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今二千多年前的《论语》抄本。这部《论语》是中国目前发现最早的抄本，不仅各篇的分章与今本多有不同，在文字上同今本的差异达七百多处，是研究儒家学说和古代文字演变的新材料，值得重视。 单承彬〈定州汉墓竹简本《论语》性质考辨〉，将定州40号汉墓出土的简本《论语》和《说文解字》中《论语》引文、《论语》郑注本、东汉熹平石经本《论语》进行对比较后，指出定州本不仅与许慎所见鲁壁古文存在明显差异，而且与郑玄用作校本的《古文论语》也显然不同，应该属于今文《鲁论》系统；从与熹平石经比勘的结果看，它和汉代有重大影响的《张侯论》也存在某种程度的差异，可能出自不同的师传家法。 河北省文物管理处和定县博物馆在河北定县40号汉墓（西汉中山怀王刘修墓）发掘出大批竹简。该墓位于定县城关西南四公里处的八角廊村。大约在西汉末年该墓曾被盗掘过，但由于盗掘者在墓中引起大火，盗墓人惊骇逃出，致使该墓中的一些重要文物得以保存。这批竹简虽因过火炭化，却避免了腐朽，同时也因盗扰火烧，使竹简又受到了严重的损坏。竹简出土时已经散乱残断，炭化后的简文墨字已多不清晰。此外在出土竹简的椁室东侧附近尚存有绢帛炭灰、书刀、长方形研墨石板、滴水小铜壶等，估计当时墓中可能还存放有帛书等。 该墓竹简出土后于1974年6月送至北京保护整理。1976年6月，文物出版社邀请当时的马王堆帛书整理组成员协助整理定县竹简（编号、写释文）。1976年7月，唐山发生大地震，整理工作被迫停止。地震中，竹简虽经精心照管，但在转移中封存的盛简木箱被不知情者搬倒，使竹简又一次散乱，并遭到一定的损毁。地震后于1980年4月，由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出面召集，由李学勤先生主持负责，定县竹简的整理工作才又得以继续。经过整理，发现这批竹简内容多为先秦文献，极其珍贵。其中有《论语》620枚简，多为残简。简长16·2厘米，宽0·7厘米。每简约书19～21字不等。竹简两端和中简各有一道编绳，出土时尚保留有连缀的痕迹。 残简的释文共有7，576字，不足今本《论语》的二分之一。其中残存文字最少的为《学而》篇，仅有20字；残存文字最多的为《卫灵公》篇，有694字，可达今本本篇的77%。简本《论语》与今本《论语》在篇章的分合上也多有不同：如简本《乡党》“食不厌精”至“乡人饮酒”，今本分为二、三、五章的都有，而简本仅为一章；“雷风烈必变”与“升车”，今本分为两章，而简本也只是一章。《阳货》“子贡曰君子有恶乎”今本别为一章，而简本则同上面“子路曰”合为一章。特别是《尧曰》篇，今本为三章，而简本则为两章；今本的第三章在简本中用两个小圆点与上间隔，用两行小字抄写在下面，好像是附加的一些内容。在题写章节与字数的残简中，正有一枚记《尧曰》篇“凡二章，凡三百廿二字“，则知简本《尧曰》只有两章，与今本不同。 此外各章文字与今本也有不少出入。简本《论语》虽是残本，因中山怀王刘修死于汉宣帝五凤三年（公元前55年），所以它是公元前55年以前的抄本，当时世有《鲁论》、《齐论》、《古论》三种《论语》存在，因此简本《论语》的出土为研究《论语》的版本流传提供了新的材料。 关于该墓葬及出土文物情况，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撰写了《河北定县40号汉墓发掘简报》发表在1981年第8期《文物》杂志上。同期《文物》杂志还刊登了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河北省博物馆、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定县汉墓竹简整理组联合撰写的《定县40号汉墓出土竹简简介》一文，对该墓出土的竹简的形制、内容做了大致的介绍，同时还刊布了简文中《儒家者言》的释文。1997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了由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和定县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合编的定州汉墓竹简《论语》一书。书中对出土简本《论语》的版本、文句也做简单的介绍，同时还对《论语》的全部释文做了简单的注释和校勘。
1.78 万字 | 2019-04-05 13:35更新
《幼学琼林》是中国古代儿童的启蒙读物。 《幼学琼林》最初叫《幼学须知》，一般认为，最初的编着者是明末的西昌人程登吉（字允升），也有的意见认为是明景泰年间的进士邱睿。在清朝的嘉靖年间由邹圣脉作了一些补充，并且更名为《幼学故事琼林》。後来民国时人费有容、叶浦荪和蔡东藩等又进行了增补。全书共分四卷。 《幼学琼林》是骈体文写成的，全书全部用对偶句写成，容易诵读，便于记忆。全书内容包罗广泛，人称“读了增广会说话，读了幼学走天下”。书中对许多的成语出处作了许多介绍，读者可掌握不少成语典故，此外还可以对中国古代的典章制度、风俗礼仪做一些了解。书中还有许多警句、格言，到现在还仍然传诵不绝。但是书中也有一些属于封建时代的观点，对于现代人来说难以认同。
3.14 万字 | 2019-11-01 11:40更新
序 《子夏易传》一为二卷，一为十一卷。旧本题卜子夏（前５０７一？）撰。子夏姓卜名商，春秋末晋国温（今河南温县）人，孔子学生，为莒父宰。孔子死后，到魏国讲学，主张国君要学习《春秋》，吸取历史教训，宣扬“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等观点’，李克、呈起都是其弟子，魏文侯也尊以为师，相传《诗》、《春秋》等儒家经典就是由他传授下来的。学术界历来主张，此书为后人伪撰，而托附于子夏名下，《四库全书总目》认为“其伪中生伪，至一至再而未已者，亦莫若是书”。《隋书·经籍志》所著录的二卷本，其实是魏晋间大兴《易》学之风时为当时人所伪撰而流布于世。据《唐会要》载“开元七年诏”，当时因《子夏易传》无传习者，遂令儒官详定，刘知已认为，此书不见于《汉书·艺文志》，至梁阮孝绪《七录》始有著录，作六卷，或云韩婴作，或云丁宽作，而至为，可疑。司马贞认为，刘向《七略》有《子夏易传》，但其书久佚，晋荀勖《中经簿》有《子夏易传》四卷，或云丁宽，是其已怀疑非子夏所撰。因此，唐玄宗采纳了刘、司马氏的建议，而停止向学校颁行。代宗以年，此本亡佚。清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中有辑佚本。今所传十一卷本，始为晁说之《传易堂记》所著录，其称“今称《子夏传》者，乃唐张弧之《易》。据此，则今本应是张弧伪撰。弧为唐末人，曾官大理寺评事。其书以王弼《周易注》为底本而说以义理，所说义理，大致上以儒家“王道”的社会政治思想与《周易》经文相附会。迨朱彝尊作《经义考》，证以陆德明《经典释文》、李鼎祚《周易集解》及王应麟《困学纪闻》所引诸条目，则于今本全无，知张弧伪撰之书又遭后人增削伪纂，并又多衍出一卷，为十一卷。因此，今本《于夏易传》不但不是子夏所撰，亦并非完全为张弧所撰，云其出自众家之手，可谓不诬。二本虽为伪造，但其内容却有—定的参考价值，孕含了较多汉唐时期的《易》学思想，《四库全书总目》云“案说《易》之家，最古者莫若是书”，故其对研究、探讨《周易》古义，二本参稽，仍为它书所不可替代。二卷本除为马国翰所辑外，《汉学堂丛书·经解·逸书考》中亦有考辑。今本则有《四库全书》本，《通志堂经解》本及《学津讨原》本等。
11.92 万字 | 2019-04-05 15:09更新
追忆南宋都城临安城市风貌的著作。武林即临安(今浙江杭州)。全书十卷﹐周密(1232～1298)撰。密字公谨﹐号草窗﹐又号四水潜夫﹑弁阳老人。祖籍齐州历城(今山东济南)﹐曾祖随宋室南渡﹐始居湖州(今浙江吴兴)。周密历任临安府﹑两浙转运司幕职﹐义乌县知县。宋亡不仕﹐寓杭州。抱遗民之痛﹐致力故国文献﹐遂辑录家乘旧闻﹐着有《齐东野语》﹑《武林旧事》等书。 《武林旧事》成书于元至元二十七年(1290)以前。作者按照“词贵乎纪实”的精神﹐根据目睹耳闻和故书杂记﹐详述朝廷典礼﹑山川风俗﹑市肆经纪﹑四时节物﹑教坊乐部等情况﹐为了解南宋城市经济文化和市民生活﹐以及都城面貌﹑宫廷礼仪﹐提供较丰富的史料。“诸色伎艺人”门著录的演史﹑杂剧﹑影戏﹑角抵﹑散耍等五十五类﹑五百二十一位名艺人的姓名或艺名和“宫本杂剧段数”门著录的二百八十本杂剧剧目﹐对于文学﹑艺术和戏曲史的研究﹐尤为珍贵。1956年﹐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根据《知不足斋丛书》本标点排印﹐收入《东京梦华录(外四种)》。1984年﹐浙江人民出版社依据同一版本校点﹐出版了单行本。 ============================================================================== 《武林旧事》十卷，宋周密撰。密字公谨，号草窗，先世济南人。其曾祖随高宗南渡，因家湖州。淳祐中，尝官义乌令。宋亡不仕，终於家。是书记宋南渡都城杂事，盖密虽居弁山，实流寓杭州之癸辛街。故目睹耳闻，最为真确。於乾道、淳熙间三朝授受、两宫奉养之故迹，叙述尤详。自序称，欲如吕荥阳《杂记》而加详，如孟元老《梦华》而近雅。今考所载，体例虽仿孟书，而词华典赡，南宋人遗篇剩句，颇赖以存，近雅之言不谬。吕希哲《岁时杂记》，今虽不传，然周必大《平园集》尚载其序，称其上元一门，多至五十馀条，不为不富。而密犹以为未详，则是书之赅备可知矣。明人所刻，往往随意刊除。或仅六卷，或不足六卷，惟存《故都宫殿》、《教坊乐部》诸门，殊失著书之本旨。此十卷之本，乃从毛氏汲古阁元版传抄，首尾完具。其间逸闻轶事，皆可以备考稽。而湖山歌舞，靡丽纷华，著其盛，正著其所以衰。遗老故臣，恻恻兴亡之隐，实曲寄於言外，不仅作风俗记、都邑簿也。第十卷末“棋待诏”以下，以是书体例推之，当在六卷之末，疑传写或乱其旧第。然无可考证，今亦姑仍之焉。 钱建文按：本书以知不足斋丛书为底本，“宋刻”为明正德宋廷佐刊本，“陈刻”为明嘉靖陈坷翻刻本。
7.84 万字 | 2019-04-06 23:14更新
刘铭传——台湾第一巡抚，（1836-1896），字省三，号大潜山人，出生于安徽肥西县刘老圩一个世代耕织务农的农家。自幼托身陇亩，生活非常窘困。但为人刚毅任侠，耿介勇敢，平时喜欢耍枪弄棒，练就一身武艺。曾杀土豪、劫富户、捍法网，闯荡江湖，成为官府追捕的要犯。 清咸丰四年（1854），接受官府招安，在乡兴办团练。时太平天国运动正如火如荼地展开，刘铭传率团练与太平军对抗。1859年率团勇攻陷六安、驰援寿州，因功升千总。1862年，率练勇编入李鸿章的淮军，号称“铭字营”。在追随李鸿章、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的过程中，刘铭传因凶悍善战，战功显赫，很快由千总、都司、参将、副将提升为记名总兵，成为李鸿章麾下的一员大将。1865年因在山东镇压捻军而提升为直隶总督，并获得清廷三等轻车都尉世职及一等男爵的封赏。1868年，奉旨督办陕西军务，旋因积劳成疾，辞官回乡。 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已解甲归田，在乡间隐居多年的刘铭传愤然而起，准备重赴沙场，杀敌报国。清政府任命他为督办台湾事务大臣，筹备抗法，不久又授福建巡抚，加兵部尚书衔。刘铭传于1884年7月16日抵达基隆，第二天即巡视要塞炮台，检查军事设施，并增筑炮台、护营，加强台北防务。在他到达基隆的第15天，战争就爆发了。 1884-1885年的中法战争，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在越南北部及中越边境进行；第二阶段战火扩大到福建台湾沿海，有陆战和海战两个战场，尤以台湾陆战最为激烈。这是台湾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来一次规模最大、历时最久、战斗最为激烈的反抗殖民侵略的战争。在此之前，鸦片战争时期英国军舰对于台湾至多是骚扰牵制；日本因琉球船民被杀侵犯台湾，双方也并未正式接触。此次法军侵台，实属决心占据，事态的严重远非前两次可比，可以说，这是近代台湾真正的大保卫战。 1884年8月4日，法舰直逼基隆，法军远东舰队司令孤拔和副司令利士比派一副官上岸，要求守军“于明日上午八时以前将炮台交出”，守军置之不理。5日，法舰在利比士的指挥下齐向基隆炮台猛烈开火，摧毁了清军数处炮垒及营房，守军于死伤十余人后向内地撤退。法军登陆，占领基隆港，将港内各种设施和炮台尽行破坏。6日下午，法军陆战队向基隆市街搜索前进，并攻击附近高地。守军在刘铭传亲自统率下奋勇从各个方向进行反击，逐渐缩小包围圈。经过几小时的激战，法军伤亡100余人，狼狈逃回军舰，侵占基隆的计划破产了。 法军侵犯基隆首战即告失败，于是又向清政府提出新的和议条件，清政府再次拒绝。此时，法舰已有预谋地集中于福州马江，乘清军将吏相信“和谈大有进步”、丝毫不作准备之际，于23日下午发动突然袭击，把南洋水师所有战舰全部击沉，然后炮轰马尾造船厂和马江沿岸各炮台。从此，法军就牢牢地掌握了台湾海峡的制海权，得以随心所欲地全力侵台。 10月1日，孤拔率多名士兵在十余艘军舰百余门大炮的猛烈炮火掩护下再犯基隆。守军奋勇抵抗约两小时，伤亡百余人，最后被迫后撤。法军乘势登陆进攻，基隆港湾及周围阵地尽失，基隆市区告危。这时，法军在利士比的指挥下正进攻沪尾。刘铭传在得到大批法军猛攻沪尾，沪尾不断告急要求增援的消息后，考虑到台北府城是统帅部所在地，军资饷械集中于此，不可稍有疏虞。为保台北，沪尾重于基隆，于是决定撤离基隆，移师沪尾。法军占领基隆后，于8日又对沪尾发起进攻。利士比以战舰七艘轰击沪尾市街和各处据点，然后登陆，分几路前进。法军不惯于陆战，一进丛林，便失去了统一指挥，只得各自为战。这时，预先埋伏在各处的清军从北、东、南三个方向奋起截杀，锐不可挡。在短兵相战中，守军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展开近战，而法军却溃不成军，伤亡累累。到最后，法军弹药已罄，全线崩溃，只得奔向海滩，逃回舰上。在这场战斗中，法方自认死27名，伤49名；刘铭传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说：“我军阵亡哨官三员，死伤兵勇百余人，法军被斩首二十五级，枪杀三百余人。此外又俘获法兵十四名，枭首示众。”通过这次战役，法国人不得不承认：“淡水的败战突然发生，它一方面使我们看出中国兵力的强大，一方面使我们明白局势的危险。这次败战是难以补救的。”自此以后，法国舰队只能轮流在淡水河口对这个海港实施封锁，再没有能力发动进攻了。 10月11日，法国拟定新的和议条件，其中一条是法国占领基隆、淡水作为可以接受第三者调停的先决条件。由于淡水大捷，清政府断然拒绝这样的条件。为了挽救进攻受挫、和谈停顿的困境，法国侵略者宣布自10月23日起封锁台湾。法军的封锁使台湾对外贸易交通中断，生产停滞，粮饷支绌。但在这种情况下，全台军民同仇敌忾，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支援前线。许多大陆大小船只，不顾风浪和被截捕的危险，采取夜航、偷渡或在东南部海岸登陆等方式，突破法军封锁线，把3000名淮军、60门钢炮、9000支步枪、200万发弹药、40只鱼雷和10万两饷银安全运到台湾。沿海地方当局也纷纷“协饷馈械，南洋最多，北洋次之”。此外，云南广西两省军队也相机向安南边境的法军阵地进攻，以为牵制。在全国上下的大力支援下，台湾终于度过了法军封锁所引起的社会经济危机，使敌人的封锁计划完全破产。 法军自淡水惨败后，即集中注意力于基隆。从11月以来，双方冲突时断时续。1885年1月以后，战斗加剧。3月初，法军增兵大批到达，3日法军派出精锐1300余名猛扑月眉山，5日又出动2000名直攻戏台山。守军腹背受敌，抵挡不住，月眉山失守，退守基隆河南岸，河北地区悉为敌所占据。两军隔河对峙，直至战争结束。 法军多次进攻，用了不少气力，而始终局促于基隆港周围一隅之地，经常受到强大守军反攻的威胁。为了摆脱进退维谷的困境，法军于3月29日向澎湖发起进攻，31日占领澎湖岛。但与此同时，法军在镇南关大败，导致茹费理内阁倒台，中国占有了极其有利的形势。清政府决定“乘胜即收”，4月4日与法国签订停战协定。1885年6月9日，《中法合订越南条约》在天津正式签订，中国承认越南为法国的保护国，开放蒙自、龙州两地与法国通商，法军撤出基隆、澎湖，并撤销对于中国海面的封锁。在中国军民的英勇抵抗下，法国侵占台湾的战争以失败而告结束。刘铭传领导台湾军民顽强坚持战斗，苦战数月，为中法战争最终取得胜利作出了极大贡献。 接连不断的外国列强的窥伺和侵略，尤其是日本和法国的两次大规模侵台战争，使清政府逐渐认识到台湾是“南洋之枢纽”，“七省之藩篱”，加强建设、巩固海防已属刻不容缓。在此之前，1874年清政府已采纳沈葆桢建议，设立了福建巡抚冬春驻台，夏秋驻省的制度。在以后的具体实施中，由于福州、台湾远隔重洋，实则难以兼顾。中法战争，台湾成为一个重要的战场，战争暴露了清政府在军事上的突出弱点，尤其是海防的薄弱，这在战后成为清廷内部讨论的主要议题。在几经讨论后，1885年，清政府决定台湾正式建省，改福建巡抚为台湾巡抚，任命抗法有功的原福建巡抚刘铭传为第一任台湾巡抚。 台湾建省的提出及其实现，是19世纪70年代初至80年代初海疆危机的一再刺激下促成的，带有明显筹防御外的性质。自建省分治后，全面推行自强新政，加强海防，推动了台湾社会经济的发展，加速了台湾迈向近代化的步伐。首任巡抚刘铭传是清末洋务运动中比较具有时代眼光、革新思想和实干精神的杰出代表人物。在他任职巡抚的六年（1885-1890）中，对台湾的国防、行政、财政、生产、交通、教育，进行了广泛而大胆的改革，全面推进台湾的近代化进程，使台湾的面貌焕然一新。这次自强新政是清朝统治台湾200年中最重要、也是最后的一次改革，其主要内容如下： 巩固海防。刘铭传建议在台湾建立海军，清政府以“已有南北洋海军和经费短绌”为由不予采纳。刘铭传于1884-1885年先后购买南通、北达等几艘小船，供缉捕、运输兼通文报之用，并雇洋匠自造驳船一艘，用以运炮械、安置水雷。在台北建机器厂，自制枪弹，准备继建大机器厂制造炮弹，同时，设立军械所和火药局，他又聘德国技师重建基隆炮台，兴工加固安平、旗后、沪尾、妈宫、西屿、大城北诸炮台，配备强劲大炮，火力增强数倍。在基隆和沪尾设水雷局和水雷营，使水雷与炮台相资为用。此外，他还进行整军、练兵，防军全部改用洋枪，聘请外国教习，加强训练。在台北设总营务处，统辖全台军务。在他的大力整顿下，台湾防务已日见充实。 建设交通。刘铭传是近代中国大倡兴建铁路的第一人。在他推行新政时，制定了以“兴造铁路为网纽、辅之以电线邮政”的方针。1887年7月，台北成立“全台铁路商务总局”，聘英德两国人为工程师，着手修建铁路，前后历时六年完成了基隆至新竹全长106.7公里的铁路，成为中国人自办自建的第一条铁路。1886年台北设电报总局，架设水陆电线，全长700公里，大大改善了岛内外的电讯交通。1888年创立新的邮政制度，在台北设立邮政总局和各地支局，发行邮票。有南通、飞捷两船定期往来于台湾与大陆之间，邮路远至厦门、福州、广州、上海、香港等地。这是我国最早的自办邮政业务、比清政府成立的邮政官局早八年。 兴办新式企业。1887年台湾设立煤务局，采取官督商办方式，投资购买新式机器开采，日可产煤万余斤。但因管理不善，时有亏折，收回官办后仍无起色。刘铭传曾希望与英商合资开采煤矿，清政府以恐别生枝节为由驳斥不准。1886年在沪尾设立官办硫磺厂，用新法熬制获利甚多。1887年设立官办机器锯木厂，为铁路提供枕木。同年又设煤油局生产煤油。在台北设立警察，组织商人成立兴市公司，兴建商店。此外还装设电灯，开凿新式公共水井，购买第一架蒸汽碾路机，并设置了专管市内卫生的机构。 发展商务。1886年台湾设立商务局，先后向英、德购买威利、威定两艘旧轮作为商船。派李彤恩等到新加坡设立招商局（后改为通商局），通过向华侨招募股份购买轮船，设立轮船公司，航行于台湾与大陆各埠，远至新加坡、西贡、吕宋等地。1886年设立樟脑总局，实行专买制度，获利颇多。 抚番与垦荒。刘铭传的抚番政策为恩威并用，剿抚兼施。恩抚不从，方行威剿，威剿之后，仍归恩抚。如有官吏凌虐番民，汉人夺占番地，均予惩处禁止，绝不偏袒。番人劫杀居民，不听晓谕，则威之以兵。1885年首抚北路淡水东南马来番，为其定规约，命其遣子弟至城读书，雉发归化。生番地界，各归各业，不许军民侵占。 从1885年冬至1886年夏，半年之间招抚400余番社，归化7万余人。1887年春夏之间，后山抚218社，番丁5万余人，前山抚260余社，番丁3.8万余人，田园数十万亩。全台大定后，于是广招福建贫民扩垦，使番众与内地人民共处杂居，逐渐改变他们的习俗，同时改进他们的经济情况，使“耕织自精，货财自殖”。1886年5月设全台抚垦总局，以林维源为总办，南、北、东三路分设抚垦局及分局，并在各重要番区如大科莰、东势角、埔里社、苏澳、花莲等处，各立抚垦分局。局中有医生、教耕、教读等人员，开义塾，教番人童子读书。另外在台北特设番学堂，供给他们衣食，教以汉文、算术、官话、台语、起居礼仪，并常让他们与汉人接触以起潜移默化的作用。让他们消除疑忌，不以异类自居。为了抚番，刘铭传“三亲绝域，蒙瘴涉险，不骑而徒。彼其不知暇逸哉，其所志者远也”。这一切都有利于台湾社会的近代化发展。 整理财政。主要是田赋的清理。台湾田赋极其紊乱，在豪绅吏胥的包揽控制下，“强者有田无赋，弱者有赋无田”，“田去粮存”，求免无路。为了清除积弊，增加财政收入，1886年5月，刘铭传奏请实行清赋，由清赋总局进行会查保甲，清丈田亩，历时二年多，完成了清丈工作，田赋大量增加，年收入达67.4万余两，比原额增加49.1万余两。此外，在整顿税收方面也取得了巨大成绩。经过整顿后的茶税年增13万两，盐税增12万两，樟脑、硫磺增30万两，鸦片增40万两，加上其他各项收入，财政总收入从90万两激增至300万两，最高达到450万两。国防、交通诸项建设经费至是始有着落。清赋直接触犯了地主豪绅的利益，一时流言传 布，阻力极大，但刘铭传不为所动。 提倡新式教育。台湾发展需要一大批专门人才，刘铭传深知培养人才的重要性。1887年在台北大稻埕创立西学堂，聘请西人教习讲授英语、法语、数学、理化、测绘、历史、地理等课程，于西学余闲兼课中国经史文字，使内外通贯，培养通晓近代科学、善于对外交涉的人才。经过严格甄选，第一批招收学员64名，所有费用全部由政府供给，年支银1万余两。1890年又设电报学堂，招收西学堂和福建船政学校学生10名，学习电讯专门技术。并于1890年设立番学堂，为原住民培养骨干和通事人才。在刘铭传的积极倡导下，台湾教育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 增设府县。台湾土地面积3.6万平方公里，清初仅设一府三县，不久增为四县，统治所及限于西部沿海平原地带。后以土地日辟，人口倍增，于1875年增设了一府四县，共有两府八县，然仍不能满足实际需要。刘铭传就任台湾巡抚后，按建省规制，以彰化位于全岛中央，平原宽敞，定为省会，设首府曰台湾府，附郭首县曰台湾县；另划嘉义以东、彰化以南、方长约百余里之地为云林县，分新竹西南沿山新垦地带为苗栗县，升卑南厅为台东直隶州。在省会未建以前，以台北接近福州，先以台北为施政中心。于是全台共有三府、一直隶州、十二县、五厅，划疆分守，初具规模，奠定了今日台湾地方行政区划的基础。 刘铭传的改革涉及军事、行政、经济、文化各个领域，范围相当广泛。因为当时台湾正面临着帝国主义侵略的严重威胁，一切措施不得不首先从巩固国防出发，并始终以巩固国防为中心。为了巩固国防，就必须整顿军备，增强防卫能力；开拓土地，以保持岛内秩序的安定；发展交通，便利岛内各地及其与大陆的联络。为了巩固国防，就必须筹措大笔经费，办法之一就是清理田赋，在这方面，刘铭传做出了巨大的成绩；办法之二是倡办实业，发展生产，在这方面他刚开始不久就去职了。而为了巩固国防，发展交通，兴办新式工业，又必须培养大批科技人才和吸收外国先进经验，因而有西学堂和电报学堂的设立和外国技师的聘用。凡此种种，都可以说明，刘铭传的改革虽然发生在大陆洋务运动的后期，在许多做法上也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大陆洋务运动的影响，但和“重在防内，并无对外意图”的李鸿章之流所搞的洋务运动还是有差别的。刘铭传很注意吸收华侨和民间资本，他所兴办的铁路和煤矿都有商股参加，有些企业办不好就交给民办，这也和官办占压倒地位的某些洋务企业有所不同。他所创办的企业如铁路、邮政、电讯、航运等等，多数都卓有成效，不像大陆官办企业那样积弊重重，亏损日甚。刘铭传的眼光不仅仅以台湾为限，他还希望“以一岛基国之富强”，以台湾“一隅之设施为全国之范”，从这点看，也应该肯定他是晚清洋务运动中一个具有进步倾向的人物。 然而，刘铭传的改革是在当时已经腐烂透顶的清政府支配下进行的。在其推行过程中，他遇到了来自各方面的种种阻力。因此，尽管他很想有所作为，也做出了巨大的成绩，但还是有不少人对他进行掣肘、攻击与诬蔑，迫使他不得不于1891年告病辞官而去。继任的台湾巡抚邵友濂眼光短浅，思想僵化，尽废刘铭传新政，清代所实行的惟一有计划、有成效的改革就此夭折了。1896年，刘铭传在家病逝，清追封太子太保，谥壮肃，准建专祠。 有人说刘铭传“倡淮旅，练洋操，议铁路，建台省，实创中国未有之奇”，而其最伟大的成就，最值得后人景仰的事功则为“建台省”—— 建设一个近代化的台湾。
24.30 万字 | 2019-04-07 13:44更新
《孝經》是一部重要的儒家經典，其作者歷來說法不一，有孔子說和曾子說等，學界一般認可為先秦儒者所作。 《孝經》以“孝”為中心，通過孔子與其門人曾參談話的形式，對孝的價值、意義、作用以及實行“孝”的要求和方法等問題進行了集中的闡述，是一部儒家孝倫理的系統化著作。 《孝經》認為，“孝”是“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認為孝是自然規律的體現，是人類行為的准則，是國家政治的根本。 《孝經》在唐代被尊為經書，南宋以后被列為“十三經”之一，共分十八章，全文不足兩千字，是十三經中篇幅最短的一部。 《孝經》在中國古代影響很大，歷代王朝無不標榜“以孝治天下”，唐玄宗曾親自為《孝經》作注。
0.29 万字 | 2019-09-25 15:45更新
举世皆知苏东坡为一代文豪，却很少有人知道他是一个“易学大师”，曾经写过一本《东坡易传》。苏轼幼时便随眉山道士张易简读书学《易》，少年时欲入山林当道士，终生与道士高人交往频繁，深晓《周易》占卜和“胎息”养生之术，并自称“铁冠道人”。其父苏洵精通《太玄》，晚年欲作《易传》未成，遗命苏轼继作此书。苏轼于45岁左右被贬官于黄州时开始撰写《易传》，此后不断修改，直到生命垂危之时才修改完毕。他的认知方法、执政思想深受《易经》影响，诗词文赋也因此而愈加高深玄妙，后人不解《易》理，常常只识皮毛。然而苏轼去世之后，他的著作遭到蔡京等人劈版禁毁，这本《易传》便被改头换面，以《毗陵易传》（“毗陵”为苏轼去世之地常州别名）悄然印行于世，因此罕为人知。本书作者认为“离开《东坡易传》，苏轼思想及其诗文词赋无从谈起。”全书以“四库全书”中的《东坡易传》为底本，参照其它多种刻本进行校勘整理，并在每一篇章前写了简要评介，以便于读者阅读和理解。
10.21 万字 | 2019-04-05 15:10更新
《水经注》是中国古代的地理名著，作者是北魏（公元386年～公元534年）的郦道元。三国时的桑钦写了《水经》一书，郦道元作注，得名《水经注》。原有四十卷，北宋（公元960年～公元1127年）初年已经散失五卷，后人将三十五卷分开，补足四十卷。郦道元（公元469年？～公元527年），字善长，范阳涿县（今属中国中部河北）人。在北魏宣武帝、孝明帝两朝为官，先后任冀州刺史的长史、鲁阳太守、东荆州刺史、河南尹，后任御史中尉。不论在地方还是中央，他为政都以严厉出名。后来，雍州刺史萧宝夤图谋叛乱，嫉恨郦道元的大臣阴险地上奏，推荐他进行安抚。萧宝夤害怕他来后于己不利，派兵将郦道元杀害。 郦道元博学广识，足迹遍及长城以南，秦岭和淮河以北，书中的很多材料是他实际调查取得的。在《水经》里只记载了水道一百三十七条，而郦道元的注竟达一千二百五十二条之多，注文有三十万字，比经文也增多了二十倍。 此书以水道为纲，同时记述流经地区的山陵、湖泊、郡县、城池、关塞、名胜，还有土壤、植被、气候、水文和社会经济、民俗风习等，历史故事也在其中详细记载。他还记录了水利设施约三十处，对很多伟大工程表示了敬意。对于从书本或实际调查均无法弄清楚的问题，他也如实记述，如“未知所从”、“非所详也”。 《水经注》对于中国地理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中国和世界地理学史上都有重要地位。《水经注》中山川景物的描写，还被作为文学作品受到后人高度评价。书中的缺点也有：他因为是北朝人，所以南方水系的记录有些简单，其中还有些差错。
38.36 万字 | 2019-04-06 23:16更新
《林间录》二卷，大观二年（１１０７）成书，是一部以丛林见闻为内容的杂录，虽不限一人一事一地一科，也无年代先后编次，但所记“莫非尊宿之高行，丛林之遗训，诸佛菩萨之微旨，贤士大夫之余论”。所以书中大量保存了当时禅宗人物的趣闻轶事和传记、行状、文集、语录、灯录以及惠洪本人言行的原始资料，对研究宋代佛教，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5.53 万字 | 2019-10-31 14:13更新
宋史修于元末，由丞相脱脱和阿鲁图先后主持修撰，铁木儿塔识、贺惟一、张起巖、欧阳玄等七人任总裁官。全书本纪四十七卷，志一百六十二卷，表三十二卷，列传二百五十五卷，共四百九十六卷，是二十四史中最庞大的一部官修史书。 早在元初，元世祖忽必烈就曾诏修宋史，后来，袁桷又奏请购求辽、金、宋遗书，虞集也曾奉命主持修撰辽、金、宋三史。由于元王朝内部对修撰宋史的体例主张不同，一派要「以宋为世纪，辽、金为载记」，一派要「以辽、金为北史，宋太祖至靖康为宋史，建炎以后为南宋史」，双方「持论不決」［一］，长期未能成书。元顺帝于公元一三四三年（至正三年），又诏修辽、金、宋三史［二］，决定宋、辽、金各为一史。宋史在纪、传、表、志本已完僃的基礎上［三］，只用了两年半的时间，于一三四五年（至正五年）成书。 在二十四史中，宋史以卷帙浩繁著称。两千多人的列传，比旧唐书列传多一倍，志的份量在二十四史中也是独一无二的。食货志十四卷，相当于旧唐书食货志的七倍。兵志［一］［三］赵翼：廿二史劄记卷二三。［二］元史卷四一顺帝本纪。 十二卷，是新唐书兵志的十二倍。礼志二十八卷，竟佔二十四史所有礼志的一半。元末修撰的这部宋史，是元人利用旧有宋朝国史编撰而成，基本上保存了宋朝国史的原貌。宋史对于宋代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关係、典章制度以及活动在这一历史时期的许多人物都做了较为详尽的记载，是研究两宋三百多年历史的基本史料。例如，从食货志中，不仅可以看到两宋社会经济发展的概況和我国各民族、各地区之间经济联击的加强，还可以看到劳动人民创造的超越往代的巨大物质财富和他们所遭受的残酷剥削。天文志、律历志、五行志等，保存了许多天文气象资料、科学数据以及关于地震等自然灾害的丰富史料。 宋史具有以往封建史书所没有的特点，这就是它始终遵循的基本思想是程朱理学。清代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宋史「大旨以表章道学为宗，余事皆不甚措意」［一］。清代史学家钱大昕也说：「宋史最推崇道学，而尤以朱元晦（熹）为宗。」［二］这是符合实际的。在宋史修撰中起主要作用的那些人物，都是道学的信奉者。例如，对于宋史修撰「多所协赞」的鐵木儿塔识，就对「伊洛诸儒之书，深所研究」［三］。张起巖对「宋儒道学源委，尤多究心」［一］。特别是在宋史的修撰中「尤任劳动」［二］的欧阳玄，更是一个对「伊洛诸儒源委，尤为淹贯」［三］的道学家。宋史的修撰原则是，遵循「先儒性命之说」，「先理致而后文辞，崇道德而黜功利。书法以之而矜式，彝伦赖是以匡扶」［四］。在这个原则下，欧阳玄为宋史定下的体例和他所撰写的论、赞、序以及进宋史表［五］，都集中地贯彻了道学的思想。 宋史在史料剪裁、史实考订、全书体例等方面存在许多缺点，使它在二十四史中有繁芜杂乱之称。宋史「以宋人国史为稿本」［六］宋人国史记载北宋特别详细，南宋中叶以后「罕所记载」，宋史依样画葫芦，显得前详后略，头重脚轻。在宋史中，还有许多自相矛盾的地方。如一人两传，无传而说有传，一事数见，有目无文，纪与传、传与传、表与传、传文与传论之间互相牴牾等等。 宋史的版本，主要有下列几种：公元一三四六年（元至正六年）杭州路刻印的至正本；公元一四八○年（明成化十六年）的成化本（朱英在广州按元刻本的抄本刻印，后来的版本大都以此为底本）：明嘉靖南京国子监本（南监本）：明万历北京国子监本（北监本）；清乾隆四年武英殿本（殿本）；清光绪元年浙江书局本（局本）；一九三四年上海商务印书馆百衲本（一九五八年缩印本个别卷帙有抽换）。由于百衲本是用至正本和明成化本配补影印而成，又同殿本作了对校，修补和改正了某些错字，是一个较好的版本。因此，这次校点宋史，是以百衲本为工作本，同时吸收了叶渭清元椠宋史校记和张元济宋史校勘记稿本的成果，参校了殿本和局本。凡是点不断、读不通而又无法从版本上校正的地方，适当地作了本校和他校工作，在卷末校勘记中说明。
487.11 万字 | 2019-04-05 15:52更新
《六韬》，又称《太公六韬》或《太公兵法》，是中国古代著名兵书。《隋书.经籍志》注云：“周文王师姜望撰。”姜望，又称吕望，字子牙（一说字尚），俗称姜太公、姜子牙，为西周开国功臣、齐国始祖。历史上，对于《六韬》的作者、成书年代及书的真伪争议颇多。宋代以来，基本否定该书为吕望所作，认为是汉以后人伪托。1972年山东省临沂县银雀山西汉墓出土了一大批竹简，其中有《六韬》残简54枚，说明《六韬》在西汉前已流传于世，而非汉以后人伪托。当今学者大多认定《六韬》成书于战国时期。其理由是：《六韬》文辞浅近，与商周文字风格相去甚远，而与战国时期的《吴子》、《孙膑兵法》等相近。书中涉及骑兵作战的篇章很多，而骑兵诞生，是在战国赵武灵王实行“胡服骑射”之后。书中提到的一系列铁兵器，都是在战国时期才出现。另外，阴阳五行学说的形成也是战国时期的事。《六韬》成书于战国，当然就不是吕望所作，而是战国时人托其名撰成。 《六韬》通过周文王、武王与吕望对话的形式，论述治国、治军和指导战争的理论、原则，是一部具有重要价值的兵书，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齐太公世家》称：“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北宋神宗元丰年间，《六韬》被列为《武经七书》之一，为武学必读之书。《六韬》在国外也有深远影响，16世纪传入日本，18世纪传入欧洲，现今已翻译成日、法、朝、越、英、俄等多种文字。 现存《六韬》共6卷60篇，近2万字。版本约有20多种，重要版本有银雀山竹简本、唐代敦煌写本、唐代魏徵编《群书治要本》、《武经七书》本、《四库全书》本等。本电子版以《续古逸丛书》影宋《五经七书》为底本，对底本上明显的错、衍、脱、误之处，则参照银雀山竹简本、敦煌写本、《五经七书讲义》、《五经七书汇解》、《五经七书直解》等进行校改，底本错讹用（）表示，校正的文字用[]表示。假借字和古体字一般随文用现代字替代，未替代的在注释中注明。
2.81 万字 | 2019-11-01 11:39更新
《易传》是一部战国时期解说和发挥《易经》的论文集，其学说本于孔子，具体成于孔子后学之手。《易传》共７种１０篇，它们是《彖传》上下篇、《象传》上下篇、《文言传》、《系辞传》上下角、《说卦传》、《序卦传》和《杂卦传》。自汉代起，它们又被称为“十翼”。 《系辞》是今本《易传》的第４种，它总论《易经》大义，是今本《易传》７种中思想水平最高的作品。《系辞》解释了卦爻辞的意义及卦象爻位，所用的方法有取义说、取象说、爻位说；又论述了揲著求卦的过程，用数学方法解释了《周易》筮法和卦画的产生和形成。《系辞》认为《周易》是一部讲圣人之道的典籍，它有４种圣人之道：一是察言，二是观变，三是制器，四才是卜占。《周易》是忧患之书，是道德教训之书，读《易》要于优患中提高道德境界，以此作为化凶为吉的手段。 对《易经》的基本原理，《系辞》进行了创造性的阐述和发挥，他认为“一阴一阳之谓道”，奇偶二数、阴阳二爻、乾坤两卦、八经卦、六十四卦，都由一阴一阳构成，没有阴阳对立，就没有《周易》。它把中国古代早已有之的阴阳观念，发展成为一个系统的世界观，用阴阳、乾坤、刚柔的对立统一来解释宇宙万物和人类社会的一切变化。它特别强调了宇宙变化生生不已的性质，说“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又提出“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发挥了“物极必反”的思想，强调提出了“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它认为“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肯定了变革的重要意义，主张自强不息，通过变革以完成功业。同时，它又以“保合太和”为最高的理想目标，继承了中国传统的重视和谐的思想。《系辞》肯定了“《易》与天地准”，以为《周易》及其筮法出于对自然现象的模写，其根源在于自然界；同时也含有夸大《周易》筮法功能的成分，认为易卦包罗万象，囊括了一切变化法则。它说“《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家，四家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将以箸求卦的过程理论化，实际涵含着宇宙生成论，对后来的思想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读《易传》，较好的古注本是孔颖达的《周易正义》，收在《十三经注疏》中，今人徐志锐《周易大传新注》齐鲁书社，１９８６年版，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９年，都是较好的参考书。重点读《系辞》上下篇。
0.97 万字 | 2019-04-05 15:10更新
庄子者，姓庄，名周，（太史公云：字子休）。梁国蒙县人也。六国时，为漆园吏，与魏惠王、齐宣王、楚威王同时，齐楚当聘以为相，不应。时人皆尚游说，庄生独高尚其事，优游自得，依老氏之旨，著书十余万言，以逍遥自然无为齐物而已；大抵万寓言，归之于理，不可案文责也。 清代学术最为昌盛。清儒提出来的“实事求是”的原则成为学术近代化的标志。《庄子集释》是清代关于《庄子》的注疏、训诂的集大成之作。中华书局将之编入《新编诸子集成》第一辑，多年以来一直为学界所重视。
78.91 万字 | 2019-10-31 14:12更新
孟子序说 史记列传曰：“孟轲，驺人也，受业子思之门人。道既通，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当是之时，秦用商鞅，楚魏用吴起，齐用孙子、田忌。天下方务于合从连衡，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韩子曰：“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荀与扬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 又曰：“孟氏醇乎醇者也。荀与扬，大醇而小疵。” 又曰：“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门弟子不能遍观而尽识也，故学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后离散，分处诸侯之国，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源远而末益分。惟孟轲师子思，而子思之学出于曾子。自孔子没，独孟轲氏之传得其宗。故求观圣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 又曰：“扬子云曰：‘古者杨墨塞路，孟子辞而辟之，廓如也。’夫杨墨行，正道废。孟子虽贤圣，不得位。空言无施，虽切何补。然赖其言，而今之学者尚知宗孔氏，崇仁义，贵王贱霸而已。其大经大法，皆亡灭而不救，坏烂而不收。所谓存十一于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无孟氏，则皆服左衽而言侏离矣。故愈尝推尊孟氏，以为功不在禹下者，为此也。”或问于程子曰：“孟子还可谓圣人否？”程子曰：“未敢便道他是圣人，然学已到至(或圣)处。” 程子又曰：“孟子有功于圣门，不可胜言。仲尼只说一个仁字，孟子开口便说仁义。仲尼只说一个志，孟子便说许多养气出来。只此二字，其功甚多。” 又曰：“孟子有大功于世，以其言性善也。” 又曰：“孟子性善、养气之论，皆前圣所未发。” 又曰：“学者全要识时。若不识时，不足以言学。颜子陋巷自乐，以有孔子在焉。若孟子之时，世既无人，安可不以道自任。” 又曰：“孟子有些英气。纔有英气，便有圭角，英气甚害事。如颜子便浑厚不同，颜子去圣人只豪发闲。孟子大贤，亚圣之次也。”或曰：“英气见于甚处？”曰：“但以孔子之言比之，便可见。且如冰与水精非不光。比之玉，自是有温润含蓄气象，无许多光耀也。” 杨氏曰：“孟子一书，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养性，收其放心。至论仁、义、礼、智，则以恻隐、善恶、辞让、是非之心为之端。论邪说之害，则曰：‘生于其心，害于其政。’论事君，则曰：‘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国定’。千变万化，只说从心上来。人能正心，则事无足为者矣。大学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诚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后知性之善。故孟子遇人便道性善。欧阳永叔却言‘圣人之教人，性非所先’，可谓误矣。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尧舜所以为万世法，亦是率性而已。所谓率性，循天理是也。外边用计用数，假饶立得功业，只是人欲之私。与圣贤作处，天地悬隔。”
7.00 万字 | 2019-04-05 13:37更新
五代后晋时官修的旧唐书，是现存最早的系统记录唐代历史的一部史籍。本书原称唐书，后来为了区别于北宋欧阳修、宋祁等人编撰的新唐书，故称旧唐书。全书分本纪、志、到传三部分，共二百卷。还在后唐时期，就对旧唐书的修撰做了不少准备工作，但直到后晋高祖天福六年（公元九四一年）才正式开始编修，到出帝开运二年（公元九四五年）修成，历时四年多。旧唐书原来是由宰相赵莹监修的。他在组织人员、收集史料和確定体例上，提出了不少建议和规划。以后的宰相桑维翰、刘昫也相继担任监修。而在具体编撰旧唐书时，出力最多的是张昭远、贾纬等人。但当旧唐书修成时，恰好是刘昫监修唐史，由他奏上，所以题「刘昫撰」。旧唐书的作者离唐代很近，有机会接触到大量唐代史料，特别是唐代前期的史料。重要的有吴兢、韦述、于休烈、令狐峘等人相继纂述的唐书一百三十卷，它对唐初至唐代宗时期的历史事件叙述比较完整。还有唐高祖至唐文宗的各朝实录。唐代后期的史料则掌握较少，只有武宗实录一卷和其他零碎材料。旧唐书成书时间短促，大抵抄撮唐代史料成书，书中不少地方用了「今上」、「我」等字眼，都是沿袭唐代国史或实录的旧文。「今上」指唐代史官撰述时的当代皇帝，「我」指唐朝。论赞中常出现「臣」字，也是唐代史官当时的称谓。在材料的占有与剪裁、体例的完整、文字的乾浄等方面，后期大不如前。穆宗以后的本纪内容繁琐冗杂；曆志、经籍志叙述仅至玄宗时代；列传中对唐代末期人物缺漏较多；还存在着一人两传、一文複见等现象。这些都说明旧唐书比较粗糙。但是，旧唐书叙述史实比较详细，保存史料比较丰富，便于读者瞭解历史事件的过程和具体情况，因而受到后代的重视。唐穆宗以后的本纪，虽然内容比较芜杂，为后人所讥议，但也保存了不少有价值的史料。如庞勋起义、黄巢起义，在懿宗本纪、僖宗本纪中都有比较详细的记載，由于列传都分庞勋无传、黄巢传简略，这些记載就更为可贵。昭宗、哀帝两纪，对某些藩镇、宦官的嚣张跋扈，叙述颇为详细，反映了唐王朝覆灭时的某些具体情景。宋司马光著资治通鑑的唐纪部分，大抵採用旧唐书，就是因为它记事比较详细明白的缘故。旧唐书还採录了不少富有史料价值的文章。如吕才传、卢藏用传，分别登載了两人反迷信的重要论文。贾耽传登載了他进奏所编地理图志的两篇表。这些都是在中国思想史和地理学史上有地位的文献。又如，在傅奕、狄仁傑、姚崇等人的传中，登載了他们反对佛教的文章，从中可以考见唐代佛教盛行对政治、经济、社会的重大影响，以及世俗地主反对佛教的斗争。这类文章其中有些见旧唐书最早保存下来的。继旧唐书之后出现的新唐书，虽然在史料上作了许多补充，特别是志、表、唐代后期的列传部分比较突出，但新唐书行文和记事往往过于简略，使读者不易瞭解具体情況。对旧唐书登載的大量文章，新唐书有的删去，有的压缩成简短的片段，甚至因厌恶骈文，竟改写成散文，改变历史文献的原来面貌。相形之下，旧唐书在保存史料方面就具有新唐书所不能替代的價值。我们这次点校旧唐书，以清道光年间扬州岑氏懼盈齋刻本（简称懼盈齋本）为工作本，并参校了以下几种主要版本：一、南宋绍兴年间越州刻本（简称残宋本），全书已佚，残存六十七卷，百衲本二十四史中的旧唐书即用此残本与闻人诠本配补而成。二、明嘉靖年间闻人诠刻本（简称闻本）。三、清乾隆年间武英殿刻本（简称殿本）。四、清同治年间浙江书局刻本（简称局本）。五、清同治年间广东陈氏葄古堂刻本（简称广本）。点校中文字不主一本，择善而从。凡是根据以上几种版本改正文字的，一律不出校记。而根据唐会要、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等书校改的地方，都在每卷末尾作校勘记说明。关于前人校勘成果，除参考清人罗士琳等人的旧唐书校勘记（简称校勘记）外，还吸收了近人张森楷旧唐书校勘记、龚道耕旧唐书补校等几种稿本的某些成果。
254.14 万字 | 2019-04-05 16:17更新
《孔子家语》虽为资料汇编，却具有较高的价值。首先，此书是研究孔子生平及其思想的重要参考资料，也是我们认识历史上真实的孔子面目的重要依据。其次，由于王肃收集在书中的内容大都具有较强的叙事情，也就是说大多是有关孔子的逸闻趣事，所以，此书又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第三，书中的许多故事和孔子的许多充满哲理的语言对我们具有深刻的借鉴意义。 王肃（195-256）字子雍，东海郡郯（今山东郯城北）人，主要生活在三国时期的魏国。他在仕途上一帆风顺。在学术上，王肃继承家学，对《尚书》、《诗经》、《论语》、《三礼》、《春秋左氏传》、《易》等有较深入的研究，并撰写了不少有关这些经典的著作。
8.88 万字 | 2019-10-31 14:13更新
纳兰性德（１６５５──１６８５），原名成德，避太子保成讳改性德；字容若，号楞伽山人。正黄旗满州人，大学士明珠长子，生长在北京。幼好学，经史百家无所不窥，谙悉传统学术文化，尤好填词。康熙十五年（１６７６）进士，授乾清门三等侍卫，后循迁至一等。随扈出巡南北，并曾出使梭龙（黑龙江流域）考察沙俄侵扰东北情况。康熙二十四年患急病去世，年仅三十一岁。
2.17 万字 | 2019-04-06 22:39更新
本书对于中国官场的历史进行了绝妙的讽刺，直阿了中国历代官场所存在的问题，同时该书还描述了中国当代官场的现状，由于受历史沉淀和市场经济的影响，中国官场有越来越腐化的倾向。当官的诀窍：学治臆说；高级幕僚的心得：佐治药言；左右逢源的艺术：续佐治药言；衙门内部的真相：幕学举要；官场备忘录：学治说赘；中国官场学原文。
5.16 万字 | 2019-04-07 13:44更新
《围炉夜话》正如其名，疲倦地送走喧嚣的白昼，炉边围坐，会顿感世界原来是这样的宁静。在如此宁静而温暖的氛围下，白昼里浊浊红尘蹇塞的种种烦闷，会不自觉地升华为对生活、对生命的洞然。 夜是这样的美妙，更何况围坐在暖暖的炉边呢？静夜炉边独坐，品味清朝王永彬先生的《围炉夜话》，体味作者以平淡而优美的话语，讳讳叙出的琐碎的生活中做人的道理，就如炎夏饮一杯清凉的酸梅汤，令人神清气爽，茅塞顿开。 中国传统文人是快乐是超速，亦或痛苦、压抑，现在难以说得清楚。那代文人即使在生活安逸、仕途得意时，心中也常存为天地立心为万民请命的忧患意识，而在陡遭不测，倾家荡产时，又能常常保持一份无怨无悔的淡然心态。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蕴，因其博大，受其滋润的中国文人的心胸也是宽广大度的，其精神世界更是丰富多彩。
1.25 万字 | 2019-11-01 11:43更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