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尉缭子》，中国古代著名兵书，北宋神宗元丰年间被列《武经七书》之一，为武学科举必读的兵学教材。关于该书的真伪、作者、成书年代和书的归类，历来争议颇多，至到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尉缭子》残简后，才充分证明其并非伪书。对于它的作者和成书年代，一说为梁惠王时期尉缭所著，故成书于战国中期。另一说为秦始皇时期尉缭所著，故成书于战国晚期。一般认为前一种说法较为可信。 《尉缭子》最早著录于《汉书。艺文志》，书中杂家类著录《尉缭》29篇，兵形势家类著录《尉缭》31篇。一般认为，今本《尉缭子》属于《汉志》杂家类，而不属于兵形势家类。 今存《尉缭子》共5卷24篇，版本主要有银雀山竹简本、《群书治要》本、《太平御览》本、《武经七书》本等。本电子版以《续古逸丛书》影宋《五经七书》为底本，对底本上明显的错、衍、脱、误之处，则参照银雀山竹简本、《群书治要》、《太平御览》、《五经七书讲义》、《五经七书汇解》、《五经七书直解》等进行校改，底本错讹用（）表示，校正的文字用[]表示。
1.26 万字 | 2019-04-07 21:15更新
帝范，唐朝李世民撰。此书系唐太宗李世民自撰的论述人君之道的一部政治文献，他在赐予子女时云，再三叮嘱，作为遗训："饬躬阐政之道，皆在其中，朕一旦不讳，更无所言。"书成于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全书12篇，分上、下两卷。言简意赅，论证有据，凡"帝王之细，安危兴废，咸在兹焉。"原书有贾行注与韦公肃注，均佚。本文宋时亦佚为6篇。今本系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文下有注，疑为元人文字。此书《四库全书总目》已著录，并刊聚珍版传世。按虞世南《至德论》称《金镜帝范》，已收入《全唐文》中，即为此书。日本传本有大正四年（1915年）三色印本，有贾行注。==============================================================================跋 宋钢、修远二君，以其所精心整理之《帝范》四卷见示，且嘱为之跋。伏而读之，获益匪浅，慨然想见唐宗之为英主，而于贞观之盛世，亦不禁为之神往焉。书中所言，乃兴亡治乱之伟业，安邦定国之鸿谟，不仅为帝王之法式，于今人亦当多有镜鉴。其可贵之处，价值之大，正在于此；宋钢、修远二君之孜孜矻矻而务之者，亦在于此。 据《四库全书。帝范提要》，知《帝范》于唐时已有贾行与韦公肃二注，元人又因旧注而补之，《四库全书》编纂者亦加有按语。此等旧注，词虽烦赘，而援引详洽，足资参考。整理者依其原样，一并置于正文之后，加括号以别之。对正文及旧注，加新式标点，于理解文意，颇有助益。另有整理者之分段译述与篇后释评，侃侃而谈，新意时见，偶涉今世，辄露峥嵘。历史与文学结合，政事与学术交融，慧心锦毫，启人良多。 愚以独处僻远，孤陋寡闻，耳目所及，除四库本外，尚未见别种《帝范》整理本。然则，此书之出版，学界能不为之鼓呼！ 尚有一事，需作交代。前人早已指出，《四库全书》校刻欠精，脱误时见。即如《帝范》一书，序文“元圭赐夏禹之功”，旧注引《尚书。禹贡》曰：“水之功，尽加于四海”，原文实为“治水之功..”《纳谏》“折槛怀疏”，旧注引《汉书。朱云传》曰：“摄齐登堂”，原文实为“摄登堂”。《去谗》“宋有伊戾之祸”，旧注引《左传》曰：“至，则歃”，原文实为“至，则欿”。等等，不一而足，对此，整理者径改之而不疑。然而，古人著述，引文多不规范；今人整理，似无一一复原之必要。故整理此书，于旧注之引文，虽亦时见罅漏，但凡不至令人错会其意者，便一仍其旧，不予改动。此种处置，较为允当；究竟怎样，容有异议。 愚实不敏，而碌碌少暇。承命作跋，遂杂书所感，以塞责耳。 王志民1998年11月
13.87 万字 | 2019-04-07 14:13更新
王通，字仲淹，生干隋文帝开皇四年（ 584年），卒于隋炀帝大业十三年（ 617年）。隋河东郡龙门县通化镇（今山西省万荣县通化乡）人。是隋代山西的一位私人教育家，死后，门弟子私谥为“文中子”。 王通好自求名，模仿孔子作《续六经》，在河汾讲学时，便以“王孔子”自诩。这样一个华而不实的人，他的《续六经》自然不会有什么学术价值，所以在唐代就大多散失无存了。今存《元经》一书，题王通撰，薛收传，阮逸注，实出于伪造，前入辨之已明。 今天研究王通的思想，主要依靠《中说》一书。《中说》一书，有人疑其为伪作，但大多数学者认为，此书虽非王通所作，但其原本是王通门弟子姚义、薛收汇编而成的，大体上是弟子们对其师言行的回忆和追录。不过，此书到了王通之子王福寺手里后，福寺对其重新分类编排，在这个过程中，加进了许多吹嘘王通的不实之词，以至后人疑其为伪作。其实，《中说》还是有一定价值的，朱熹就讲过：“《中说》一书如子弟记他言行，也煞有好处。虽云其中是后人假托，不会假得许多，须具有个人坯模，如此方装点得成。”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 《中说》所反映的王通思想，还是有许多可贵之处的。王通在政治上，以恢复王道政治为目标，倡导实行“仁政”，主张“三教合一”，基本上是符合时代潮流的，有进步性；在哲学上，王通致力于探究“天人之事”，围绕“天人”关系这个核心，阐述了他关于自然观、发展现、认识论和历史观等方面的思想，表现了朴素唯物主义的倾向和主变思想，在文学上，王通论文主理，论诗主政教之用，论文辞主约、达、典、则，主张改革文风。这些都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4.12 万字 | 2019-04-07 14:13更新
曹丕（187-226），字子桓，沛国谯（今安徽毫县）人。建安十六年（211）为五官中郎将、副丞相，二十二年立为魏大子。曹操死后嗣位为丞相、魏王。公元220年迫汉献帝禅位，建立魏，在位七年，谥文帝。今存诗歌四十余首，其中《燕歌行》二首是现存文人作品中较早的完整的七言诗。有《魏文帝集》。 曹丕的《典论》是一部有关政治、文化的论著，全书大概在宋代亡佚，今仅存《白叙》、《论文》两篇较为完整。《典论。论文》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较早出现的一篇文学专论，也是汉魏文学批评史上的重要文献。它论述了文学批评的态度、作家的个性与作品的风格、文体的区分、文学的价值等颇为重要的问题。
0.09 万字 | 2019-04-07 14:04更新
一、内容 《新序》是刘向（公元前79-前8）收集或编写的一部著名的道德说教性的轶事和历史传说的汇编。通行本共有166个条目，分为10卷。人们还从其他资料中收集到59个条目的佚文。该书的绝大部分条目都是对早期哲学或历史著作中的材料摘录后加以转述或直接照抄而成。这些著作主要是《吕氏春秋》、《韩诗外传》、《史记》、《战国策》以及《春秋三传》（其中刘向对《谷梁传》很有偏见）、《庄子》、《荀子》。 书中大多数历史故事集中在春秋时期，最后一卷（卷10）完全是汉代的故事。书中前5卷冠以“杂事”之名。广常人世（参见下文“九”，第17-19页）认为虽然这些卷的标题中有“杂”字，但实际上它们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它们通过一系列的范例藉以说明一个好的政府的基本因素。其他各卷中，有的讽刺统治者的荒淫奢侈（卷六），有的赞扬大臣的全节和忠诚（卷七），有的赞扬义勇之士（卷八），有的讲述大臣的善谋（卷九和卷十）。该书的思想基础是儒家学说，书中尤其强调统治者必须为人正直，要多听民众意见和留心贤能和有德之士——这些贤能之士不应动摇自己告诫和谴责残暴或愚蠢的国君的职责——的建议。 二、成书年代和真伪 虽然早期的资料认为刘向是《新序》的作者，但更准确地说他是该书的编者，因为书中材料的主体都来自于其他典籍，刘向本人并没有创作任何部分内容。把刘向视为作者而非编者起源于对《七略》中《新序》著录的错误解释，《七略》把此书和其他三种著述一同著录在刘向所“编排的”（即“序”）的67篇之中（见《汉书
6.09 万字 | 2019-04-07 14:13更新
内容多哲理深刻的格言警句，叙事意蕴讽喻，故事性颇强，又以对话体为主。 说苑成书于西汉末年，是刘向辑录朝野藏书而成的杂着类编，体例类似《国语》、《战国策》，以记言为主兼採记事，主旨是通过书中歷史人物的言论事例来劝诫君臣，阐述儒家选贤尊贤的治国理念。 此外，也载录其他学派人物的言谈事迹乃至许多「街谈巷议」的小说家言、可补《国语》、《战国策》的不足，提供另一种角度来观察歷史人物的不同丰采。 内容编成君道、臣术、建本、兵节、贵德、復恩等二十卷，「欲以为法戒」。本书广徵博引，文字生动、不仅对于歷史科学，而且也对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这里节录《说苑》建本一卷所收录的小故事：春秋时代晋平公问师旷说︰「我年纪已经七十岁，还想读书恐怕已经太迟了。」师旷回答︰「那为什么不去点蜡烛呢？」晋平公怒道︰「岂有为人臣还赶戏弄国君的！」师旷说︰「我这瞎眼的臣子怎敢戏弄国君您呢？我听说少年好学就如同早晨的太阳﹔壮年好学就像正午的阳光﹔老年好学则好像点上蜡烛的光亮。点上蜡烛的光亮和我这在幽暗中行走的人相比又如何呢？」
13.83 万字 | 2019-04-07 14:13更新
《训蒙骈句》，明代司守谦撰。司守谦，字益甫，明代宣化里人。能文，不幸早夭，诗文散佚，仅此篇存世。 骈句，即骈偶句，即对仗句。两马并驾为骈，二人并处为偶，意谓两两相对。古时宫中卫队行列月仗（仪仗），仪仗两两相对，故卞偶亦称对仗。以偶句为主构成字数相等的上下联，上下联词语相对，平仄相对。用这种形式的四六句写成的文章，晚唐时乘作“四六”，宋明沿用，至清改称骈体。对童蒙进行骈句训练，为作文作诗建立根基。 《训蒙骈句》按韵部顺次，由三言、四言、五言、七言、十一言的五对骈句组成一段，每韵三段。 此书与《声律启蒙》、《笠翁对韵》当可为吟诗作对之基，爱好诗文者，若熟而能诵，必大利于笔。
0.71 万字 | 2019-04-07 14:13更新
《小儿语》，明代吕得胜所撰。吕得胜，河南宁陵人，字近溪，生活在嘉靖时。他很关心儿童的教育工作，主张儿童有知识时，就要进行正确教育。当时民间流传一些儿歌，如“盘却盘”、“东屋点灯西屋亮”之类，他认为这些儿歌对儿童固然无害，但对品德修养以及后来的发展也没有什么好处。于是他编写新的儿歌，用来代替旧的儿歌，是以成此书。 此书语言浅近，人人明白。用四言、六言、杂言（字数不得等）的语言形式，宣传一些做人的道理，其中有消极的成份，也有每个人应该具有的良好品德。 此书问世以来，很受欢迎，比较普遍的流行于民间，所以影响很大。
0.08 万字 | 2019-04-07 14:06更新
本书是南宋大儒朱熹与其门人对答的集录。全书共一百四十卷，由南宋末期的黎靖德编成，书的全名是朱子语类大全。朱子殁后，黎靖德收集其门人分记的语录（朱子所讲的话），将之编辑起来，并按其内容分类为二十六个项目。语类的内容生动，极具魁力。其中密布着师徒间紧凑的对答，且以口语式的文体记录下来，使朱子精深细致的哲学观点，变得极为平易而实用。当然，朱子所说的话，常因时间或对象的不同，及抄录者理解力的不同，而有不少互相矛盾的地方。但是，想要深入了解朱子学派的思想，探寻其问题的本意，朱子语类乃是最宝贵的资料。 朱熹，字元晦（1130-1200），宋代著名理学家。“朱子”，是其门人后学对他的尊称。朱熹一生主要从事儒学的研究和教学，先后在江西庐山白鹿洞书院、福建武夷精舍、湖南岳麓书院、福建沧州精舍等地聚徒讲学，从学者最多时达到数百人。朱熹授徒，循孔子“教学相长”、“诲人不倦”之法，鼓励弟子提问。而在师徒一问一答之间，尽得儒学性命道德之精微、天人事物之蕴奥，较之朱氏之经传，语更详明简要。朱门弟子，记录其师谈经、论事、明理之言，遂成“语录”。嘉定乙亥李道传辑廖德明等三十二人所记，为四十三卷，又续增张洽录一卷，刻于池州，曰“池录”。嘉兴戊戌，道传之弟性传续搜黄榦等四十二人所记，为四十六卷，刊于饶州，曰“饶录”。淳祐己酉，蔡抗又以杨方等三十二人所记，为二十六卷，亦刊于饶州，曰“饶后录”。咸淳乙丑，吴坚采三录所馀者二十九家，又增入不刊四家，为二十卷，刊于建安，曰“建录”。其分类编辑者，有嘉定己卯年间黄士毅所编一百四十卷，刊于眉州，曰“蜀本”。又有淳祐壬子年间王佖续编四十卷，刊于徽州，曰“徽本”。各本互有出入，又因翻刻不一，错讹间出。咸淳庚午年（1270），导江黎靖德集诸本之大成，删除重复一千一百五十馀条，分为二十六门，遂成定编，刊刻传世。 朱熹为有宋一代大儒，其哲学思想在宋代迄清末的七百多年中，一直占据统治地位，对中国社会政治思想文化产生过重要影响。《朱子语类》中相当一部分内容就是直接阐述其哲学观点的，因而对研究朱熹的思想，具有重要的参考作用。朱熹本人对编辑程颐语录有如下观点：“伊川在，何必观；伊川亡，则不可不观矣。”朱熹语录的价值，亦可作如是观。 今据四库全书文渊阁本，施以标点，简体横排出版，以供文史哲研究、爱好者及语言研究者之需。全书为问答体，凡问答之语，一律省去引号，以免重复使用引号。问语和答语之间空一格，以示区别。问语或答语中引用他人之语或引文，加双引号；他人之语或引文中又引他人之语或他书者，则加单引号。
218.96 万字 | 2019-04-07 14:13更新
司马光（101—1086年），字君实，陕州夏县（山西夏县）涑水人，世称“涑水先生”。北宋大臣，历经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著名史学家。 司马光自幼聪明颖悟，《宋史》载：“光生七岁，凛然如成人，闻讲《左氏春秋》，爱之，退为家人讲，即了其大指。自是手不释书，至不知饥渴寒暑。”宝元元年中进士，时年二十岁。 宋英宗时，司马光常苦于历代史籍浩繁，帝王不便阅览，遂撰成《通志》八卷，英宗大喜，命置之秘阁，继续撰写。等到宋神宗即位后，更重视此书，正式赐书名为《资治通鉴》，并亲自为此书做序，而且令司马光为他每日进读。也正因此，司马光得以成为神宗的亲近侍从。 1084年，《资治通鉴》完稿，上呈朝廷。全书共294卷，上起战国时期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下至五代后周显德六年（公元959），是一部规模空前的编年体通史巨著，记述长达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历史。全书完成历时十九年。这部书是司马光耗尽毕生精力所完成的一部巨著。为写此书，司马光及其助手遍阅旧史，工作非常勤奋。司马光每三天必删改编定一卷，如果有事耽误，日后必定补齐。因此，他的工作量非常大，每天工作到深夜，至五更初，仍要挑灯再干。书成之日，他已是发白齿脱。 《资治通鉴》“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给统治者提供治国经验，为历代帝王所看重，以致后世的君臣将相没有不读《资治通鉴》的。该书在史学上也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司马光和司马迁并称两司马，史籍当中，只有《资治通鉴》能与《史记》相提并论。 然而，一般人只知道司马光有一部治国的书叫《资治通鉴》，却很少有人知道司马光还有一部齐家的书叫《家范》。《家范》并不是仅仅讲如何治家的问题，司马光在《家范》卷首引用《大学》里的一段话，来阐明他写《家范》的目的：“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司马光自己也说：“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古人把齐家和治国看得同等重要，甚至认为齐家是本，治国是末，“本乱而末治”是不可能的。家都管不好，子弟都教育不好，怎么能出来教育别人呢？所以，司马光是把齐家提到治国的高度，来写《家范》的。所谓“圣人正家以正天下者也”。 《四库全书》说：自颜之推作家训以教子弟，其议论甚正，而词旨泛滥，不能尽本诸经训。至狄仁杰著有《家范》一卷，史志虽载其目，而书已不传。司马光就用狄仁杰的旧名，另外著述，以为后世提供治家的准绳。 《家范》被历代推崇为家教的范本，全书共十九篇，系统地阐述了封建家庭的伦理关系、治家原则，以及修身养性和为人处世之道。书中引用了许多儒家经典中的治家、修身格言，对我们颇有启发。还收集了大量历代治家有方的实例和典范，以为后人树立楷模。 司马光本人为人正直，为官清廉，居处得法，举止有礼，忠信仁孝，治家有方，以身作则，为后人树立了做人和治家的榜样。所以，他的《家范》更有实际意义。 《家范》确实是一部中国古人修身齐家的典范作品，我们今天学习它，应该从中吸取有益的精华，对于司马光的历史局限和《家范》中的糟粕应予以分析和剔除。 此次整理，是以《四库全书》所收《家范》为底本进行整理的。本着保持原汁原味的原则，我们对《四库全书》所收《家范》原本照录，没作任何改动。对明显的错字和笔误，随手改正，不另出校勘记。为了读者在阅读原文时更加醒目，我们在原文意思相同的段落前都拟了标题，在此说明。为了便于读者阅读理解，译文采用译述的方法，旨在充分阐明其道理。由于学识水平有限，点校过程中，疏漏和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恳请方家不吝赐教。
12.61 万字 | 2019-04-07 14:13更新
本书诞生于明清之际，是一部具有启蒙性质的批判君主专制，呼唤民主政体的名著。 作者黄宗羲，字太冲，号南雷，学者称梨洲先生，浙江省余姚县黄竹浦人，生于明万历三十八年公元１６１０年，卒于清康熙三十四年公元１６９５年。其父黄尊素为明末东林党名士，被宦官魏忠贤陷害致死。黄宗羲成年以后加人复社，坚持反宦官斗争，险遭杀害。清兵南下，他召募义兵成立“世忠营”，武装抗清。明亡后拒绝清廷征召，隐居著述。主要著作有《明儒学案》、《宋元学案》和《明夷待访录等。 《明夷待访录》成书于康熙二年公元６６３年“明夷”是《周易》中的一卦，其爻辞有日：“明夷于飞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人攸往，主人有言。”所谓“明夷”指有智慧的人处在患难地位。“待访”，等待后代明君来采访采纳。该书有《原君》、《原臣》等论文２１篇。《原君》批判现实社会之为君者“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实乃“为天下之大害”。《原臣》指出，臣之责任，乃“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原法》批评封建国家之法，乃“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学校》主张扩大学校的社会功能，使之有议政参政的作用，说：“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是非，而公属是非于学校”，“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而后设学校之意始备。”黄宗羲所设想的未来学校，相似于近代社会舆论中心和议会的机构。黄宗羲虽然没有从根本上否定君和臣的设置，但主张君主开明立宪制，加强平等因素，扩大社会对执政者的监督权力，有近代民主政治的思想。这种思想并非受西方文明的影响，而是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发展出来的，因而更加可贵。这部书受到清朝统治者的查禁，直至清末才重见天日，受到谭嗣同、梁启超等人的重视和赞许。 《明夷待访录》现存钞本、刻印本２０余种。１９８５年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了《黄宗羲全集》第一册，内收《明夷待访录》，并加以点校，颇便于阅读。单行本有北京古籍出版社１９５５年铅印标点本和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年重印标点本。重点读《原屈》、《学校》。
2.34 万字 | 2019-04-07 14:14更新
《弘明集》为南朝梁着名高僧僧祐所着。僧祐，俗姓俞，彭城下邳人。该地为今江苏邳县。从后汉以来，这一带便是华东佛教的重镇。据《梁高僧传》，僧祐于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西元四四五年）生于建康（今南京）。幼时即有向佛之心，曾随父母参建初寺，不肯归家。十四岁时为逃婚走往钟山定林寺，依法达法师。达师戒行精严，闻名于世。二十岁，僧祐受具足戒，又从法颖律师学毗尼，悉心钻求，晨昏不懈。齐竟陵文宣王礼请他，为之设讲席，一时座下听律者达七八百众。武帝时，他奉敕到吴中整顿僧伽，并讲《十诵律》，申受戒之法。他精于《十诵》，春秋开讲，四十余年间演此律达七十余遍。作为律学大师，在齐梁时，为世人所宗仰。颇为齐梁诸帝尊崇。晚年患脚疾，梁武帝赐乘舆径入内殿为六宫嫔妃授戒。帝室眷属诸王多有依其受戒，尽师资之敬者。 他除了除精通律学外，每于讲席之余广探内典，披览群籍，或专日遗餐，或通宵继烛，游目积心，深有所悟，多有撰述，涉及自东汉至齐梁间所译出之佛经，各代的撰述。其对经教制度、僧人言行、内外争辩都有把握。有关于史传、僧传、行仪、杂缘者百余卷。今存于世者，尚有《释迦谱》、《出三藏记集》和《弘明集》。这些着作，从宗旨到体例均对后来僧传和经录有所示范和借鉴。僧祐还精于佛像造像的仪则规模，曾监造兴宅摄山大像剡县石佛，本传说他「为性巧思，能自心计，及匠人依标，尺寸无爽」凭眼视心度便能使营造的巨像合于比例，悉现庄严。僧祐逝于梁天监十七年（西元五一八年）。葬于钟山定林寺。 佛教在隋唐方至极盛，无论于教于讲，此期皆臻于烂熟。 至此佛教已同儒道鼎足而三。佛教的滥觞期在汉末三国。 晋宋六朝则为中国佛教极重要之发展时期。从三世纪下半期至六世纪末，中国南北也由分裂走向统一。佛教由先前南方的重讲和北方的重禅逐渐归于教律并重，实践与义理俱宏。僧祐的《弘明集》便记载了这三百年间佛教流传的纷纭情况。联繫《弘明集》中所涉及的僧人的活动及佛教大势，足以表明，魏晋以来南方以玄学为思想文化主流，北地则仍承汉代以来的阴阳谶讳的影响；表现在佛教中，北方重视行践，即修禅、造像之类；南人则以清谈似的玄理见长。南北两地对佛教若有拒斥，也就表现在一为理论上的争辩，一为政治上的暴力。就《弘明集》言，其中反映出来的主要是江南的佛教大事。 僧祐在〈弘明集序〉中所说，大法东流差不多五百年，佛教在中国引起各不相同的反应，赞礼者有之，毁谤者也不乏： 至于守文曲儒拒为异教，巧言左道则引为同法，拒有拔本之迷，引有朱紫之乱，遂令诡论稍繁、讹辞孔炽。夫鹖鴠鸣夜不翻白日之光；精卫衔石无损沧海之势。然以暗乱明，以小罔大，虽莫动毫发而有尘视听，将令弱植之徒随伪辩而长迷，倒置之伦逐邪说而永溺。此幽途所以易坠，净境所以难陟者也。祐以末学，志深弘护，静言浮俗，愤慨于心。遂以药疾微间，山栖余暇，撰古今之明篇，总道俗之雅论，其有刻意剪邪、建言卫法制无大小，莫不毕採。又前代胜士，书记文述，有益三宝，亦皆编录，类聚区别，列为十卷。 这就透露出《弘明集》编纂的年代大约在僧祐的晚年，时间也拖得很长。因为他只能在养病之余，在不曾奉敕奔走行化的时候才能撰写编录。僧祐自己说明了他採编本集的宗旨：「夫道以人弘，教以文明，弘道明教，故谓之《弘明集》。」当然，出于时代所限，《弘明集》详于南朝佛教而略于北方佛教。后来的唐道宣着《广弘明集》增补了不少有关北方佛教的情形。作者自己在《弘明集》后序又说他撰书是为法御侮、摧邪破惑，使「迷途之人，不远而復」。「总释众疑，故曰弘明」，「弘明」的意思由是而来。
3.08 万字 | 2019-04-07 14:27更新
《六祖大师法宝坛经》被称为《坛经》的契嵩本。由仁宗至和年间（1054～1056）僧人契嵩改编。1卷10品，约2万余字。全称《六祖大师法宝坛经曹溪原本》，简称《曹溪原本》。也有认为是元僧人德异于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1290）的刊印本。《法宝坛经》，唐慧能说，法海集记。现行本有四种：一、敦煌本，不分卷。原本是晚近在敦煌石室所发见的写本(现藏英国伦敦博物馆)，大概是五代时所写，题作“《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六祖惠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一卷，兼受无相戒弘法弟子法海集记”。二、惠昕本，二卷。原本是晚近在日本京都堀川兴圣寺发见的复刻宋本，题作《六祖坛经》。此本原为宋邕州罗秀山惠进禅院沙门惠昕以古本文繁，于乾德五年(967)所改订，分二卷，十一门(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十六、元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卷五十四都著录此本，时已改作三卷十六门)。绍兴二十三年(1153)晁子健于蕲州刊行，后流传日本，经兴圣寺翻刻(同出于这一本系统的，还有金代泰和七年即1207年的高丽刻本)。三、德异本，即曹溪原本，不分卷，但开为十门，题作《六祖大师法宝坛经》。此本是元德异所刻古本(至元二十七年，即1290年刻于吴中休休禅庵，高丽有大德四年即1300年万恒翻刻本)。明成化七年(1471)此本又于曹溪重刻，万历元年(1573)李材(见罗)再刻，万历四十四年(1616)德清于庐山法云寺复刻，清顺治九年(1652)秀水王起隆等又据李材本校刻。四、宗宝本，不分卷，亦开为十门，是元风幡报恩光孝禅寺住持宗宝于至元二十八年(1291)所改编，题作《六祖大师法宝坛经》(此本以径山方册本为主，其明北藏本、清藏本均有增减)。宗宝自己有跋语说：“见三本不同，互有得失，其板亦已漫灭，因取其本校雠，讹者正之，略者详之，复增入弟子请益机缘，庶几学者得尽曹溪之旨。”(所增机缘，与曹溪原本文同，或即出于彼本。)上述《坛经》四本中，敦煌本卷末有记，乃是慧能门下法海的再传弟子悟真所传，而直接出自慧能门下的南阳慧忠(？～775)，就已经有南方宗徒“把他《坛经》改换，添糅鄙谭，削除圣意”之说(见《景德传灯录》卷二十八《诸方广语》)，所以在此本中，也不免有后人增益的部分。特别如针对神秀一系后来构成的“凝心入定”、“住心看净”等说法，那样严厉的指责以为大错，以为障道因缘，这似乎在慧能当时还不可能。因此，《坛经》中这类文字，显系后加，而应该加以鉴别。此外，如各代付法颂二十八祖说等亦系后加，可不待言。惠昕本据卷末所记，是悟真(此本以悟真为法海的三传)的弟子圆会所传，而经过惠昕自己的加工，所以此本与敦煌本对校，有详略。文质的不同，特别如关于弘忍传法的一段记载，远较敦煌本为踵事增华，此外禅家盛传的故实及语句，如“轮刀上阵亦得见性、迷时师度悟了自度、非幡动风动人心自动”等，也都始见于此本而为敦煌本所无。曹溪本卷末无关于师资授受的记载，不悉为何人所传，但从其内容看，似乎也是拿一种古本(或即惠昕本的原本未经删节的)做蓝本，或增或减并加以改编的。其中最突出的地方，即是后世公认为慧能直系的青原行思、南岳怀让等，原来见于敦煌惠昕两本的，此本却有他们的机缘，由此推测，此本当与行思、怀让两系传本有关。此外禅家盛传的故实及语句，如“米熟欠筛、衣止勿传”，“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但吃肉边菜、诸佛妙理非关文字”乃至“叶落归根”、“来时无口”等，也大都出于此本而为敦煌、惠昕两本所无。宗宝本以窜易、颠倒、增减、删改为世诟病。首先作这样批判的，是校刻曹溪原本的王起隆，他说：“宗宝之于《坛经》，……更窜标目，割裂文义，颠倒段落，删改字句”。并且举了许多的实例，肆意诋诃(见《重锓曹溪原本法宝坛经缘起》)。但将此本与曹溪本对校，除标题的文字有出入并有四字、二字的不同之外，其段落移动、字句增删只占全书的小部分，而从全文的义理上看，大体是和曹溪本相符的。除上述四本外，据旧传有关《坛经》的文献，还有一些异本，如宋契嵩(1007～1072)自称得到曹溪古本据以校刻的三卷本(已佚)，即其一种。总之，《坛经》是屡经增减窜改的，原来如何，已难推想。不过后世南宗禅徒公认本书的价值，南宗各家的思想也确实和它脉络贯通。所以依敦煌本和余本共同的部分来略说其内容，还是需要的。《坛经》的主要部分，在说摩诃般若法。禅宗的禅，特别是道信以来的东山法门即是以般若为其旨归。到了慧能，更把这种思想发展成一种“一超直入”的顿教。他揭出“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途径，即是修“般若行”。他说：“菩提、般若之知，世人本自有之，即缘心迷，不能自悟，须求大善知识示道见性。”“愚人智人佛性本亦无差别，只缘迷悟，迷即为愚，悟即成智。”又说：“汝若不得自悟，当起般若观照，刹那间忘念俱灭，即是自真正善知识，一悟即至佛地。自性心地，以智慧观照，内外照彻，识自本心。若识本心，即是解脱。既得解脱，即是般若三昧。”但《坛经》所说般若的涵义，和一般教家略有不同，如《经》说：“‘摩诃’者是大，心量广大，犹如虚空。……虚空能含日月星辰、大地山河。一切草木、恶人善人、恶法善法、天堂地狱，尽在空中。世人性空，亦复如是。”
1.49 万字 | 2019-04-07 14:27更新
《黄帝四经》是1973年底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帛书中抄在《老子》乙本卷前的四篇古佚书（《经法》《经》《称》《道原》）的合称。唐兰先生认为这四篇古佚书从内容上看是一部书，从思想方法上说，大体上是继承老子而加以发挥。它被认为代表了道家黄老学派的思想。《道德经》即《老子》，是道家学派的开山之作。其作者老子不仅被公认为道家学派的创始人，而且也被道教尊奉为道祖和天尊。可以说，老子及其《道德经》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黄帝在他的四经中开篇之首，就郑重地揭示出他的法道文化思想源出于大道，是尊道而成，是依据道的法（法则、规律）而生成世间常法。他说：“道生法，法者，引得失以绳，而明曲直者也。故执道者，生法而弗敢犯也，法立而弗敢废也。故能自引以绳，然后见知天下而不惑矣。”“道生法”，是他法道思想的根本和源起，信仰遵从大道而生成世间法是他创立法道思想的前提。“道法”是常法之母，常法（世间法）只有遵从大道而制定，才能“然后见知天下而不惑矣”。“道法”是无相（虚静）结构环境中的状态，道生法则是按照法于道以后，遵从道的规律制定的、符合大道原则的世间常法。他要求治国者“故唯执道者能虚静公正，乃见正道，乃得名理之诚”，“是非有分，以法断之；虚静谨听，以法为符”（《黄帝四经》）。这里所强调的“唯执道者”、“虚静谨听”，既是唯道独尊，同时也是强调“虚静为用”的修身方法。只有修之身而执道，才能使世间法不离道。只有能进入虚静的修身实践者，尊道贵德才能公正无私，才能以常法维护世人尊道、畏道、顺道，从而尊道贵德。《黄帝四经·经法》中还说：“公者明，至明者有功，至正者静，至静者圣，无私者智，至智者为天下稽”。黄帝在这里仅用“公”、“明”、“正”、“静”、“无私”这六个字，就将修身治世的精华高度概括起来。天上的日月大公而以光明普照大地，人若能具备公心，不仅能自明自知，同时还能达到至明无所不照，就能有大功德于社会和国家。“正”，由“一”和“止”共同组成，是“抱德无离”之意，“执一以为天下牧”（《老子·德道经》）之义。德性淳厚完整的人，很容易进入虚静的修身境界而天人合一，在至静的境界中必然会成就为圣人；修身而无私者，他的后天智识必定会丰富全面；修身境界是贤人层次的人，他聪明而且行为尊道贵德；贤人至智者，就是天下人都稽首尊敬并且视为楷模榜样的人。 《黃帝四经·姓争》中说：“天德皇皇，非刑不行，穆穆天刑，非德必倾。”这一段解释开来就是：虚空和宇宙中充盈着尊贵明亮（皇皇：高上，明亮、旺盛之义）的德性能量；但是人们如果不具备德性的品格，不符合道的法则，不规范心念和行为，那么这些能量也无法进入社会和人体之内滋养人的性命。用道所产生的法（刑）规范人的心念和行为，是天德养精神内治身国、外治社会的前提和必须的措施。没有符合道德品格的法律，不论是道法还是世间常法，都无法真实地行德于身国内和社会之中。世间的法治虽然要依照天德而制定，但是天德与人世间的法治这两者之间是父子关系（穆：古时宗庙制度，父居左为昭，子居右为穆。穆穆：端庄盛美）。人世间的法治，如果不教导人们尊道贵德，教育人们修身去主动获得天德进入心身滋养精神灵魂，那么法治制定得再怎么符合自然规律，制定得再全面仔细，刑律也将会越用越滥，最终必然颓倾崩塌。只有德治与法治主次分明，并行不悖，才能出现《诗·大雅》中称诵赞美的“穆穆皇皇”的美好景象。《黄帝四经》中说：“民仰天而生，待地而食，以天为父，以地为母，吾畏天爱地亲民”。“畏天爱地亲民”，就是黄帝法道文化思想的核心。明大道而知“畏天”，这是确保治世者能够“爱地亲民”的基础和前提。不能修身明大道，也就难以真实地敬畏大道，从而自觉地尊道贵德。私心和贪欲也就无法扼制地无限膨胀，权力就能使人变成魔鬼而不自知。修身明德知道，是使人自觉地尊道贵德，畏天克己，不敢凌驾于大道之上的根本性保证。道德教育，绝不是口头的说教，只有修身实践进行真实地体悟，才能产生真实的教育效果。修身明道尊道，才能具有圣人之心而“因民以为师”；治世者要倡导民众修身明德知道，尊道贵德，“毋壅民明”，“吾爱民而民不亡”，“毋乱民功，毋逆天时”，“号令合于民心，则民听令，兼爱无私，则民亲上”，“主得臣辐者王（凝聚力象车辐之聚于轴心）”，“赋敛有度则民富”，“长利国宾社稷，世利万夫百姓”等等。黄帝的法道文化是一个系统性的“圣人恒无心，以百姓之心为心”（《老子·德道經》）的和谐观与民主治世思想。黄帝的“畏天”思想和理念，源自于他在修身实践中的真知灼见，是一种高度自觉并且终生恪守不违的信念，不修身者根本无法正确地进行解读。黄帝在灭掉了吃人的蚩尤以后，取代炎帝治理神州。他一生披荆斩棘，开山通路，走遍华夏各地，每到一处就必定要建筑祭坛，敬拜天道，也叫作“封禅”。据孔子说，《三坟》一书中载有黄帝专题述说上天大道的内容，可惜后人弄失传了。黄帝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转折时期，顺应天道，创立法道学说，以道法而生世间法，为历史上五帝时期社会的稳定作出了巨大贡献，并且影响着三王时期；而且对汉代的文景之治盛世的出现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直至汉武帝时代才突然被人为地堙灭于黄土之下。《黄帝四经》在尘封二千余年以后，在上世纪末重现于世。他的法道思想必定会在21世纪重放光芒，造福于21世纪的东方中国。《黄帝四经·十六经》中说：“昔者黄宗质始好信，作自为象，方四面，傅一心，四达自中，前参后参，左参右参，践位履三，是以能为天下宗”。这一段话白话释意就是：从前有一位天下的宗主黄帝，他的资质纯朴近道（无名天地之始——《老子·德道经》），崇尚对大道的信仰。行为举止都效法天道自然，恭奉天道（象恭滔天——《书·尧典》）。慧识与智识同观于四面（并舟同行为方），辅佐德一之心的信息辨识判断，他的修为就像《老子·德道经》中所说：双足不出大门，能知晓天下之事，眼睛不看窗户之外，能通晓天道之义。神运能四达而无碍，信息反馈都自然归纳于虚静的心中。他并不因此而疏懒懈怠，还是深入慧观与智观，“天地之道，有左有右，有牝有牡”（《黄帝四经》）。左右之阴阳，前后之阴阳，一体而观，并且同时参予前后左右身边具体事务的实践，参和悟并举。他处下不争，谦虚谨慎，对登上高位坚持辞让再三。这也说明黄帝他是履行了“三推三让”的“禅让”仪式后，才被民主推选为黄帝。所以，他才能够成为天下的宗主。这一段记录，可以帮助我们破解“尧舜禅让”的千古之谜。相传黄帝在乘龙归位以后，他的孙子高阳即位，就是颛顼帝。颛顼传位给帝喾，帝喾传位给尧。据《史记》所记载，尧有通神之智、高天之爱，凡事敬畏大道。孔子曾赞叹：“伟大崇高的尧啊！独尊上天为大，一心效法天道！宽广坦荡啊，人们无法形容！”《五帝本纪》上说，尧帝的仁德如天，智慧似神，同样是一位修身有明显成就者。他按照28星宿在天空中出现的方位，来掌握春分、夏至、秋分、冬至等节气，将一年划分为春夏秋冬四季，并教民众按照节令从事生产。尧在位七十年后的一天，他问掌管四方诸侯的领袖说：“四岳，我在位已经70年了，你们谁能顺应天命，接替我的帝位？”。四岳回答说：“为人君者，当德配天地，光被四表，我们的德行都鄙陋得很，不敢玷污帝位。有一个叫舜的人，德行出众，或许可以担此重任。”四岳看到尧的探询目光，就继续说道：“舜是个盲人的儿子，他的父亲愚昧，母亲顽固，弟弟傲慢，但是舜却能和他们和睦相处，力尽孝悌之道，使他们不走向邪路。”尧说：“好啊，我将令我的两个女儿下嫁给他，以观舜的德性品格。”舜是冀州人，他曾经在历山耕田，在雷泽捕鱼，在黄河岸边做陶器。因为舜的道德教化，他耕田的地方，人们都能互相推让地界；他捕鱼的地方，人们都推让好的捕鱼位置；他制作陶器的地方，再也没有出现过次品。他无论住在哪里，那个地方一年就会变成一个村落，两年就会变成小镇，三年就会变成一个大都市了。尧认为舜很好，就让他担任司徒之职，于是百姓就都懂得了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的道理；舜管理百官，百官制事就有条不紊；舜接待诸侯宾客，远方的客人就变得庄敬和悦了。最后，尧让舜到山林川泽去，遇上了暴风雷雨，舜也没有迷路误事。尧认为舜具备圣智圣德，就让舜代行天子之政，以观天命。舜于是观测北斗七星以判断政策得失，祭拜上帝和天地四时，又祭祀名山大川和各路神祗。接着他召见诸侯，协调校正四时节气，统一音律和度量衡的标准，修明五种礼仪，按照四方诸侯公、侯、伯、子、男这五种封爵，分发给他们象征瑞信的五种玉圭，并且宽减五种刑罚制度。舜又每五年一次巡行天下各地，向诸侯言传身教地讲述治国的道理。尧帝知道自己的儿子丹朱不贤，就没有把帝位传给他。尧说：“把帝位传给丹朱，虽然丹朱得利但是天下人受害，不传给丹朱，虽然丹朱不得利，但是天下人得利。总不能为了一个丹朱害了天下的人啊！”尧观政于舜20年后，让舜接掌天子之位，又过了28年，尧帝驾崩，百姓悲哀，如丧父母。舜治丧三年，然后将天下让给丹朱，自己避居南河。但是来朝觐的诸侯都到舜那里去而不朝觐丹朱，诉讼的人也来找舜而不找丹朱，讴歌者讴歌舜而不讴歌丹朱。舜说：“这是天意啊！”由于这样他才登临帝位治国。尧舜治世之时，百姓自觉摄受教化，敬天畏神，自我约束，传说当时“景星耀天，甘露下降，行人让路，犬无吠声，稻生双穗，夜雨昼晴”。诗人屈原歌颂这段盛世时唱道：“皇天无私阿兮，揽民德焉错辅；夫维圣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其意思是：上天对一切人都是公正无私、平等慈爱的，见具有德性的人就给以扶持。古代的圣王贤君都是因为德行高尚，才能够享有天下的土地。从黄帝开始，五帝的统治都自然承传了“唯道独尊，尊道贵德，清静修身，无为而治”的治国方略。孔子赞叹说：“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回顾这段天下为公、大道昌明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人类的文明之初是一个对大道恭敬顺从、唯道独尊、自然地信仰天道的时代，而那时代的君王德配阴阳，允恭克让，顺应天道，从而使百姓过着童真般无忧无虑的生活。尧不将君位传给儿子却传给舜，舜也未将君位传给儿子却传给禹，禹帝不将君位传给儿子启却传给益，这一段佳话史称“禅让”。生活在党同伐异、明争暗斗的后世之人，丢失了修之身对大道进行体悟的人，不相信在尊道贵德的社会环境中，人们的品德能诞生出最和谐的民主。许多学者对这段史实百思不得其解。有人说那是愚腐，有人说那叫德行，有人干脆说那是一场虚构。《尚书》和《史记》其实都忠实地记载着在仁治时代，人心离道失德远未达到后来那么严重，尊道贵德而民主推选，是一个必然的社会规则。大禹说：“舜你是非常信奉大道、顺应大道旨意的一个人。由于你顺应大道旨意，上天就总是赐下幸福给你。”舜听到大禹讲这样的话，就说：“啊！你看，神州列祖的神就降下来了，凤凰也来了，百兽也起舞了。”他又说：“奉天之命治理万民，唯有顺应，唯有敬虔，要敬虔直到永远。”他就以对大道恭敬的心让位给大禹。古经《左传》上说：“所谓道，忠于民信于神也。”然而，如果不是唯道独尊，人们自觉地尊道贵德信于神，那么哪有什么力量能够保证孤寡不善、权倾天下的人间帝王“忠于民”呢？难怪当万章询问孟子，尧将天下让给舜这件事是否真有其事时。孟子干脆地回答说：没有这件事，尧没有权利将天下给舜，是上天将天下给舜的。这全是唯道独尊的必然。这就是孔子所神往的“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尊道贵德时代，这就是经过修身实践而自觉地尊道贵德信于神、畏于天、顺于道、敬大道的古老神州。尽管人间的罪孽从未中断过，尽管出现了荒淫暴虐的夏桀与商纣，祖先们却未失去对大道的坚定信仰。这就是：皇天公义荡荡，大道明察昭昭，罪恶必遭惩罚，因果周期律循环必有报应。这个道德的信仰，就是扬善弃恶的力量，就是天下大同的基石，也就是孔子当年的梦想。从炎黄起，经尧、舜、禹到夏、商、周，凡两千五百年间，唯道独尊，尊道贵德，信仰大道，修身证道是神州大地上的主旋律。祖先们确信，他们与昊天大道之间有天经地义的血缘关系。“凡人皆道之子”，“天生庶民，有物有则”。大道是炎黄的大道，是尧、舜、禹的大道，是文武周公的大道。在清纯古朴的眼睛里，大道并不遥远。盈盈万物，生生不息，无一不是大道的奇妙作为；“道生之，而德畜之”（《老子·德道经》），无一不饱含着大道的深情厚爱。 摘自道德知音 以史为镜 论道德文化复兴 熊春锦
1.47 万字 | 2019-04-07 16:00更新
不著撰人名氏。序称光启三年天子在褒，则唐僖宗时人也。《崇文总目》列之於道家。晁公武《读书志》云，书三十篇，明老、庄自然之旨。今考其书，实三十四篇，与序所言篇数合。而卷上注阙第六篇，卷中注阙第五篇，卷下注阙第七、第九、第十、第十二、第十三、第十四等六篇，是其全书具在，实四十二篇，与序又不相应。岂序为後人追改，以就所存之篇数耶？《唐书。艺文志》以为光启间隐民。考序中有不述姓名游宦语，则亦尝登仕籍，非隐民也。其书多窃庄、列之旨，又杂以释氏之说，词旨颇浅。第以唐代遗书渐佚渐少，姑以旧本录之耳。 《无能子》是唐代思想史上的重要作品。其作者受黄巢农民起义的影响，竭力否定君臣名分，谴责圣人，鄙弃名利，反对忠孝伦理道德。
1.15 万字 | 2019-04-07 18:48更新
【王先谦】（1842-1917） 清末学者。湖南长沙人。字益吾，号葵园。曾任国子监祭酒、江苏学政，湖南岳麓、城南书院院长。在任组织学人，集体从事古籍文献的编校刊印工作。曾校刻《皇清经解续编》，并编有《十朝东华录》、《汉书补注》、《后汉书集解》、《荀子集解》、《庄子集解》、《诗三家义集疏》、《续古文辞类纂》等。所著有《虚受堂文集》。=============================================================================《庄子集解》是其集大成者。作者王先谦是清朝人，一生着力于庄子研究，他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同时，提出了自己的许多见解，很有价值。《庄子集解》广收前人注释，且简炼明捷，是研究《庄子》较好的参考书。近人刘武的《内篇补正》，在广泛引证为基础上，对许多传统注释做了补正，颇有见地，可资研究者参考。
34.78 万字 | 2019-04-07 18:48更新
庄子者，姓庄，名周，（太史公云：字子休）。梁国蒙县人也。六国时，为漆园吏，与魏惠王、齐宣王、楚威王同时，齐楚当聘以为相，不应。时人皆尚游说，庄生独高尚其事，优游自得，依老氏之旨，著书十余万言，以逍遥自然无为齐物而已；大抵万寓言，归之于理，不可案文责也。 清代学术最为昌盛。清儒提出来的“实事求是”的原则成为学术近代化的标志。《庄子集释》是清代关于《庄子》的注疏、训诂的集大成之作。中华书局将之编入《新编诸子集成》第一辑，多年以来一直为学界所重视。
78.91 万字 | 2019-10-31 14:12更新
《庄子》是庄子学派的著述总集，道家的重要典籍。现存《庄子》共３３篇，分内篇、外篇、杂篇。一般认为内篇是庄子所作，外篇、杂篇是庄周弟子及后学所作。 庄子名周，战国中期蒙今河南商丘东北人，曾做过管漆园的小吏。他追求精神自由，视名利地位如粪土腐鼠。齐王慕名曾派使臣携重金聘他为相，庄周回答，宁愿在脏水沟里自由嬉戏，不愿受当权者的羁绊，拒绝了聘请。 庄周也以“道”为宇宙的根本，认为道存在于一切事物之中，是万物存在、变化的根本和依据。他提出万物一体的思想，认为宇宙万物都是一气之化，虽千姿百态各不相同，却又同是气聚所成，同为一体。从此出发，他认为大小、寿夭、生死、是非……等等的差别都是相对的，从万物一体的观点来看，这一切区别都失去了意义。 庄子对当时的社会现实不满，描述那时的社会“福轻于羽，祸重于地”，“仅免于刑”。所以他厌恶世俗生活，追求摆脱世俗羁绊的精神自由；他理想中的圣人、真人，是吸风饮露、游于天地之正气，不受任何羁绊，无所依赖于旁人，逍遥自由的人；他追求一种超凡脱俗，不为任何是非、好恶、喜怒、哀乐“内伤其身”，使人的自然天性能自由发展的境界；对于一班孜孜于世俗名利的人，他讥之为麻雀与蝉，不识鲲鹏的广阔天地和宏大志愿；他把生死看作有如春夏秋冬的转换，纯属自然，不知悦生，不知恶死，甚至认为死是摆脱了世俗烦恼而“反其真”，在妻子死后“鼓盆而歌”；为达到这种理想境界，他提出“心斋”、“坐忘”等修养方法。 庄子的思想包含着深刻的智慧，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他提出的万物一体的思想，是对世界认识的一个进步；只靠辩论，依据主观标准无法判断是非的思想和世界无限而个人的认识能力有限，无法尽知世界的思想，提出了认识领域的两个根本问题。虽然他还没有能正确回答这些问题，还有片面性，甚至得出了错误的结论，但提出的问题却是深刻的。庄子的人生哲学，虽偏于消极，对于人们身处乱世和逆境困境时消解烦恼，求心理平衡，也不失其意义和作用，可以作为积极有为的人生观的补充。 《庄子》书多用寓言来说明哲理，文字优美，有很高的文学价值。读此书，对于提高文学修养亦会有所裨益。 读《庄子》，初读可用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古注本可读清人郭庆藩《庄子集释》和王先谦《庄子集解》。可以先读内篇及《秋水》、《至乐》、《山木》、《知北游》等篇。《庄子》末篇《天下》，对当时百家争鸣的形势及各家学说作了评介，是了解、研究中国思想史的一篇重要思想资料，可特别予以往意
8.24 万字 | 2019-04-07 18:06更新
（一）本书在选本方面，以唐易州龙兴观道德经碑本为主，次取敦煌写本与遂州碑本参订。石本于御注、广明、景福以外，更参考楼正、邢玄、庆阳、磻溪、高翿、赵孟俯诸本。钞本参考柰卷及室町时代钞本。刻本王本除用明和宇惠本外，更参考道藏本、范应元引王本，与道藏宋张太守汇刻四家注本。河上本除用宋刊本外，更参考道藏李道纯道德会元所用章句白本。又如傅、范古本，夏竦古文四声韵所引古老子，及托名王羲之帖本等，均加以批判的选用。 （二）本书在校勘方面，以严可均铁桥金石跋中老子唐本考异所校三百四十九条为主，魏稼孙绩语堂碑录，或正严误，或补严阙，共四十三条，次之。余如纪昀、毕沅、王昶、吴云之校老子，乃至罗振玉之道德经考异，何士骥之古本道德经校刊，凡与碑本校勘工作有关者，无不尽力搜罗，务求去伪存真，使道德经文字得以接近于本来面目。 （三）本书在训诂方面，所采旧注有王念孙、孙诒让、俞樾、洪颐烜、刘师培、易顺鼎、马叙伦、陶鸿庆、奚侗、蒋锡昌、劳健、高亨、于省吾诸家；间亦采取日本大田晴轩、武内义雄之说。案语则随文声叙，或出己见，其中有特重声训之处，说本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 （四）本书在音韵方面，以江晋三老子韵读为主，偶有漏失，则以姚文田之古音谐、邓廷桢之双砚斋笔记、李赓芸之炳烛编补之。若刘师培之老子韵表，高本汉之老子韵考，及奚侗，陈柱之说老子古音，则多肊说，其合者取之，不合者弃之。 （五）本书特重楚方言与老子之关系。如四十五章“躁胜寒”，据诗汝坟释文“楚人名火曰燥”。五十五章“终日号而不嗄”，据庄子庚桑楚篇司马彪注“楚人谓唬极无声曰嗄”。七十章“披褐怀玉”，据淮南子齐俗训注“楚人谓袍为短褐大布”。此类之例，说详各章，阅者察之。 （六）本书初稿成时，承杨树达先生、任继愈先生校正全书数次，梁启雄、王维诚二先生亦校正其一部分，得益良多。本书即根据诸先生提供之宝贵意见，经数次修改而成。其中如仍有误谬之处，应由撰者自己负责。又以杨树达先生贡献最大，且为其晚年最后之劳绩，应以此书为其纪念。
20.60 万字 | 2019-04-07 18:49更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