规模最大、历时最久、战斗最为激烈的反抗殖民侵略的战争。在此之前，鸦片战争时期英国军舰对于台湾至多是骚扰牵制；日本因琉球船民被杀侵犯台湾，双方也并未正式接触。此次法军侵台，实属决心占据，事态的严重远非前两次可比，可以说，这是近代台湾真正的大保卫战。 1884年8月4日，法舰直逼基隆，法军远东舰队司令孤拔和副司令利士比派一副官上岸，要求守军“于明日上午八时以前将炮台交出”，守军置之不理。5日，法舰在利比士的指挥下齐向基隆炮台猛烈开火，摧毁了清军数处炮垒及营房，守军于死伤十余人后向内地撤退。法军登陆，占领基隆港，将港内各种设施和炮台尽行破坏。6日下午，法军陆战队向基隆市街搜索前进，并攻击附近高地。守军在刘铭传亲自统率下奋勇从各个方向进行反击，逐渐缩小包围圈。经过几小时的激战，法军伤亡100余人，狼狈逃回军舰，侵占基隆的计划破产了。 法军侵犯基隆首战即告失败，于是又向清政府提出新的和议条件，清政府再次拒绝。此时，法舰已有预谋地集中于福州马江，乘清军将吏相信“和谈大有进步”、丝毫不作准备之际，于23日下午发动突然袭击，把南洋水师所有战舰全部击沉，然后炮轰马尾造船厂和马江沿岸各炮台。从此，法军就牢牢地掌握了台湾海峡的制海权，得以随心所欲地全力侵台。 10月1日，孤拔率多名士兵在十余艘军舰百余门大炮的猛烈炮火掩护下再犯基隆。守军奋勇抵抗约两小时，伤亡百余人，最后被迫后撤。法军乘势登陆进攻，基隆港湾及周围阵地尽失，基隆市区告危。这时，法军在利士比的指挥下正进攻沪尾。刘铭传在得到大批法军猛攻沪尾，沪尾不断告急要求增援的消息后，考虑到台北府城是统帅部所在地，军资饷械集中于此，不可稍有疏虞。为保台北，沪尾重于基隆，于是决定撤离基隆，移师沪尾。法军占领基隆后，于8日又对沪尾发起进攻。利士比以战舰七艘轰击沪尾市街和各处据点，然后登陆，分几路前进。法军不惯于陆战，一进丛林，便失去了统一指挥，只得各自为战。这时，预先埋伏在各处的清军从北、东、南三个方向奋起截杀，锐不可挡。在短兵相战中，守军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展开近战，而法军却溃不成军，伤亡累累。到最后，法军弹药已罄，全线崩溃，只得奔向海滩，逃回舰上。在这场战斗中，法方自认死27名，伤49名；刘铭传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说：“我军阵亡哨官三员，死伤兵勇百余人，法军被斩首二十五级，枪杀三百余人。此外又俘获法兵十四名，枭首示众。”通过这次战役，法国人不得不承认：“淡水的败战突然发生，它一方面使我们看出中国兵力的强大，一方面使我们明白局势的危险。这次败战是难以补救的。”自此以后，法国舰队只能轮流在淡水河口对这个海港实施封锁，再没有能力发动进攻了。 10月11日，法国拟定新的和议条件，其中一条是法国占领基隆、淡水作为可以接受第三者调停的先决条件。由于淡水大捷，清政府断然拒绝这样的条件。为了挽救进攻受挫、和谈停顿的困境，法国侵略者宣布自10月23日起封锁台湾。法军的封锁使台湾对外贸易交通中断，生产停滞，粮饷支绌。但在这种情况下，全台军民同仇敌忾，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支援前线。许多大陆大小船只，不顾风浪和被截捕的危险，采取夜航、偷渡或在东南部海岸登陆等方式，突破法军封锁线，把3000名淮军、60门钢炮、9000支步枪、200万发弹药、40只鱼雷和10万两饷银安全运到台湾。沿海地方当局也纷纷“协饷馈械，南洋最多，北洋次之”。此外，云南广西两省军队也相机向安南边境的法军阵地进攻，以为牵制。在全国上下的大力支援下，台湾终于度过了法军封锁所引起的社会经济危机，使敌人的封锁计划完全破产。 法军自淡水惨败后，即集中注意力于基隆。从11月以来，双方冲突时断时续。1885年1月以后，战斗加剧。3月初，法军增兵大批到达，3日法军派出精锐1300余名猛扑月眉山，5日又出动2000名直攻戏台山。守军腹背受敌，抵挡不住，月眉山失守，退守基隆河南岸，河北地区悉为敌所占据。两军隔河对峙，直至战争结束。 法军多次进攻，用了不少气力，而始终局促于基隆港周围一隅之地，经常受到强大守军反攻的威胁。为了摆脱进退维谷的困境，法军于3月29日向澎湖发起进攻，31日占领澎湖岛。但与此同时，法军在镇南关大败，导致茹费理内阁倒台，中国占有了极其有利的形势。清政府决定“乘胜即收”，4月4日与法国签订停战协定。1885年6月9日，《中法合订越南条约》在天津正式签订，中国承认越南为法国的保护国，开放蒙自、龙州两地与法国通商，法军撤出基隆、澎湖，并撤销对于中国海面的封锁。在中国军民的英勇抵抗下，法国侵占台湾的战争以失败而告结束。刘铭传领导台湾军民顽强坚持战斗，苦战数月，为中法战争最终取得胜利作出了极大贡献。 接连不断的外国列强的窥伺和侵略，尤其是日本和法国的两次大规模侵台战争，使清政府逐渐认识到台湾是“南洋之枢纽”，“七省之藩篱”，加强建设、巩固海防已属刻不容缓。在此之前，1874年清政府已采纳沈葆桢建议，设立了福建巡抚冬春驻台，夏秋驻省的制度。在以后的具体实施中，由于福州、台湾远隔重洋，实则难以兼顾。中法战争，台湾成为一个重要的战场，战争暴露了清政府在军事上的突出弱点，尤其是海防的薄弱，这在战后成为清廷内部讨论的主要议题。在几经讨论后，1885年，清政府决定台湾正式建省，改福建巡抚为台湾巡抚，任命抗法有功的原福建巡抚刘铭传为第一任台湾巡抚。 台湾建省的提出及其实现，是19世纪70年代初至80年代初海疆危机的一再刺激下促成的，带有明显筹防御外的性质。自建省分治后，全面推行自强新政，加强海防，推动了台湾社会经济的发展，加速了台湾迈向近代化的步伐。首任巡抚刘铭传是清末洋务运动中比较具有时代眼光、革新思想和实干精神的杰出代表人物。在他任职巡抚的六年（1885-1890）中，对台湾的国防、行政、财政、生产、交通、教育，进行了广泛而大胆的改革，全面推进台湾的近代化进程，使台湾的面貌焕然一新。这次自强新政是清朝统治台湾200年中最重要、也是最后的一次改革，其主要内容如下： 巩固海防。刘铭传建议在台湾建立海军，清政府以“已有南北洋海军和经费短绌”为由不予采纳。刘铭传于1884-1885年先后购买南通、北达等几艘小船，供缉捕、运输兼通文报之用，并雇洋匠自造驳船一艘，用以运炮械、安置水雷。在台北建机器厂，自制枪弹，准备继建大机器厂制造炮弹，同时，设立军械所和火药局，他又聘德国技师重建基隆炮台，兴工加固安平、旗后、沪尾、妈宫、西屿、大城北诸炮台，配备强劲大炮，火力增强数倍。在基隆和沪尾设水雷局和水雷营，使水雷与炮台相资为用。此外，他还进行整军、练兵，防军全部改用洋枪，聘请外国教习，加强训练。在台北设总营务处，统辖全台军务。在他的大力整顿下，台湾防务已日见充实。 建设交通。刘铭传是近代中国大倡兴建铁路的第一人。在他推行新政时，制定了以“兴造铁路为网纽、辅之以电线邮政”的方针。1887年7月，台北成立“全台铁路商务总局”，聘英德两国人为工程师，着手修建铁路，前后历时六年完成了基隆至新竹全长106.7公里的铁路，成为中国人自办自建的第一条铁路。1886年台北设电报总局，架设水陆电线，全长700公里，大大改善了岛内外的电讯交通。1888年创立新的邮政制度，在台北设立邮政总局和各地支局，发行邮票。有南通、飞捷两船定期往来于台湾与大陆之间，邮路远至厦门、福州、广州、上海、香港等地。这是我国最早的自办邮政业务、比清政府成立的邮政官局早八年。 兴办新式企业。1887年台湾设立煤务局，采取官督商办方式，投资购买新式机器开采，日可产煤万余斤。但因管理不善，时有亏折，收回官办后仍无起色。刘铭传曾希望与英商合资开采煤矿，清政府以恐别生枝节为由驳斥不准。1886年在沪尾设立官办硫磺厂，用新法熬制获利甚多。1887年设立官办机器锯木厂，为铁路提供枕木。同年又设煤油局生产煤油。在台北设立警察，组织商人成立兴市公司，兴建商店。此外还装设电灯，开凿新式公共水井，购买第一架蒸汽碾路机，并设置了专管市内卫生的机构。 发展商务。1886年台湾设立商务局，先后向英、德购买威利、威定两艘旧轮作为商船。派李彤恩等到新加坡设立招商局（后改为通商局），通过向华侨招募股份购买轮船，设立轮船公司，航行于台湾与大陆各埠，远至新加坡、西贡、吕宋等地。1886年设立樟脑总局，实行专买制度，获利颇多。 抚番与垦荒。刘铭传的抚番政策为恩威并用，剿抚兼施。恩抚不从，方行威剿，威剿之后，仍归恩抚。如有官吏凌虐番民，汉人夺占番地，均予惩处禁止，绝不偏袒。番人劫杀居民，不听晓谕，则威之以兵。1885年首抚北路淡水东南马来番，为其定规约，命其遣子弟至城读书，雉发归化。生番地界，各归各业，不许军民侵占。 从1885年冬至1886年夏，半年之间招抚400余番社，归化7万余人。1887年春夏之间，后山抚218社，番丁5万余人，前山抚260余社，番丁3.8万余人，田园数十万亩。全台大定后，于是广招福建贫民扩垦，使番众与内地人民共处杂居，逐渐改变他们的习俗，同时改进他们的经济情况，使“耕织自精，货财自殖”。1886年5月设全台抚垦总局，以林维源为总办，南、北、东三路分设抚垦局及分局，并在各重要番区如大科莰、东势角、埔里社、苏澳、花莲等处，各立抚垦分局。局中有医生、教耕、教读等人员，开义塾，教番人童子读书。另外在台北特设番学堂，供给他们衣食，教以汉文、算术、官话、台语、起居礼仪，并常让他们与汉人接触以起潜移默化的作用。让他们消除疑忌，不以异类自居。为了抚番，刘铭传“三亲绝域，蒙瘴涉险，不骑而徒。彼其不知暇逸哉，其所志者远也”。这一切都有利于台湾社会的近代化发展。 整理财政。主要是田赋的清理。台湾田赋极其紊乱，在豪绅吏胥的包揽控制下，“强者有田无赋，弱者有赋无田”，“田去粮存”，求免无路。为了清除积弊，增加财政收入，1886年5月，刘铭传奏请实行清赋，由清赋总局进行会查保甲，清丈田亩，历时二年多，完成了清丈工作，田赋大量增加，年收入达67.4万余两，比原额增加49.1万余两。此外，在整顿税收方面也取得了巨大成绩。经过整顿后的茶税年增13万两，盐税增12万两，樟脑、硫磺增30万两，鸦片增40万两，加上其他各项收入，财政总收入从90万两激增至300万两，最高达到450万两。国防、交通诸项建设经费至是始有着落。清赋直接触犯了地主豪绅的利益，一时流言传 布，阻力极大，但刘铭传不为所动。 提倡新式教育。台湾发展需要一大批专门人才，刘铭传深知培养人才的重要性。1887年在台北大稻埕创立西学堂，聘请西人教习讲授英语、法语、数学、理化、测绘、历史、地理等课程，于西学余闲兼课中国经史文字，使内外通贯，培养通晓近代科学、善于对外交涉的人才。经过严格甄选，第一批招收学员64名，所有费用全部由政府供给，年支银1万余两。1890年又设电报学堂，招收西学堂和福建船政学校学生10名，学习电讯专门技术。并于1890年设立番学堂，为原住民培养骨干和通事人才。在刘铭传的积极倡导下，台湾教育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 增设府县。台湾土地面积3.6万平方公里，清初仅设一府三县，不久增为四县，统治所及限于西部沿海平原地带。后以土地日辟，人口倍增，于1875年增设了一府四县，共有两府八县，然仍不能满足实际需要。刘铭传就任台湾巡抚后，按建省规制，以彰化位于全岛中央，平原宽敞，定为省会，设首府曰台湾府，附郭首县曰台湾县；另划嘉义以东、彰化以南、方长约百余里之地为云林县，分新竹西南沿山新垦地带为苗栗县，升卑南厅为台东直隶州。在省会未建以前，以台北接近福州，先以台北为施政中心。于是全台共有三府、一直隶州、十二县、五厅，划疆分守，初具规模，奠定了今日台湾地方行政区划的基础。 刘铭传的改革涉及军事、行政、经济、文化各个领域，范围相当广泛。因为当时台湾正面临着帝国主义侵略的严重威胁，一切措施不得不首先从巩固国防出发，并始终以巩固国防为中心。为了巩固国防，就必须整顿军备，增强防卫能力；开拓土地，以保持岛内秩序的安定；发展交通，便利岛内各地及其与大陆的联络。为了巩固国防，就必须筹措大笔经费，办法之一就是清理田赋，在这方面，刘铭传做出了巨大的成绩；办法之二是倡办实业，发展生产，在这方面他刚开始不久就去职了。而为了巩固国防，发展交通，兴办新式工业，又必须培养大批科技人才和吸收外国先进经验，因而有西学堂和电报学堂的设立和外国技师的聘用。凡此种种，都可以说明，刘铭传的改革虽然发生在大陆洋务运动的后期，在许多做法上也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大陆洋务运动的影响，但和“重在防内，并无对外意图”的李鸿章之流所搞的洋务运动还是有差别的。刘铭传很注意吸收华侨和民间资本，他所兴办的铁路和煤矿都有商股参加，有些企业办不好就交给民办，这也和官办占压倒地位的某些洋务企业有所不同。他所创办的企业如铁路、邮政、电讯、航运等等，多数都卓有成效，不像大陆官办企业那样积弊重重，亏损日甚。刘铭传的眼光不仅仅以台湾为限，他还希望“以一岛基国之富强”，以台湾“一隅之设施为全国之范”，从这点看，也应该肯定他是晚清洋务运动中一个具有进步倾向的人物。 然而，刘铭传的改革是在当时已经腐烂透顶的清政府支配下进行的。在其推行过程中，他遇到了来自各方面的种种阻力。因此，尽管他很想有所作为，也做出了巨大的成绩，但还是有不少人对他进行掣肘、攻击与诬蔑，迫使他不得不于1891年告病辞官而去。继任的台湾巡抚邵友濂眼光短浅，思想僵化，尽废刘铭传新政，清代所实行的惟一有计划、有成效的改革就此夭折了。1896年，刘铭传在家病逝，清追封太子太保，谥壮肃，准建专祠。 有人说刘铭传“倡淮旅，练洋操，议铁路，建台省，实创中国未有之奇”，而其最伟大的成就，最值得后人景仰的事功则为“建台省”—— 建设一个近代化的台湾。
24.30 万字 | 2019-04-07 13:44更新
《后汉书》是纪传体的东汉（公元25年～公元220年）断代史著作，一百二十卷，分为纪十卷、传八十卷、志三十卷。其中的纪、传作者是南朝宋的范晔，志的作者是晋的司马彪，一般称为《续汉志》。 范晔，字蔚宗，顺阳（今河南淅川东南）人，生于公元398年，即晋安帝隆安二年，做过刘裕之子彭城王刘义康的参军，后升任尚书吏部郎。432年，宋文帝即元嘉九年，由于触犯刘义康，被贬为宣城太守。从此受到压制，便开始著书，但写完《后汉书》后，又卷入刘义康与宋文帝刘义隆之争，在元嘉二十二年被杀。司马彪，字绍统，晋宗室高阳王司马睦的长子，死于晋惠帝末年。 在范晔写《后汉书》之前，后汉史书已经有了很多种，从东汉的明帝到灵帝，经过班固、刘珍、伏无忌和蔡邕等几代人的努力，写就纪传体的《东观汉记》，主要记载光武帝到灵帝之间的东汉历史。后来，吴谢承、晋薛莹、司马彪和刘义庆等人都有著作面世。有了前人的成就，范晔便参考各家内容，融会贯通，写成《后汉书》。范晔原来想学习《汉书》，写成十志，因为被害而未如愿。由于范晔的著作叙事简明扼要，内容全面，所以其成就超过了前人，受到后世的重视。 《后汉书》纪、传的编次和《汉书》有不少区别，纪的最后一篇是《皇后纪》，相当于《汉书。外戚传》。皇后从传入纪，就是来自华晔的《后汉书》。此外，在《汉书》以外还创立了七篇类传，有《党锢传》、《宦者传》、《文苑传》、《独行传》、《方术传》、《逸民传》、《烈女传》，这些都是根据东汉现实、与风俗所写，有的类传成为后来人们学习的楷模。 在《汉书》中有《百官公卿表》，内容是西汉的职官制度，司马彪将“表”成为“志”，创立了《百官志》，记述东汉的职官制度。但该书的志中没有《食货志》，是一大漏洞，其内容在《晋书。食货志》里有了补充，介绍了此时期的经济状况。 现存最早的《后汉书》刻本是南宋时期的绍兴本，残缺五卷。后来商务印书馆加以影印，收进百衲本《二十四史》，缺的五卷用其他残本补充。1965年中华书局出版标点校本，以商务印书馆影印的南宋绍兴本为底本，校参考其他版本加以校正，同时吸取前人研究、校勘成果，参考价值较高。
91.32 万字 | 2019-04-05 15:29更新
刘餗隋唐嘉话，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都没有着录。南宋陈振孙直齐书录解题在小说家类里着录了隋唐嘉话一卷，刘餗撰。宋史艺文志也有隋唐嘉话一卷，列在刘餗的传记和小说之间。现存的顾氏文房小说本，据宋版重雕，书中贞字、构字等选缺笔，分上中下三卷。又有稽古堂丛刻本，与顾氏本基本相同，似出一源。还在历代小史本和唐人说荟等本，不分卷，条目较少。
1.66 万字 | 2019-04-06 20:39更新
《律条公案》，全称《新刻海若汤先生汇集古今律条公案》。全书正文七卷，卷首一卷，共四十六则。上图下文，文半叶十行，行二十字。卷七前题“金陵陈玉秀选校 书林师俭堂梓行”，卷七后题“书林萧少衢梓行”，以此观之，萧少衢当是师俭堂主人。“海若”为明代著名戏曲家汤显祖之号，撰者署汤显祖显是伪托，可知是在汤显祖创作《牡丹亭》后，文名远播，故撰者以此招徕。书中正文七卷，共分十四类案件，分别为谋害类、强奸类、奸情类、强盗类、窃盗类、淫僧类、除精类、除害类、婚姻类、妒杀类、谋产类、混争类、拐带类、节孝类。但每卷或一类、或两类、或三五类不等，亦无规律，大抵以故事长短多少划分。现存版本缺第二卷“强奸类”四则故事，仅存则目，即：《赵代巡断问奸杀贞妇》、《陈代巡断问强奸杀死》、《杨县尹断问强奸返害》、《刘太府断问强奸寡妇》。类中又分则，每类中则数亦不相等，正文共计四十六则。卷首一卷所载均为法律案文，与小说内容无关，但可见白话公案小说发展初期作者之观念，在同类小说中可谓绝无仅有，今附于正文之后。此外，附录中“杖刑”、“杂犯”罚银数额，疑有误，未便擅改，姑存疑。每则故事大多有叙述、有状词、有诉词、有判词、有撰者按语五部分内容，与明代其它公案小说大同小异。至于作品内容，与《详刑公案》、《详情公案》、《海刚峰先生居官公案》诸书互有出入，可见是辗转稗贩，殊少创作。主旨不外歌颂清官善断，造福百姓，客观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除个别案件曲折复杂，饶有情致外，大多借助动刑和异兆破案，缺少深入细致的调查，使作品本身缺乏艺术性。
9.29 万字 | 2019-04-06 22:47更新
《续资治通鉴长编》是了解和研究北宋历史最基本的史籍之一。 作者李焘是1143年开始《续资治通鉴长编》的搜集编撰工作的，历时四十年，于宋孝宗淳熙十年（1183年）完稿。《续资治通鉴长编》全书连正文总计一千零六十三卷，六百八十七册。其中《续资治通鉴长编》九百八十卷，六百零四册；《举要》六十八卷；《总目》五卷；《修换事目》十卷。《续资治通鉴长编》一书受到宋孝宗的高度重视，诏令依《资治通鉴》纸样及字样大小缮写《续通鉴长编》一部，将李焘衔位于卷首依司马光衔位书写，取得了与《资治通鉴》同等规格的待遇。因其为宋刻本，所以较多地保留了原貌，具有文物及版本两方面的价值。《续资治通鉴长编》完成以后，除缮写本藏于秘书省之外，还有刻本流传。其中除了流传的七朝本《续资治通鉴长编》外，现在国内外还保存三部宋刻五朝本《续资治通鉴长编》。辽宁省图书馆的藏本就是其中之一。其为每半叶十三行，每行二十三字。原本为一百零八卷，篇幅多者卷下再分子卷，以子卷计则为一百七十五卷。全书仅缺七五、七六两卷及八〇、八二两卷各一叶。书中钤有“八征受命之宝”、“五福五代堂宝”、“太上皇帝之宝”、“乾隆御览之宝”、“天禄琳琅”、“天禄继鉴”等印记，又有“季振宜字诜兮号沧苇”、“御史振宜之印”等藏书印。结合文献记载，可知这是徐乾学购自泰兴季振宜，并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献于朝廷，藏于宫中的那一部。
678.69 万字 | 2019-04-06 13:05更新
《读通鉴论》是明末清初进步思想家、史学家王夫之晚年的历史评论性著作。 王夫之１６１９—１６９２，字西农，号姜斋，又因晚年长期居于湘西蒸左石船山，故称船山，湖南衡阳人。王夫之自幼从学于父兄，聪敏好学，博览群书，十四岁即考入衡阳县学，成为秀才，但继续科举仕进的梦想在农民大起义的冲击下破灭。王夫之目睹明末的腐朽统治和东北满族贵族势力的不断扩张，与许多有识之士一样感到危机日深，主张改革弊政。他十分关注国家社会政治时局，格外用心研究历史。王夫之壮年时，明清两朝交替，他曾积极参加抗清斗争，经受过坎坷的政治流亡生活的考验和锻炼，同时有机会广泛接触社会，使他的进步思想趋于成熟。迫于抗清形势逆转，王夫之遁迹林泉，近四十幽居穷乡僻壤，荒山野岭，苦其心志，联系社会现实，总结历史经验，以全部精力从事著述，力图回答时代所提出的各种问题，寻找挽救危局的革新之路。王夫之的著作涉及哲学、政治、历史、文学各方面，多达百余种。 《读通鉴论》是王夫之晚年系统的史论代表作之一。作者认真研读了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结合当时的社会政治现实，总结历史经验，有感而发，随事阐述自己的见解、主张和思想认识。对历史上的治乱兴衰作了多方面的评论。全书约六十余万字，按朝代分为三十卷，卷末又附有《叙论》，没有篇题。 全书内容丰富，集中表现了作者发展进化的历史观。他痕恨明王朝的腐败政治，主张改革；反对分裂，主张国家统一，反对民族压迫；还以朴素的唯物主义对宋明以来的唯心主义道学进行了批判。作者有意识地把评史与论政治结合起来。他认为“读古人之书”必须“揣当今之争”，才能“为治之资”。因此王夫之的史论著作不仅贯穿着他的史学思想理论，也渗透了他的政治思想理论。 在对宋、明理学家厚古薄今，推崇“三代盛世”，妄称三代以下“人欲横流”、主张“法先王”的复古倒退思想进行批判时，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指出唐虞以前完全处于未开化的野蛮状态，而三代则是“国少而君多……暴君横取”，人民“秸面鸠刑，衣能结而食草木”，社会落后生活艰苦，根本也不是值得向往的盛世《读通鉴论》卷二十。“世益降，物益备”《读通鉴论》卷十九，随着历史的发展，物质生活才日益丰富起来，历史是不断发展进步的，古代的办法是治理古代天下的，不一定能通用于今天，没有一成不变的制度法令和治国之道，必须“趋时更新”，“事随势迁而法必变”。 在对历史发展的认识上，《读通鉴论》指出“生有生之理，死有死之理，治有治之理，乱有乱之理，存有存之理，亡有亡之理。天者，理也，其命，理之流行者也……。违生之理，浅者以病，深者以死。人不自知而自取之，而自昧之……夫国家之治乱存亡，亦如此而己矣。”卷二十四国家的治乱存亡与人的生死寿夭一样都有自己的规律，并且一定程度上是可以被人所认识和掌握的。基于这种思想认识，作者认为秦始皇废除分封行郡县，是历史进步和历史发展趋势的必然结果，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秦代以下，郡县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合古今上下皆安之，势之所趋，岂非理而能然哉？”卷一，被分封行郡县变革的成功是顺应了“势之所趋”，符合“理”——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结果。作者还进一步带证地指出“秦以私天下之心而罢侯置守，而天假其私而行其大公”卷一，秦始皇是出于“私天下”的动机而实行郡县制的，而历史规律的必然性又恰恰是通过秦始皇主观动机这一偶然性体现出来的。 此外《读通鉴论》一书在分析评论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时，多有独到见解和中肯意见，又能一一例举，但也有其局限，作者同情农民的疾苦，痛恨反动统治的腐败，主张改革，但其认识还局限于对原有制度的改良，没有认识到从根本上改变封建制度的必要。 《读通鉴论》一书可选读中华书局１９７５年印行的单行本。该校本以１９６５年金陵刊刻的“船山遗书”为底本，又根据两个抄书的校记作了校补改正，并将抄本多于刻本的五论及清人刘巍崧的校勘记，对史实作的若干订正都附于有关各论之后，供作参考。还可选读岳麓书社新山版的《王船山全集》本。
58.57 万字 | 2019-04-06 20:47更新
《晏子春秋》是记载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年～公元前476年）齐国政治家晏婴言行的一种历史典籍，用史料和民间传说汇编而成，书中记载了很多晏婴劝告君主勤政，不要贪图享乐，以及爱护百姓、任用贤能和虚心纳谏的事例，成为后世人学习的榜样。晏婴自身也是非常节俭，备受后世统治者崇敬。 书中有很多生动的情节，表现出晏婴的聪明和机敏，如“晏子使楚”等就在民间广泛流传。通过具体事例，书中还论证了“和”和“同”两个概念。晏婴认为对君主的附和是“同”，应该批评。而敢于向君主提出建议，补充君主不足的才是真正的“和”，才是值得提倡的行为。这种富有辩证法思想的论述在中国哲学史上成为一大亮点。 《晏子春秋》经过刘向的整理，共有内、外八篇，二百一十五章。注释书籍有清末苏舆的《晏子春秋校注》、张纯一《晏子春秋校注》，近代有吴则虞《晏子春秋集释》，参考价值较高。 近代吴则虞编纂的《晏子春秋集释》对《晏子春秋》做了较为详尽的注释，是目前最好的注本，参考价值较高。 吴则虞，当代哲学史家，历史学家.版本学家，安徽泾县人。1913年生，师从章太炎，在章太炎的指导下，精研古籍，攻读音韵.文字.训诂诸学，造诣很深。曾任南岳师范学院.重庆师女子范学院教授。解放后，历任西南师范学院教授，中文系主任，1957年调入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工作，并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中央党校讲授中国哲学史，文字学，校勘学等课程。他喜爱收藏古今书籍，长期从事中国哲学史，中国历史，中国藏书史，古籍校勘整理的教学和研究，主要著作有：《中国工具书使用法》《版本校勘学通论》《版本通论》《晏子春秋集释》《晋书校勘记》《清真词校记》《稼轩词选注》《续藏书记事诗》等。
13.38 万字 | 2019-04-06 22:39更新
《万历野获编》为明人笔记。三十卷，又有补遗四卷。明代沈德符撰。沈德符（1578—1642）字景倩，又字虎臣、景伯，明浙江秀水（今嘉兴）人，万历四十六年（1618）中举人。他的祖父、父亲都是科举出身，曾任职监司词林，他自幼生长于北京，曾得以在国子监读书。据说他聪敏好学，每天都要读一寸厚的书籍。他的著作除本书外，还有《清权堂集》、《敝帚轩剩语》三卷、《顾曲杂言》一卷、《飞凫语略》一卷，《秦玺始末》一卷。由于家庭的原因，得以同当时的许多士大夫、故家遗老，朝廷显贵，功勋之臣及皇亲国戚有较多的交往，熟悉朝廷事务及许多宫庭内幕。尤其对时事和朝章典故十分了解和熟悉。仕途无望后，作者回到家乡秀水，开始凭记忆断断续续地写作旧事，依照欧阳修《归田录》的体例，记录在京城的所见所闻。万历三十四年到三十五年间写成了三十卷，由于书中所记载的多半是万历年间的事，加之作者功名不就仅是个秀才，寓“野之所获”的意思，把这本书取名为《万历野获录》。万历四十六年又编成《续编》十二卷，与前三十卷合为一书。最初的刻本是明朝的大字刻本，每卷自起止，没有分类。流传并不广泛。到了康熙二十五年，桐乡人钱枋因为它不便查阅，就依据朱彝尊的旧钞本，分类编排为三十卷，四十八门，另有《补遗》四卷。三十卷或以官，或以人，或以事，或以物，或以地域等，分类编排，用木活字刊刻发行。四十八门为列朝、宫闱、宗藩、公主、勋戚、内监、内阁、词林、吏部、户部、河漕、礼部、科场、兵部、刑部、工部、台省、言事、京职、历法、禁卫、佞幸、督抚、司道、府县、士人、山人、妇女、妓女、畿辅、外郡、风俗、技艺、评论、著述、词曲、玩具、谐谑、嗤鄙、释道、神仙、果报、征梦、鬼怪、礻几祥、叛贼、土司、外国。其中列朝、内阁、词林、礼部所占分量较重。但是，这个刻本有许多条目被遗漏了。到了康熙三十八年，沈德符的第五世孙沈振，依据这个本子，又汇聚收集诸家藏本，一共搜集到二百三十余条，编成了八卷。后来，又根据钱枋的体例，把它编成四卷，附在书后。整本书经过后人一再加工，再也看不出原书的本来面目了。未分类的刻本已经很难见到了，现存的有道光年间钱塘人姚祖恩扶荔山房的，依据钱氏例编为四卷附刻于三十卷后的重刻本。今天流行的本子是1958年北京中华书局根据姚氏刻本出版的铅印标点本。该书的记述起于明初，迄于万历末年，包括明代典章制度、人物事件、典故遗闻、阶级斗争、统治阶级内部纷争、民族关系、对外关系、山川风物、经史子集、工艺技术、释道宗教、神仙鬼怪等诸多方面，尤详于明朝的典章制度和典故遗闻。书中所记大都博求本末，收其是而芟其伪，常者固加详、而异者不加略，内容详实，尤其是世宗、神宗两朝的掌故，最为详赡，在明代笔记中称得上是上乘之作，是研究有明一代历史的重要史料。书中所记载的都是作者耳闻目睹的亲身经历，所以叙述有些史事较《明史》更为详细，可以补充正史中的缺失错误。书中内容十分丰富，从钱枋所分的四十八门中，可以概见。在人物方面，涉及到皇帝后妃、宗室勋亲、大监佞亻幸，内外朝臣、文人士女，山林隐逸、和尚道人。在记事方面，不仅有朝章典故、风土人情，也有文人雅轶、琐闻遗事等等不一而足。例如记述嘉靖年间张桂之的横行霸道，霍文敏的阴险忌恨，徐文征的献媚取宠，汪荣和、汪钅宏的邪谄；隆庆年间高文襄的骄纵恣肆；万历年间给事中王元翰的贪戾，以及废辽府、勘楚狱二事，玩翰的贪婪凶恨都有详细完备的叙述。清代编修《明史》，有不少传中所载的事实，其来源皆出于此书。该书的取材也十分广泛。在书的自序中，作者说：“余生长京邸，孩时即闻朝家诗，家庭间又窃聆父祖绪言，因喜诵说之。比成童，适先人弃养，复从乡邦先达剽窃一二雅谈，或从陇亩老农，谈说先辈典型及琐言剩语，娓娓忘倦。”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收集素材的渠道不仅来源于祖父、父亲的日常言谈，来源与家庭相交往的朋友，而且还从家乡的老人甚至陇亩老农那里收集素材。所以，此书对正史少叙或不叙的社会见闻、民间情状，大小统治者的卑劣行状都有较多的记述。书中描述世风日下，邪谄滔天的情况非常具体，比如“为搏严土藩欢笑，光录寺少卿白肇常至以粉墨涂面”；“江陵公卧病邸第，大小臣工莫不公醮私醮，竭诚祈祷。御史朱琏暑月马上首顶香炉，暴赤日中，行部畿内，以祷祝奉斋。”书中还提供了嘉靖、万历时期上至皇帝、首辅，下至按院、和尚、塾师、士兵淫风甚盛的普遍情况。成为研究当时出现的《金瓶梅》等小说、《东郭记》等戏剧的可贵的旁证资料。另外，书中关于道释荣耀，妖妄之说盛行也有详细记载。这些材料对于研究明代中叶以后神魔小说大量出现的原因也提供了背景材料。作者对历史事件、人物的评价议论，也都较为公允、客观，并不片面。例如记述名列正史奸臣传的严嵩，即写了他贪残横恣的劣迹，也写了他在家乡做好事，受到乡人的拥戴。而记述享有刚正盛誉的海瑞被弹劾之事，也写出他不识时务，不近人情的一面。作者在书中还对民歌、戏典、小说的演变及其创作的情况有一些记载和议论，也大多比较中肯稳妥。论述了民歌从宣德、成化年间的“锁南枝”、“傍妆台”、“山坡羊”三只盛行于中原的曲目，到嘉靖时流行的“闹五更”、“寄生草”、“罗江怒”、“哭皇天”、“乾荷叶”、“粉红莲”、“桐城歌”、“银纽丝”等，到万历时出现的“打枣儿”、“挂枝儿”的发展过程，提供了明代民歌发展的重要依据。此书对于所记事件的考证也十分切事，足以征信。例如第十三卷记载了明朝官员佩戴牙牌的情况：“唐宋士人腰带之外，又悬鱼袋，为金为银，以别等威。本朝在京朝士，俱佩牙牌，然大小臣僚皆一色，惟刻官号别耳。如公、侯伯为‘勋’字号，驸马则为‘亲’字号，文臣则为‘文’字号，武臣则‘武’字号，伶官则‘乐’字号，惟内臣又别为式。其后工匠等官，虽非朝参官员，以出入内廷，难以稽考，乃制‘官’字号牌与之。”后代对该书的评价很高，李慈铭在《爱礼庐日记》中集里说：“综核有明一代朝章国故及先辈佚事，议论平允，而考证切实，远出《笔生》、《国榷》、《孤树哀谈》、《双槐岁抄》诸书之上。考明事者以此为渊数焉”。
61.83 万字 | 2019-04-06 22:48更新
《佛国记》，又称《高僧法显传》、《法显传》、《高僧传》、《历游天竺记传》。一卷。东晋僧法显记。 法显大师，平阳武阳（山西）人，俗姓龚，因慨叹律藏残缺，乃与慧景、道整、慧应、慧嵬等，于弘始二年（《梁高僧传》作隆安三年）离长安，度沙河，越□岭，往天竺求法，时年六十顷。经长安、敦煌、于阗到中印度，于遍历佛迹后，三年学于华氏城，二年学于恒河下游加尔各答附近，后至锡兰二年，其间所学，有律、《长阿含》、《杂阿含》、《涅槃经》等。最后经由苏门答腊，于义熙九年（413）归国，携回大量梵本佛经。前后十余年，历经干归、褥檀、炖煌、鄯鄯、乌夷、于阗、子合、竭叉、陀历、乌长、宿呵多、揵陀卫、竺刹尸罗、弗楼沙、那竭、罗夷、跋那、毘荼、摩头罗、僧迦施、沙只、抱萨罗、蓝莫、毘舍离、摩竭提、迦尸、拘睒弥、达嚫、瞻波、摩梨帝、师子、耶婆提等三十余国。 归国后，于道场寺与佛驮跋陀罗合译《摩诃僧只律》、《大般泥洹经》、《杂藏经》、《杂阿毘昙心论》，示寂于荆州辛寺。 本书是法显大师自记经西域至印度诸国求法的经过历程，为我国僧侣西行印度求法记传中，现存最古的典籍。与唐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义净的《南海寄归内法传》，同为中古历史、地理的重要史料。
1.62 万字 | 2019-04-06 23:17更新
《唐会要》一百卷，宋王溥撰。《唐会要》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断代典制体史籍，它取材于唐代的实录文案，分门别类地具体记载了唐朝各种典及其沿革，保存了《 新唐书 》、《 旧唐书 》未载的史实，为研究唐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的情况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向来为唐代文学、历史的研究者所重视。作者简介： 王溥，字齐物，并州祁县人(今山西省祁县)。一代后汉干佑年间举进士第一，历任后汉、后周，官中书舍人、翰林学士、右仆射。入宋后，进司空、同平章事，监修国史。宋史卷二四九有传。王溥是五代、宋初时期的著名学者，除唐会要外，尚着有五代会要三十卷，文集二十卷(今佚)。
99.92 万字 | 2019-04-07 13:43更新
右《大业拾遗记》者：上元县，南朝故都。梁建瓦棺寺阁，阁南隅有双阁。闭之忘记岁月。会昌中诏拆浮图，因开之，得笋笔千余。头中藏书一帙，虽皆随手靡书，而文字可纪者乃隋书遗稿也。中有生白藤纸数幅，题《南部烟花录》，僧志彻得之。及焚，释氏群经僧人惜其香轴，争取纸尾，拆去视轴，皆有鲁郡文忠颜公名，题云手写是录即前之笋笔，可不举而知也。志彻得录前事，及取隋书校之，多隐文，特有符会而事颇简脱。岂不以国初将相争，以王道辅政，颜公不欲华靡前迹，因而削乎。今尧风已还，得车斯驾。独惜斯文湮没，不得为词人才子谈柄。故编云《大业拾遗记》本文缺落凡十七八，悉而补之矣。
0.33 万字 | 2019-04-06 20:43更新
《水经注》是中国古代的地理名著，作者是北魏（公元386年～公元534年）的郦道元。三国时的桑钦写了《水经》一书，郦道元作注，得名《水经注》。原有四十卷，北宋（公元960年～公元1127年）初年已经散失五卷，后人将三十五卷分开，补足四十卷。郦道元（公元469年？～公元527年），字善长，范阳涿县（今属中国中部河北）人。在北魏宣武帝、孝明帝两朝为官，先后任冀州刺史的长史、鲁阳太守、东荆州刺史、河南尹，后任御史中尉。不论在地方还是中央，他为政都以严厉出名。后来，雍州刺史萧宝夤图谋叛乱，嫉恨郦道元的大臣阴险地上奏，推荐他进行安抚。萧宝夤害怕他来后于己不利，派兵将郦道元杀害。 郦道元博学广识，足迹遍及长城以南，秦岭和淮河以北，书中的很多材料是他实际调查取得的。在《水经》里只记载了水道一百三十七条，而郦道元的注竟达一千二百五十二条之多，注文有三十万字，比经文也增多了二十倍。 此书以水道为纲，同时记述流经地区的山陵、湖泊、郡县、城池、关塞、名胜，还有土壤、植被、气候、水文和社会经济、民俗风习等，历史故事也在其中详细记载。他还记录了水利设施约三十处，对很多伟大工程表示了敬意。对于从书本或实际调查均无法弄清楚的问题，他也如实记述，如“未知所从”、“非所详也”。 《水经注》对于中国地理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中国和世界地理学史上都有重要地位。《水经注》中山川景物的描写，还被作为文学作品受到后人高度评价。书中的缺点也有：他因为是北朝人，所以南方水系的记录有些简单，其中还有些差错。
38.36 万字 | 2019-04-06 23:16更新
《文献通考》是马端临以毕生精力完成的一部记载上古到宋宁宗时的典章制度沿革的文化通史。他从咸淳九年（1273）开始准备，至元二十七年（1290）开始纂写，直至元英宗至治二年（1322）始告竣。全书包括二十四门，三百四十八卷。其中田赋、钱币、户口、职役、征榷、市籴、土贡、国用、选举、学校、职官、郊社、宗庙、王礼、乐、兵、刑、舆地、四裔，凡十九门。因唐代杜佑编纂的《通典》，迄于天宝。天宝以前的内容，端临就《通典》已有的材料加以补充；天宝以后至宋嘉定之末，则另行续写。其余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等五门，为《通典》所无，全部是端临搜集新材料写成的。端临编纂《文献通考》的目的，是为了弥补《通典》的不足。他认为“杜书纲领宏大，考订该洽，固无以议为”。但“时有今古，述有详略，则夫节目之间，未为明备，而去取之际，颇欠精审，不无遗憾”。因此，他以严肃的态度另行撰写。“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以历代会要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凡论事，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至名流之燕谈稗官之记录，凡一语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如果“载之史传之纪录而可疑，稽诸先儒之论辩而未当者”，他就“研精覃思”，“窃以己意而附其后”，这样，他就完成了一部既有翔实丰富的史料又有深思独到的观点的史学名著。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详于政治而略于文物典章制度，端临的《文献通考》可与《通鉴》相配合；使我们对上下数千年的政治情况和社会制度有个全面的认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其：“条分缕析，使稽古可以案类而考。又其所载宋制特详，多《宋史》各志所未备。案语亦多能贯串古今，折衷至当，虽稍逊《通典》之简严，而详赡实为过之。”近代学者治史，大多取材于此书。 《文献通考》是一部煌煌巨制，部门广，内容多，竟成于马端临一人之手，其学问之广，功夫之深，令人赞叹。 《通考》以后，出现了不少续作，有明王圻的《续文献通考》二百五十四卷；清朱奇龄《续文献通考补》十册四十八卷；清乾隆时敕撰《续文献通考》二百五十二卷；近人刘锦藻《清续文献通考》等，可见《文献通考》影响之大。
499.18 万字 | 2019-04-06 20:39更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