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总目提要》 元释念常撰。念当姓黄氏，号梅屋，华亭人。延祐中居嘉兴大中祥符禅寺。是编前有至正元年虞集序。所叙释氏故实，上起七佛，下迄元顺帝元统元年，皆编年纪载。念常於至治癸亥尝驿召至京师，缮写金字佛经，因受法於帝师帕克巴是以卷首七佛偈後，即继以帕克巴所撰《彰所知论》。又所谓庄严劫、贤劫不知当中国何年，不能编次，故盘古以至周康王但略存帝王统系，自周昭王二十五年释迦牟尼佛诞生以後，始据内典编年。每条之後，多附论断。大旨主於侈神异，陈罪福，起人敬畏之心，以自尊其教。然知儒者之礼、乐、刑、政必不可废，故但援儒人墨，与辟佛者力争，而仍尊孔子。又知道家清净与佛同源，故但攻击斋醮、章咒、服饵、修炼之术，而仍尊老子。其论唐宪宗、懿宗之迎佛为崇奉太过，论王缙、杜鸿渐但言福业报应，故人事置而不修，为泥佛太过，亦时能自弥其罅漏。其立言颇巧。至韩愈为一代伟人，乃引西蜀龙氏之书，诋其言行悖戾；紥木杨喇勒智。穷凶极恶，乃没其事迹，但详述其谈禅之语。竟俨然古德宗风。尤不免颠例是非，不足为据。然念常颇涉儒书，在缁流之中较为赅洽，於佛教之废兴，禅宗之授受，言之颇悉。於唐以来碑碣、志传之类，采掇尤详，亦足以资考订。其党同伐异，负气嚣争，乃释、道二氏之通例。心知其意，置而不论可矣。
43.33 万字 | 2019-04-07 14:29更新
《申子》是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法家代表人物申不害的所著。申不害（约公元前395年～公元前337年），郑国京（今中国中部河南省荥阳县东南）人，韩国灭掉郑国后，韩昭侯重用他为丞相，在韩国主持改革，十五年间便使韩国强盛起来。《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说他原来信奉道家思想，后来分化出来，成为法家。他的著作《申子》原来有两篇，《汉书。艺文志》中说是六篇。清朝时，马国翰的《玉函山房辑佚书》有《申子》的辑本，但不是原貌了。现只在《群书治要》第三十六卷所引《大体篇》和一些佚文。 申不害继承了道家的学说，主要从道家里边吸收了“君人南面之术”，即驾御大臣的权术，以此来加强法家当时所主张的君主中央集权制度。他主张君主“无为”，即不从事任何具体的工作，只是不动声色地用“术”去驾驭臣子。根据《韩非子。定法篇》中的解释，“术”的意思是说，君主要按照大臣们的才干授予官职，还要经常对他们进行督促和考核，根据政绩来决定赏罚。 申不害强调，明君是身体，大臣是双手，君主要掌握权柄，大臣去做具体的工作。即君主要把立法、任免、赏罚等大权掌握在手，做事要抓要害，抓大事。因此，君主要防止大臣蒙蔽君主的视听，防止大臣主权独断，侵害君主的权力，那样很可能导致大臣谋杀君主而自立为王。 申不害主张的“术”，最典型的就是“藏于无事，示天下无为”，这是具体的驾御大臣的权术。要求君主“去听”、“去视”、“去智”，就是装听不见，装看不见，装不知道事情真相，避免暴露自己，这使大臣摸不清君主的底细，没办法投其所好，也就没法掩盖他们自己的缺陷。而君主则可以看得明白，辨别出忠臣和奸佞小人。 韩非认为，“术”是必要的，但只讲术而忽视法，会导致法令前后矛盾，给人可利用的机会。所以，韩非批评申不害是只懂得“术”而无法，所以改革成效不大。
0.12 万字 | 2019-04-07 19:26更新
《周礼》、《仪礼》、《礼记》，合称三礼。《周礼》又称《周官》，讲官制和政治制度。《仪礼》记述有关冠、婚、丧、祭、乡、射、朝、聘等礼仪制度。《礼记》则是一部秦汉以前儒家有关各种礼仪制度的论著选集，其中既有礼仪制度的记述，又有关于礼的理论及其伦理道德、学术思想的论述。这里，仅就有关《仪礼》一书的一些问题作一些简要的说明。《仪礼》的篇数与作者今《十三经注疏》本《仪礼》，共十七篇，目次如下：士冠礼第一士昏礼第二士相见礼第三乡饮酒礼第四乡射礼第五燕礼第六大射礼第七聘礼第八公食大夫礼第九觐礼第十丧服第十一士丧礼第十二既夕礼第十三士虞礼第十四特牲馈食礼第十五少牢馈食礼第十六有司彻第十七这个次序，为汉刘向《别录》所列。据文献记载，汉武帝时，在孔壁中发现《古礼》五十六篇，其中十七篇与汉初经生所传十七篇《仪礼》相同，但多出三十九篇。此三十九篇礼文久佚，学者称之为《逸礼》。由此便产生一个问题：十七篇《仪礼》是不是一个残本。一种观点据此认为，十七篇《仪礼》是一部残缺不完之书。另一种观点正与此相反，认为十七篇《仪礼》并非一不完全的残本，而是一部完备的著作。清人邵懿辰《礼经通论》对此有很详细的论证。《礼记。昏义》说：“夫礼始于冠，本于昏，重于丧祭，尊于朝聘，和于射乡，此礼之大体也。观今本《仪礼》十七篇，《昏义》所说作为“礼之大体”的上述八项内容，皆完整无缺。另外，《礼记》中有很多篇是直接解释《仪礼》的。《礼记》有《冠义》释《士冠礼》；有《昏义》释《士昏礼》；有《问丧》释《士丧礼》；有《祭义》、《祭统》释《郊特牲》、《少牢馈食礼》、《有司彻》；有《乡饮酒义》释《乡饮酒礼》；有《射义》释《乡射礼》、《大射礼》；有《燕义》释《燕礼》；有《聘义》释《聘礼》；有《朝事》（《大戴礼记》）释《觐礼》；有《丧服四制》释《丧服》，都不出《仪礼》十七篇之外。由此可见，今本《仪礼》，应该说是一部体系和内容完备的著作。邵懿辰认为，“经礼三百，曲礼三千”（《礼记。礼器》），古来之礼，不止此十七篇，亦不止《汉书。艺文》
6.82 万字 | 2019-04-05 13:37更新
《续资治通鉴长编》是了解和研究北宋历史最基本的史籍之一。 作者李焘是1143年开始《续资治通鉴长编》的搜集编撰工作的，历时四十年，于宋孝宗淳熙十年（1183年）完稿。《续资治通鉴长编》全书连正文总计一千零六十三卷，六百八十七册。其中《续资治通鉴长编》九百八十卷，六百零四册；《举要》六十八卷；《总目》五卷；《修换事目》十卷。《续资治通鉴长编》一书受到宋孝宗的高度重视，诏令依《资治通鉴》纸样及字样大小缮写《续通鉴长编》一部，将李焘衔位于卷首依司马光衔位书写，取得了与《资治通鉴》同等规格的待遇。因其为宋刻本，所以较多地保留了原貌，具有文物及版本两方面的价值。《续资治通鉴长编》完成以后，除缮写本藏于秘书省之外，还有刻本流传。其中除了流传的七朝本《续资治通鉴长编》外，现在国内外还保存三部宋刻五朝本《续资治通鉴长编》。辽宁省图书馆的藏本就是其中之一。其为每半叶十三行，每行二十三字。原本为一百零八卷，篇幅多者卷下再分子卷，以子卷计则为一百七十五卷。全书仅缺七五、七六两卷及八〇、八二两卷各一叶。书中钤有“八征受命之宝”、“五福五代堂宝”、“太上皇帝之宝”、“乾隆御览之宝”、“天禄琳琅”、“天禄继鉴”等印记，又有“季振宜字诜兮号沧苇”、“御史振宜之印”等藏书印。结合文献记载，可知这是徐乾学购自泰兴季振宜，并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献于朝廷，藏于宫中的那一部。
678.69 万字 | 2019-04-06 13:05更新
生平及著述：王夫之，字而农，号姜斋，晚年隐居於湘西蒸左石船山（今湖南衡阳县），因自称「船山遗老」。生於明神宗万历四十七年，卒於清圣祖康熙三十一年，得年七十四岁。崇祯十五年（1642）中举人，甲申（1644）以前，用力於诗文、科举；明亡以後，大受刺激，与父亲隐居数年，在辗转流亡中钻研《周易》及诸经，并参与抗清。遭清缉捕，浪迹湖湘一带。顺治八年返湖南衡阳隐居，潜心著述。十三年（1656）著成《黄书》，复著《读通鉴论》、《宋论》、《读四书大全说》、《周易外传》等重要著作，著述凡二十五种，有《船山遗书》、《姜斋文集》流传，近人编成《船山全书》。夫之学识极渊博，举凡经史、天文、地理、历法、理学各方面均极熟稔，於清代思想史具标志性地位。王夫之(1619-1692),明末清初思想家、史学家、学者,字而农,号薑斋,衡阳人.晚年长期居于衡阳湘西石船山,故称船山、船山先生.船山的学术成就很大,对天文、历法、数学、地理都有所研究,尤精于经学、史学、文学等方面.《宋论》系船山1691年定稿,共十五卷,每卷别以帝号,而无标题.《宋论》不仅是船山史论思想的综合,而且体现了清初思想界以史为鉴,充分吸取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以及对汉民族思想文化生活的深刻反思与批判. ==============================================================================宋兴，统一天下，民用宁，政用父，文教用兴，尽于是而益以知天命矣。天曰杂谌，匪徒人之不可狃也，天无可狃之故常也，命曰不易，匪徒人之不易承也，天之因化推移，斟酌而曲成以制命，人无可代其工，而相佑者特劝也。
16.17 万字 | 2019-04-06 20:46更新
魏郑公即魏征，是唐初著名谏官，传其事迹者有敬播、刘祎之、张大业、王方庆等数家，多已失传，独方庆此书传世。此书编录魏征事迹，侧重其谏奏及与太宗的问对，列载129事，言简意赅。《四库全书总目》评此书史料价值云："于征谏争之语，摭录最详，司马光《通鉴》所记征事，多以是书为依据。其未经采录者，亦皆确实可信，足与正史相参证。"就魏征事迹而论，此书所载远多于两《唐书》本传、《通鉴》以及《贞观政要》，且常可考见被正史删略之处。其中有40事不见或少见于他书，更显出其独特的文献价值，如谏斩叱奴骘、谏于虢州采银、对周孔儒教商…
3.39 万字 | 2019-04-06 22:40更新
《袁氏世范》写于南宋淳熙五年，即公元1178年，作者袁采。据说，此人秉性刚正，为官廉明，颇有政绩。宋代以前的家训，虽数量不少，但大多意求“典正”，不以“流俗”为然。而南宋官吏袁采的这部家训，却一反前人，立意“训俗”。故而书成之后，他将其取名为《俗训》，明确表达了该书“厚人伦而美习俗”的宗旨。后来，袁采请他的同窗好友、权通判隆兴军府事刘镇为自己的家训作序，刘镇在序中谈到袁采的这部书，“其言精确而详尽，其意则敦厚而委屈，习而行之，诚可以为孝悌，为忠恕，为善良而有士君子之行矣”（刘镇《袁氏世范序》，《丛书集成初编》第974册， 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页。下引《袁氏世范》，只注篇名）。 他认为这部家训不仅可以施之于袁采当时任职的乐清一县，而且可以“远诸四海”；不仅可以行之一时，而且可以“垂诸后世”、“兼善天下”，成为“世之范模”，因而更名为《袁氏世范》。《袁氏世范》共三卷，分《睦亲》、《处己》、《治家》三篇，内容非常详尽。《睦亲》凡60则，论及父子、兄弟、夫妇、妯娌、子侄等各种家庭成员关系的处理，具体分析了家人不和的原因、弊害，阐明了家人族属如何和睦相处的各种准则，涵盖了家庭关系的各个方面。《处己》计55则，纵论立身、处世、言行、交游之道。《治家》共72则，基本上是持家兴业的经验之谈。下面仅就其中的伦理教化思想作些分析阐述。（一）《睦亲》篇在《睦亲》篇中，袁采不是说教式的提出一些条文要求，而是从人的不同性格、性情的分析入手，深入剖析造成家庭失和的原因。他认为只有弄清症结所在，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家庭不睦。按他的解释，即使同一个家庭的成员，其“人性”也是不同的，“或宽缓、或褊急、或刚暴、或柔懦、或严重、或轻薄、或持俭、或放纵、或喜闲静、或喜纷拿，或所见者小，或所见者大，所禀自是不同”。既然人的禀性有如此差异，假如做父亲的硬要儿子的禀性适合自己、做兄长的硬要弟弟的禀性适合自己，那么对方未必心甘情愿。这样“其性不可得而合，则其言行亦不可得而合，此父子兄弟不合之根源也”。况且临事之际，有的认为是，有的认为非，有的认为应该先做，有的认为应该后做……这样每个人各持己见，都想让对方服从自己，必然会发生争执。一次次争执的结果，就会使彼此不睦乃至“终身失欢”。如何解决这个导致家人不和的根本问题，袁采提出了一系列措施。一是性不可以强合。为父兄和为子弟者，居家之道应该是尊重对方的人格和禀性，而不是要对方“同于己”、“惟己之听”。二是善于反思自己。袁采提出为父者和为子者如果都能站在对方的立场上考虑问题，处理双方的关系，待人如己，这样的家庭没有不睦之理。三是处家贵宽容忍让。袁采认为，自古以来，人们的道德水平就有高低之分，家庭成员之间也是如此。这就要父子、兄弟、夫妇“宽怀处之”，互相忍让。袁采在《睦亲》篇中还提出了许多调适家人关系的行为准则。比如，在父母与子弟的关系上，他提出必须坚持两个基本原则：一是父慈子孝；二是父母爱子要“贵均”。这两个方面，前人的家训中虽也曾论及，但袁采的道理讲得更为入情入理、细致周到。他指出：“为人父者能以他人之不肖子喻己子，为人子者能以他人之不贤父喻己父，则父慈而子愈孝，子孝而父益慈”，这样，就“无偏胜之患也”。在父母对子女的憎爱方面，袁采以自己的经验体会，加上对当时社会民风的观察，作了十分精辟的论述。他说，做父母的往往偏爱幼小的子女，特别关心怜恤子女中的贫穷者，而做祖父母的则不同，他们偏爱的往往是长孙。这固然是人之常情，但弄不好会成为兄弟不和的原因。故而做长辈的一般情况下应该对子弟一视同仁，不可偏憎偏爱，否则“衣服饮食，言语动静，必厚于所爱而薄于所憎。见爱者意气日横，见憎者心不能平。积久之后，遂成深仇，所以爱之适所以害之也”。因此，做父母的应该“均其所爱”。不仅如此，为人父母者还要避免对子弟的“曲爱”、“妄憎”两种错误倾向；要注意教子宜早、宜正，“子幼必待以平，子壮无薄其爱”。只有这样处理父子关系，家庭才能和睦。在其他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上，《睦亲》篇也提出了不少准则。如：分配财物要公平，不必斤斤计较；兄弟子侄同居“长幼贵和”，“相处贵宽”，“各怀公心”，不能私藏金宝，不可听背后之言；对亲戚故旧贫穷者要随力周济，收养年老而子孙不孝的亲戚，当虑后患；对孤儿寡母要体恤照顾；因亲结亲，尤当尽礼；收养义子，应当避免争端；父祖年高须早立公平遗嘱，以免家人争讼……（二）《处己》篇《处己》篇里，袁采对家人子弟立身处世的教诲，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处富贵不宜骄傲，礼不可因人分轻重。袁采从宿命论立场出发认为，“富贵乃命分偶然，岂能以此骄傲乡曲”？如果本身贫寒而致“富厚”、“通显”，也不应“以此取优于乡曲”；若是因为继承父祖的遗产或沾父祖的光而成显贵，在乡亲面前耍威风，那更是可羞又可怜。尤其可贵的是，袁采批评了一些势利人的做法。这些人“不能一概礼待乡曲，而因人之富贵贫贱，设为高下等级。见有资财有官职者，则礼恭而心敬，资财愈多，官职愈高，则恭敬又加焉。至视贫贱者，则礼傲而心慢，曾不少顾恤。殊不知彼之富贵，非我之荣；彼之贫贱，非我之辱，何用高下分别如此”？其二，人贵忠信笃敬，公平正直。袁采认为，忠信笃敬、公平正直是做人最重要的品德，是最重要的“取重于乡曲之术”。但是，他对忠信笃敬的解释与传统的解释很不相同，尤其是“忠”。他说：“盖财物交加，不损人而益己，患难之际，不妨人而利己，所谓忠也。有所许诺，纤毫必偿，有所期约，时刻不易，所谓信也。处事近厚，处心诚实，所谓笃也。礼貌卑下，言辞谦恭，所谓敬也。”其三，严己宽人，过必思改。袁采认为，对忠信笃敬、公平正直这一做人的重要准则，应该自己首先做到，然后才能要求别人做到。所谓“勉人为善，谏人为恶，固是美事，先须自省”。他认为，人不能无过，但过必思改。同时要宽厚为怀，以直报怨，不要计较人情的厚薄。若“处己接物，常怀慢心、伪心、妒心、疑心者，皆自取轻辱于人，盛德君子所不为也”。他还告诫子弟，要见得思义，以礼制欲。其四，谨慎交游，近善远恶。在社会交往方面，袁采要求子弟近君子而远小人，但不赞成有的人家为防子弟从事“酒色博弈之事”而“绝其交游”的做法，认为这样不仅会使子弟缺乏社会阅历，“朴野蠢鄙”，而且一旦“禁防一弛，情窦顿开，如火燎原，不可扑灭”，会干出更大的错事。不如“时其出入，谨其交游，虽不肖之事，习闻既熟，自能识破，必知愧而不为”。这种积极疏导而不是消极防备的方法，可以不断增强年幼子弟对不良行为的抵抗能力。其五，处事无愧心，悔心必为善。这是袁采对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的见解，他说：“今人有为不善之事，幸其人之不见不闻，安然自肆，无所畏忌。殊不知人之耳目可掩，神之聪明不可掩。凡吾之处事，心以为可，心以为是，人虽不知，神已知之矣；吾之处事，心以为不可，心以为非，人虽不知，神已知之矣。”这种见解尽管是唯心主义的，但却以朴素的语言，通俗地阐释了在中国道德修养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儒家“慎独”思想，因而更能为人们所理解和接受。接着，袁采进一步表述了活到老修身到老的思想，这就是常具“悔心”，不断反醒自己，长善救失。他指出：“人之处事，能常悔往事之非，常悔前言之失，常悔往年之未有知识，其贤德之进，所谓长日加益，而人不自知也。古人谓行年六十，而知五十九之非者，可不勉哉！”除了上述待人处世的重要原则之外，袁采还告诫子弟家人注意日常举止、言谈乃至服饰方面的小节。诸如：言谈和颜悦色，不可“颜色辞气暴厉”；经市井街巷、茶坊酒肆应举止端庄，遇到醉汉宜即回避；衣饰应整洁干净，“不可鲜华”、“异众”。（三）《治家》篇《治家》篇所论家政管理几乎涵盖家庭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这里仅举部分，便可窥见袁采治家训俗的良苦用心和可贵的人道情怀。家庭安全方面。从安居才能乐业出发，袁采将家庭的安全放在家庭治理的首位加以强调。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袁采指出四点：一是宅舍坚牢。墙垣要高厚，藩篱要周密，门窗要牢固。二是山居须置庄佃。若是住在山谷村野僻静的地方，要在附近盖些房屋，请一些人口多的朴实人家居住，以便有个照应。三是防盗防火，多加巡视。四是家人尤其是年幼子弟的人身安全。袁采嘱告家人，不要让小孩戴金银首饰，以免被贼人图财害命；不要让小孩单独到街市上去，以免被人诱拐而骨肉离散。至于其他一些危险的地方，都要注意，“人之家居，井必有干，池必有栏，深溪急流之处，峭险高危之地，机关触动之物，必有禁防”。奴婢和佃户的管理方面。一般有家训传世的，大都家道富殷，至少也是中产之家，故而都雇佣奴婢供其使用，土地也租给佃户耕种，这就牵涉到对他们的管理问题。对此，袁采花了不少笔墨谈论。他认为雇佣仆人，要选那些“朴直谨愿、勤于任事”的，不要用“异巾美服、言语狡诈”的轻浮之人；雇用奴仆最好是本地的，外地的要问清来历，并经过中间人签订契约。对待奴婢要宽恕，有过错要多教诲，不可动辄鞭打辱骂，即使犯有奸盗等罪，也要送官府治罪。要关心奴婢的生活，“衣须令其温，食须令其饱”；奴婢的住处要经常检点，“令冬时无风寒之患”；奴婢有病应送外医治。雇用女仆年满要送还其家人。袁采深知佃户的辛苦劳动是自己的“衣食之源”，因而要求家人体恤他们，视同骨肉，“遇其有生育婚嫁，营造死亡，当厚周之。耕耘之际，有所假贷，少收其息。水旱之年，察其所亏，早为除减。不可有非礼之需，不可有非时之役”。乡亲邻里关系方面。袁采提出邻居间要和睦相处，平日多加抚恤，有事相互照应。不要让自家的小孩损坏邻居的花果树木，不要让自家的牛羊鸡鸭践踏、啃啄邻居的庄稼。乡里有造桥修路的公益事业，要尽力予以资助。其他家政管理涉及伦理教化的方面还有：置办田产，要公平交易；经营商业，不可掺杂使假；借贷钱谷，取息适中，不可高息；兄弟亲属分割家产，要早印阄书，以求公正免争；田产的界至要分明；尼姑、道婆之类人等不可延请至家；税赋应依法及早交纳，等等。三袁采作为封建地主阶级的官僚、士大夫，所论睦亲、处己、治家之道，不可能不打上时代的烙印，不可能不带有阶级的偏见。《袁氏世范》中的缺陷和糟粕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富贵命定的人生观。袁采认为“富贵自有定分”、“死生贫富，生来注定”，都是造物主的安排。世事的变更，家族的成败胜衰都是“天理”的规定，“人力不能胜天”，所以人应当顺应天命，随遇而安，逆来顺受。其次，主张因果报应的轮回说。袁采宣扬善恶报应的观点，认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在其身，则在其子孙”（《处己》）。虽然这是唯心主义的观点，但从劝人向善、增善少恶的目的看，也是可以理解的。而且，尽管袁采是个有神论者，但他同时认为，如果人做坏事而祈求神灵的庇佑，也照样要受到神的惩罚。由此也可见其劝善的良好愿望。再次，鄙视奴婢下人。袁采毕竟是地主阶级的官吏，他的家训中尽管要求对仆人多加关心，但始终认为他们是愚笨的下等人。他说“奴仆、小人就役于人者，天资多愚，作事乖戾背违”，他们“性多忘”、“性多很”（《治家》），因而不能委以重任。他要求奴仆当使饱暖，还是为了“此辈既得温饱，虽苦役之，彼亦甘心”（《治家》）的自家利益；他要求不可鞭挞奴仆，也是怕出意外。尽管如此，比起那些不将下人当人看的吝啬、凶狠的地主来，袁采还算是比较开明和人道的。==============================================================================作者：夏家善主编；贺恒祯，杨柳注释前言：袁采，字君载，宋代信安检（今属浙江）人。隆兴元年登进士第三，官至监登闻检院。曾任乐清县县令，廉明刚直，政声颇佳。在乐清，袁采修县志十卷，又著有《政和杂志》、《县令小录》等，可惜多亡失。《世范》一书就是作者在乐清时所著。由于袁采对为人处事、人伦教育特别感兴趣，而且也很有研究。为了在乐清这个地方淳正风俗，化导人伦，他于宋孝宗五年写成这本《世范》。最初书名叫《俗训》。然而，出人所料的是，该书一成，远近便争相抄录。“假而录之者颇多，不能遍应。”袁采这才开始刻版印刷。印行时由他的同学、府判刘镇作序。刘镇拿到此书时，爱不释手，“详味数月”，给这本书以很高的评价。认为这本书“岂唯可以行诸乐清，达诸四海可也；岂唯可以行之一时，垂诸后世可也”。就是说袁采这部书其价值足以刊行全国，流传后世。于是，刘镇建议袁采将书名改为《世范》。袁采谦虚地认为言过其实，但最终还是同意更名为《世范》。后世又称《袁氏世范》。《世范》共三卷，分睦亲、处己、治家三门。这本书论述立身处世之道不同与一般著述，其语颇有见地，且深入浅出，极具趣味，极易领会和学习。《四库全书》在《袁氏世范》提要里讲：“其书于立身处世之道反覆详尽。”又说：“大要明白切要，使览着易知易从，固不失为《颜氏家训》之亚也。”卷一睦亲，主要讲家庭和睦相处的道理和方法；卷二处己，论述个人修养、为人处世之道，对人一生当中经常遇到的富贵贫贱、成败得失等都作了哲理性的阐述；卷三治家，是持家兴业的一些道理，亦颇精彩。《世范》一书的论理并不像其他古代修身齐家的书那样古板正统，相反，袁采思想非常激进，甚至敢于反传统。他是从实用和近人情的角度来看待立身处世的原则的，而不是像一些老学究那样，把“四书五经”、孔孟之道那一套伦理强加在人们头上。譬如，袁采的《世范》提倡家庭的成员应该是平等的，父子兄弟之间都是平等的，可以保持各自的性格特点，即便是家中的长辈，也要以自己超乎别人的修养来树立自己的威信，而不能压服别人。子女也没必要屈从长辈的权威。《世范》里有许多句子确实都是金玉良言，如：“小人当敬远”；“厚于责己而薄责人”；“小人为恶不必谏”；“家成于忧惧破于怠忽”；“党人不善知自警”。等等，不胜枚举。《世范》传世之后，很快便成为私塾学校的训蒙课本。历代士大夫都十分推重该书，都将它奉为至宝。今天我们在校点该书时，也深深地为书中的一些卓越深邃的见地所打动，为它对世态人伦的深刻认识所折服，认为该书的确堪称立身处世的楷模。尤其是在今天，我们面对错综复杂的社会和人际关系，浏览该书，如同交给你一把打开世态不解之门的钥匙，使你能够得心应手地处理各种复杂的世事，使你终身远祸近福，万事顺达。袁采的《世范》面世以来，流传甚广，故版本较多，我们依据《四库全书》所收《袁氏世范》为底本，进行校注。对于原书中的讹误之处，随手改正，不再另出校勘记。为便于读者阅读理解，译文采用译述的方法，旨在充分阐明其道理。同时，在每一篇之后，加点评文字，或录历代立身处世的故事，与正文相参；或剖析原文，以解读者之惑。另外，为了读者阅读方便，我们在每一段原文之前都加拟了标题，以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在此一并注明。由于学识水平有限，点校过程中，疏漏和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恳请方家不吝赐教。修远于1998年11月3日
15.26 万字 | 2019-04-07 14:13更新
穆王于昆仑王、王屋山、嵩山、华山、泰山、衡山、恒山、终南山、会稽山、青城山、天台山、罗浮山、崆峒山致王母观，前后度道士五千余人，秦始皇帝并吞六国，招方士，好长生之术，遣使往蓬莱采不死药，造宫观一百余所，度道士一千七百余人。汉文帝、窦太后并好黄老之术，造宫观七十二所，敕天下如不通黄老经者，不得注官。又亲访河上公问道德之要，天下大治。计度道士一千余人。 孝武帝奉道弥笃，感王母降于宫中，遗帝白银像五躯，曰是太上老君之真形也。 帝别营三殿而供养之，后移像于柏梁台上，后又移于甘泉宫内。以一殿而并列之，南向设座，自兹始也。又度公主数人，及度道士约五千余人，并造观三百余所。 其嵩岳万岁观、泰山登封观、华山集仙观、终南望灵观，王屋通天观，并不得令庶姓居之，以为恒式。其万岁观因帝巡幸而闻山呼，遂舍行宫而为观焉。至孝宣帝时，有上党郡功曹李恽，因入抱犊山采药，于石室内获天书四十余卷，并玉箱玉杖，献于河东郡太守张纯。纯立遗使上进，帝视之大惊，不觉流涕，乃令宣示内外臣僚。时冉癸为主书中郎将，见之泣曰：“此是武帝临崩时遗制令葬于梓宫之内，何由至此”及披之卷后所有臣僚斜姓名，于今见有存者。帝乃遣使检校茂陵，即又安完如故。帝乃为武帝造观二所，一在长安城内，一在茂陵之下，以奉先帝也。复度道士二十人，以奉香火也。后赤眉之乱，茂陵为贼所发，于梓宫之中，但见有剑一口。方欲取之，其剑忽然哮吼腾空而去。 世祖光武皇帝既平王莽，天下大定。东封礼毕，乃为本朝十一帝追荐。及南阳舂陵名山大川、长安、洛阳，计造观一百二十所，度道士一千八百人。魏明帝为武帝及先太后造观于五都，计一十三所，度道士一百九人，仍诏道书同御史装饰。吴主孙权于天台山造桐柏观，命葛玄居之。于富春造崇福观，以奉亲也。建业造兴国观，茅山造景阳观，都造观三十九所，度道士八百人。晋武帝于洛阳造通天、洞天、灵仙、灵宝四观，及诸州共二百所。先魏末陇右临洮郡有神人，长三丈，著白衣，垂素发，戴金冠，现于襄武县，告县人王始曰：“不久当见太平。” 及武帝授禅，果天下一统。帝乃令于所现处造告平观，即李宗之故居也。别度道士七人，并前后所度道士，共计四百七十二人。时吴郡临平湖岸崩，获石鼓一枚，遣使上进。帝问司空张华，此物何用曰：“但以桐木刻作鲸鱼形，扣之必有声，闻于数里。”至惠帝时，于宫中忽夜鸣不已。帝甚恶之，乃迁嵩山万岁观，击之集众，自兹始也。后魏道武帝于云中太原及河朔造观计五十所，度道士六百余人。 太武敕令天下造太平观共二百七十五所，度道士一千三百人。帝受箓，改太平真君元年，仍令四方内外上书言太平真君皇帝陛下。自后帝嗣位，并皆受箓。后周武帝于长安造通玄馆，以延羽客。隋高祖文皇帝迁都于龙首原，号大兴城。乃于都下畿内造观三十六所，名曰玄坛，度道士二千人。炀帝迁都洛阳，复于城内及畿甸造观二十四所，度道士一千一百人。 皇朝高祖神尧大圣大光孝皇帝于隋末大业十三年感霍山神，称“奉太上老君命告唐公，汝当来必得天下。”到武德元年，晋州浮山县羊角山著素衣，戴金冠，乘朱骢白马，令吉善行告神尧：“汝今得圣理，可于长安城东致-安化宫而安道像，则神稷延长，天下大定。”善行辞，“见天子何以为据”太上曰：“但去，有献石龟者，可以为信。”善行乃告晋州刺史贺若孝义。孝义遂将善行见秦王，具言神人现事，群臣拜庆。遂差左亲卫帅杜昂与善行于所现处设祭，太上又现，一如善行所言，以鞭指昂曰：“汝是何人”昂曰：“是秦王使者。”太上曰： “我不饮不食，何用祭乎所有委曲，令人具知。”昂还，乃言神人复现。秦王大悦，乃令昂将善行入京上奏。至京立未定，果有印州治中张达献石龟，上有文曰： “天下安，子孙兴。千万岁，千万叶。”遂入面奏。高祖大悦，诏授善行为朝散大夫，赐物一百段。乃令通事舍人柳宪于羊角山立庙，复改浮山县为“神山县”，羊角山为“龙角山”。太上又现，为善行曰：“天子喜欢否”对曰：“大喜。” 又曰：“疑惑何事”复对曰：“为不知圣者姓名耳。”太上曰：“我是无上神仙，姓李氏，号老君，即我也。我即帝之祖也。《史记》中有传，亳州谷阳县本庙有枯桧再生为验。我已令周公旦领神兵助国家打刘黑闼，得四月节，即破矣。”孝义又令善行入奏，高祖乃敕善行驰驿往洛阳军所，宣敕示谕。至时果平黑闼，四海大定，枯桧亦重生焉。乃改庙为“庆唐观”，今观内有明皇御制书碑，及列圣真容并在。武德三年，诏晋阳道士王远知授朝散大夫，并赐镂金冠子紫丝霞帔，以预言高祖受命之征也。太宗又加远知银青光禄大夫，并远知预言之故也。羽衣人赐紫衣，自兹始也。高宗龙朔二年，诏洛州长史谯国公许力士，于邙山建上清宫以镇鬼。仙洞掘得古石案，即仙人帛仲理之故基也。及功毕，帝令设醮，太上又现，百官进表称贺，帝大悦。乾封初，帝东封礼毕，回銮亳州，亲谒太上，谨上尊号为“混元皇帝，”圣母为“先天太后”，仍改谷阳县为“真源县。”又为太宗及文德皇后造东明观于京师，又敕道士宜隶宗正寺，仍立位在亲王之次。 文明元年，天后欲王诸武，太上乃现于虢州阌乡县龙台乡方兴里皇天原，遣邬玄崇令传言于天后云：“国家祚永而享太平，不宜有所僭也。”天后遂寝，乃舍阌乡行宫为奉仙观。后庆山涌出于新丰县界，高三百尺，上有五色云气，下有神池数顷，中有白鹤鸾凤，四面复有麒麟狮子。天后令置庆山县，其诸祥瑞，具载《天后实录》，以表国家土德中兴之兆也。又舍中岳奉天宫为嵩阳观，以追荐高宗大帝也，竟传位于中宗孝和皇帝。景龙元年，敕天下州郡并令置景龙观，二年改为“中兴观”，三年改为“龙兴观”，其度人一依前代故事。睿宗舍东京宅为“景云观，”又舍太原宅为“唐隆观”，为资荐天皇天后也。 明皇开元中，敕诸道并令置“开元观”，又制《混元赞》，帝亲书，勒之于石。又敕五岳置“真君庙”，又敕上都置“太清宫”，东都置“太微宫”，以太原神尧旧宅为“紫微宫”，潞州潜龙故宅为“启圣宫”，并给衮冕绛纱帷帐交龙门戟，一如宫阙之制。帝又注《道德经》及制序引，诏天下士庶并令家藏一本。 两街道众乃以幢幡伎乐自禁中迎引，归于太清宫，香花之盛，近古未有。又敕置道举，一如礼部之制，帝亲自策之，达者甚众。后蒲州奏，因修紫极宫，掘地获玉石，状如半月。复有仙人杵药之像，扣之有声，颇甚清远。帝令悬于太原玄元庙庭，号之为“偃月磬”。东都留守张琦奏：汝州鲁山县因修仙居古观，获玉瑛，扣之声闻数里。帝令悬于太清宫圣祖庙庭。衢州为建观宇，穿地得鱼一头，长三尺，其状似铁，微微带紫碧之色，又如青石，光莹雕镌，殆非人功所成也≯之甚响，其鱼亦不能名，遣使来献。帝令宣示百僚，亦不能辨。帝乃呼伪“瑞鱼磬”，仍命悬于太微宫，非讲经设斋，不得击之。由是诸观竞以木石模之，以代集众。 又诏诸官悉以宰臣及本道节度使领之，永为常式。帝又制《霓裳羽衣曲》、《紫微八卦舞》，以荐献于太清宫，贵有异于九庙也。帝东封，获江淮间三脊茅，乃令于所获之地置灵茅观。及礼毕回，谒圣祖于亳州本宫，亲札《道德经》于石，作大幢，造八角楼，覆之于虚无殿之前。又幸怀州开元观及阌乡奉仙观，为王公万民所请，亦亲札二经，以大石对峙立之，一如太清之制。乃诏授邬玄崇为虢州刺史—元十七年夏四月五日，益州大都督府长史张敬忠奏，大圣祖混元皇帝应现于当管蜀州新津县津兴尼寺佛殿柱上，自然隐起木文，为太上老君圣像。当顶上有华盖，足下前后各有云叶天花，共一十三处。谨差判官益州功曹参军王大鐄检覆得状，与本州刺史李忠徇、别驾卢昉、县令李韶、道士僧尼一百三十人状同，方敢上奏。至五月二十四日，敕差内侍林昭隐宣取像柱入京，于大同殿供养。又令两街宫观各赐供养七日，却令进入大内，于今见在。前后瑞应极多，难以具录。 二十九年正月七日，陈王府参军田同秀于丹凤门外忽见紫云自西北暎楼，又见混元乘白马，侍従二童子。二童子谓同秀曰：“我昔与尹喜将入流沙之日，藏一匮灵符在桃林故关尹喜旧宅，汝可请帝取之。”同秀具事闻奏，敕差内使李志忠监同秀往陕州桃林县南十二里故函谷关墟求访之。俄有紫云白兔现于枯桑之下，便乃穿掘，下到水际，得石函经匮，玉版朱书细篆。帝闻奏大悦，即令京师列十部乐，歌舞鼓吹，自通化门入。其文于宝舆中五色放光，洞照天地。帝于丹凤楼上，身披龙衮，手执金炉，六宫嫔婇，竞于楼上焚香散花，遥自作礼。帝又令乱撒金钱于楼下，纵令士庶分取，以为欢乐。斯须，山呼之声，震动京邑。帝令置宝符于灵昌殿，是夜楼阁林树之上，皆有神灯。乃于正月一日改开元三十年为天宝元年，改桃林县为“灵宝县”。其后三年，帝见灵符有“天宝千载”之字，天宝已应改元之号，遂改年为载，乃于其地长乐亭置天宝观，御制并书灵符铭，立于所获之处。又于大内置“灵符殿”，赐同秀五品正员官。宰相请加尊号为“开元天宝神武”之字，制可之。乃大赦天下。其年闰四月，帝梦混元谓帝曰： “我在城之西南久矣，当与汝于兴庆相见，可速迎我。”帝谓宰相李林甫、牛仙客曰：“朕临御海内，向三十年，未尝不五更而起，具朝服礼谒真容，为苍生祈福。近因假寐见混元。”具言上事，遂差内使与道门威仪萧玄裕于城西南寻访。 数日，忽于楼观山谷间见有紫云现，白光属天，于其下穿之，果得玉像老君，高三尺余以进。其日帝在兴庆宫大同殿亲自迎谒，果符兴庆之言，置于内殿供养，仍令所司写真容，分送天下诸道宫观，遂大赦天下。五载，帝梦见混元言：“我有灵应，寻当自至。”遂于太白山获灵符玉册，及迎到京，置于灵符殿，亲自供养。仍封太白山神为灵应公，改获符洞为“嘉祥洞”，于山下置“真符县”。乃令诸道置真符观，仍编入史。其年十二月，帝幸华清宫；其月四日，日未出时，忽见骊山顶云物积异，须臾云散，见混元圣祖现于朝元阁上。帝与内人瞻谒，良久乃隐。诏改会昌县为“昭应县”，其新丰县隶入昭应。又封会昌山为“昭应山”，封山神为“玄德公”，改朝元阁为“降圣阁”，内出图本，颁示天下，宣付史官。 八载，帝获二十七仙玉像于宁州罗川县，敕令迎像入京，一如天宝初迎灵宝符仪注故事。帝亲自制赞，寻改罗川县为“真宁县”，于所获处造通圣观，帝制碑文立之，于今并在。其年六月，大同殿产玉芝一茎，又造金仙、玉芝二观，复度公主二人为道士。又太白山人李浑上言，见混元言：“金星洞内有玉版石，记圣皇福寿之符。”敕御史中丞王鉷入游谷，行四百余里，求而得之。敕以殊祥颁示中外，乃于其地造灵符观。闰六月丙寅，帝谒太清宫，加五圣尊号，作仲尼四子像，侍立于混元之前。又敕十道大郡置玉芝观，大赦天下。九载，太白山人王玄翼上言：“混元大帝降现，言宝仙洞中有妙宝真符，谓帝取之。”敕刑部尚书张均、工部尚书王倕往取，获之。乃造真灵观。十三载正月，帝谒太清宫，又上混元尊号为“大圣祖高上大道金阙混元天皇大帝”，五圣各加谥号。帝加“开元天地大宝圣文神武证道孝德皇帝”，大赦天下。十五载，帝幸蜀，混元现于汉中郡三泉县黑水之侧。帝亲礼谒，遂命刻石像真容于所现之处，又于利州益昌县山岭上见混元骑白卫而过，示收禄山之兆。诏封其山为“白卫岭”，于所见之处置“自然观”。又于嵩山置“兴唐观”，成都置“福唐观”。 肃宗至德二载三月十八日，混元现于通化郡云龙岩，初因郡人为国祈福，建大斋会。十八日，忽烟雾异香，氤氲不散，至辰时渐渐开霁，神光照天，因见混元真像立于山前，自地接天，通身白衣，左手垂下，右手执五明之扇，仪相炳然。 众尽瞻礼。其山虽高，亦不及肘，良久乃隐。遂具上奏，内出图本，太上皇制赞并序，文繁不录，具编史册，仍示天下。乾元二年，帝夜梦二青童导従至一宫阙，谒见混元。混元衣云霞之衣，冠九凤之冠，坐方席，垂宝盖，凭玉几，执白拂。 左右侍卫真人、玉女、神仙、童子、五天力士，罗列极众。帝著绛衣秉圭，立侍于混元之后，游涉山海，经历甚远，帝一一潜记。又见混元须发皆黑，及明，宣下两街，访诸瑞像于务本坊光天观圣祖院，果获黑髭老君之像。图写以进，帝见大悦，一如梦中所睹。乃出帝真容，令侍立于混元之后，仍颁示于天下，普令供养。 代宗初，于楚州安宜县获八宝，因改安宜县为“宝应县”敕于所获处造“宝应观”。遂改元为“宝应元年”，大赦天下。 德宗贞元十年，混元潜使金母累降于果州金泉山，授炼气之术，付女贞谢自然，修习功成。以其年十月十六日，白日上升，后三月乃归，谓刺史李坚曰： “天上有玉堂最高，老君居焉。壁上皆题神仙之名，时注脚下，云在人间，或为帝王，或为宰辅。神仙入谒老君皆四拜焉。”自然言讫，遂却升天。 敬宗宝历二年正月，帝有事于南郊，朝献太清宫，御驾将至长安。县主簿郑翦，忽见老君衣白衣，容状异常，谓翦曰：“当此路有井，可速实之。不然，祸在不测。”翦惊惶顾，其地已微陷，遂并力实之，因失老君所在。驾至，具以上闻，百官称贺。诏兵部侍郎韦处厚为碑，起居郎柳公权书，立于实井之侧，乃编付史官。其年十二月十八日，柳公权书碑之际，忽有劲风飒然而起，旋飚不已。 乃见混元著紫衣，金冠金履，立于白莲花之上，右手执五明扇，左手垂下，空中光明如金色。公权与镌碑人瞻睹良久，因以物画地记形像。及画毕，混元忽以扇指空中，流光四散，乃腾空而去。众皆侧身仰视，渐远渐小，没于云中。遂以事上闻，诏编事迹入碑之中，又敕于两京造“延唐观”。 文宗开成二年五月，中书舍人高元裕为阆州刺史，于州北八九里喜陵江上小山之前，忽见崖壁间光彩有异。近而观之，石上自然石文，成老君真像，眉发衣章，巾履服饰，无不周备。傍有一人，宽衣大袖，持炉荐香。后一人童子，双髻高束，谨若听命，皆非人力图绘镌刻所及。元裕每有祈祷，即紫气上浮，又有灵泉自涌。士民请福，无不立效。遂刻石建宇，用旌其瑞，乃画图呈进，乞编入史。 诏従之。 武宗会昌元年，敕以二月十五日大圣祖降诞之日为“降圣节”，仍令两京及天下诸州府设斋行道作乐，赐大酺三日，军期急速，亦不在此限，永为常式。 懿宗咸通十年九月十日，徐州逆寇庞勋，领従党三千余人来亳州太清宫。其日宫北百姓三百余人，见老君自宫中乘空而南，须臾黑雾遍南川中。群贼迷路，自相杀戮，庞勋溺水而死，群凶自此殄灭。汴州节度使太清宫使李蔚具事上闻，诏曰：“吾国家系承混元，教导清净∴县旧里，圣祖故乡，宫宇具严，庙貌斯设。 昨者余妖奔突，纵火将欲焚烧，阴雾覆闭于晴空，狂寇颠迷于道路，散逸原野，遂至诛夷。缅惟玄功，申兹灵贶。”内出青词，又委李蔚虔申告谢，布示中外，仍付史官。十三年三月，台州刺史姚鹄奏：于天台山修老君殿，于其地穿获得石函册文以进，乞付史馆，颁示四方。诏従之。 广明二年三月，河中节度使王重荣奏，据晋州申：龙角山庆唐观老君殿侧柏树上，瑞葛枯死重生。先是武德中混元应现后，于二树间立殿宇，逾年之后，柏树上忽自生葛蔓，长十余丈，荣茂于常。其后齐王夺嫡，此蔓枯死。旬月之后，自其末青翠再生，齐王遂败。至中宗复位，安史叛逆，朱泚谋乱，皆忽枯落，久而复生。广明元年，黄巢犯阙，其年秋葛蔓枯死，二年春枝叶重茂。又于傍树上别生一枝，旬日之中，长五十余尺，相对繁茂，有异于常。奏诏褒美，编付史官。 其后祥异，皆有诏敕，盖美乎葛藟庆其孙谋，瓜瓞昭其远祚，混元流贶，奕叶无穷者也。皇帝驻跸西蜀，中和二年八月九日进到，帝令宣示内外。三年三月十一日，亳州刺史潘稠差道士马含章、孙栖梧等奏，太清宫自乾宁四年，后累有逆寇侵犯真源，少或逾千，多或至万，皆窥伺是宫，欲为焚劫，或来攻城邑，或旁犯县城。老君皆密垂神化，忽起浓云，或驱以阴风，或击以雷雹，率皆颠沛，寻至败亡。灵贶益彰，神功罔测。寻诏升真源县为畿县，仍内出青词，修崇告谢，帝即稽首东拜。八月十二日，敕亳州太清宫是混元降圣之里，名高道祖，福荫皇基，九宫之瑞井涵空，一鹿之仙踪在树，累代之祯祥可纪，近年之感应尤彰，所宜严盛于福庭，安可荒凉于静宇潘稠能施善政，久染真风，广出俸钱，备修宫观。垣墉栋桷，无不精新，像设丹青，弥加焕丽。观图考事，深可慰嘉。其住宫威仪道士吴重玄可赐紫，仍号“凝玄先生”。道士马含章、孙栖梧并赐紫，潘稠加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工部尚书，余并如故。其年八月二十九日夜，诏帝房宗室李特立与道士李无为，于成都府青羊肆元中观混元降生旧地，设醮祈真，忽见虹光如弹丸许，渐渐明大，出于殿基东南竹林中，跳踯入西南梅树下没。于没处穿地三尺已来，得宝砖一口，长一尺一寸五分，阔七寸四分，一寸厚一边三分，并有花文；一边厚一寸八分，重一十二斤，有古篆六字各方二寸，深三分。镌刻莹洁，迨非人工。文曰：“太上平中和灾。”九月一日，西川节度使侍中陈敬瑄奏曰：“皇帝陛下稽古顺天，膺图抚运，凝怀至道，属想大同，是用省方，以明罪己。深仁旁达于下土，至德升闻于上玄，符谶允臻，祯祥间出。降太上匡时之命，清中和寇孽之灾，乃示明文，爰形古篆。足表妖氛即殄，圣祚无疆，克知收复之期，便是清宁之日。”至十二日，帝令宣示百官。中书侍郎平章事韦昭度、户部侍郎平章事萧遘、门下侍郎平章事郑畋、御史中丞张渎、宗正卿嗣曹王龟年表贺曰： “伏以萑蒲啸聚，车驾省方，天灾流行，国家代有。陛下降成汤罪己之诏，征王者有征之师，顾彼凶妖，即当殄灭。清平既彰于嘉兆，幽赞爰睹其秘文。赤雀衔书，贶岂同于太上；玄龟负卦，庆难比于平灾_因宗室斋醮之辰，仍有祥光跳踯之瑞，其为感现，可谓丁宁。枢密使李顺融、十浑十二卫都指挥使田令孜表贺曰： “今者又有维城，来于仙观，至诚才发，嘉兆俄呈。现此时在地之赤光，是昔日度关之紫气，及穿积土，果获古文，验逸势于龙蛇，即知平于枭獍，于冲邃理，颇甚昭明。既太上令与平灾，知中和永昌厥祚。所现全因圣祖，掘得又自皇枝，捧此灵踪，可明天意。且混元圣祖，每逢多难，皆有殊祥，唯彼明征，备书正史。 昔于丹凤门上，告田同秀于天宝复国之期，今又青羊肆中，示李特立以陛下还宫之庆，莫不天下幸甚，乞付史馆。”帝并俞之。十五日，李特立授太子校书，李无为赐紫，仍各赐缣帛三百匹。二十一日又诏曰：“太上玄元大帝与弟子文始先生讲真经于楼观之台，约后会于青羊之肆，便乘云驾，俱入流沙。仙记传闻，地图标载，自周昭至于此日，历数约二千余年，景像寂寥，基踪牢落。今因巡幸，灵贶昭彰，殊光跳跃于庭前，灵篆申明于树下。砖含古色，字验休祯，中和之灾害欲平，厚地之祯符乃现，足表玄穹降祐，圣祖垂祥，将歼大盗之兵戈，永耀中兴之事业。须传简册，兼示寰区。已付史官，备令编录，仍模勒文字，告示诸道及军前。其观可改号为‘青羊宫’，仍置殿堂屋宇。侧近属观田地，约有两顷，近来散属黎氓，多植葱蒜，清虚之地，难使熏蒸。已赐钱二百贯，便令收赎，仍给公验，永归靖庐。宗子特立已除官，道士李无为已赐紫，所宜升奖，用荷庆灵。 敬瑄位冠公台，风行郡国，效节于延洪之代，修心于道德之乡，遂令境内消兵，地中呈宝，其为休美，倍可嘉称。”至十月七日，敕高品郭遵泰监建青羊宫土木之工，并用内库宣赐。自获灵瑞之后，至是月癸丑，近蜀郡寇，相次擒戮，旬月之内，遂至清平。驾幸青羊宫，颁赐有差。李特立赐绯，授龙州录事参军。又下诏曰：“太上垂祥，青羊应现，礼宜崇饰，用答殊休。诸道州府紫极宫，宜委长吏如法修饰，仍选有科仪道士祭醮。”是月乙卯奏，收复京城，有以见大道垂休，圣祖昭祐，洪图延永，唐祚无疆者也。又敕翰林学士承旨尚书兵部侍郎、知制诰乐朋龟撰碑立之，伏乞颁示天下，以表皇家承神仙之苗裔，感太上之灵贶，实万代之无穷也。 臣今检会従会従国初已来，所造宫观，约一千九百余所，度道士计一万五千余人。其亲王贵主及公卿士庶，或舍宅舍庄为观，并不在其数。则帝王之盛业，自古至于我朝，莫得而述也。中和四年十二月十五日，上都太清宫文章应制弘教大师赐紫道士臣杜光庭上讲。谨记。
0.00 万字 | 2019-04-07 18:53更新
宋桂万荣撰。明吴讷删补。事迹具《明史。本传》。是集前有嘉定四年万荣自序，称取和鲁公父子《疑狱集》，参以开封郑公《折狱龟鉴》，比事属词，联成七十二韵。又有端平甲午重刻自序，称以尚右郎陛对，理宗谕以尝见是书，深相褒许。因有求其本者。以鋟梓星江，远莫之致，是用重刻流布。其书彷唐李瀚《蒙求》之体，括以四字韵语，便於记读而自为之注。凡一百四十四条，皆古来部析疑狱之事。明景泰间，吴讷以其徒拘声韵对偶，而叙次无义，乃删其不足为法及相类复出者，存八十条。以事之大小为先後，不复以叶韵相从，其注亦稍为点窜。又为补遗二十三事，附录四事，别为一卷。万荣书中附论七条。首五条，辨析律意。末二条，则推论他事。然不应仅首尾有此五条，中间全置不议，或传写又有所删佚欤。第四条下注云，存中，宋人，不书时代，复同。不类万荣之语，当亦讷所加也。讷所续二十七条，每条各有评语，附於题下。其书虽略於和蒙诸家，而叙述明白，较蒙等乃为简切，亦折狱者所宜取裁也。 桂万荣，鄞县人。由馀干尉仕至朝散大夫，直宝章阁，知常德府。讷字敏德，号思菴，常熟人。永乐中，以知医荐。仁宗监国，闻其名，使教功臣子弟。洪熙元年，擢监察御史，官至右都御史。谥文恪。
1.70 万字 | 2019-04-07 19:25更新
邓析（—前501年），春秋时代末年郑国名家思想家。 邓析首倡“刑名之论”，操“两可之说”，被视为玩弄巧辩之术，开起了名家的思想。而邓析也主张刑名之治，制定竹刑，主张刑法公开化，引发贵族的不满，最后为郑国大夫驷歂所杀。 荀子曾经对邓析作出批评，《荀子?非十二子》谓其：“不法先王，不是礼义；而好治怪说，玩绮辞。甚察而不惠，辩而无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为治纲纪。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是惠施、邓析也。” 《汉书艺文志》将邓析列入名家。目前流传的《邓析子》据传是后人伪托。============================================================================= 邓析，出生年不详，卒于公元前五零一年，春秋末年郑国思想家和革新家，被视为法家先驱，但邓析首倡「刑名之论」，操「两可之说」，和慎到、田骈的重法主张郄又有所不同，而被视为玩弄巧辩之术，开名辩一代风气，揭开了名辩思潮的序幕。故被《汉书
0.41 万字 | 2019-04-07 19:25更新
初，帝自卫尉卿转右骁卫将军，奉诏为太原道安抚大使。郡文武官治能不称职者，并委帝黜陟选补焉。河东已来兵马仍令帝征发，讨捕所部盗贼。隋大业十二年，炀帝之幸楼烦时也。帝以太原黎庶，陶唐旧民，奉使安抚，不逾本封，因私喜此行，以为天授。所经之处，示以宽仁贤智？
2.60 万字 | 2019-04-06 13:14更新
《华阳国志》是中国现存最早而又基本完整的一部地方志书，是由[东晋]著名史学家。我国历史地理学的开创者常璩编纂的。 《华阳国志》成书于公元355年之前，记载了中国今四川、云南、贵州三省及甘肃、陕西、湖北部分地区之远古典籍、神话、传说、沿革、地理、风土及人物史事。其时间则从上古直到[东晋]初年，即所谓“肇自开辟，终乎永和三年（公元347年）”。全书共十余万字，分为《巴志》、《汉中志》、《蜀志》、《南中志》、《公孙述、刘二牧志》、《刘先主志》、《刘后主志》、《大同志》、《李特、雄、期、寿、势志》、《先贤士女总赞》、《后贤志》、《序志并士女目录》等十二卷。第一至四卷以各区地理为主，相当于纪传体史书中的地理部份；五至九卷则按年代顺序叙述了西南地区的公孙述、刘焉父子、蜀汉、成汉四个割据政权以及西晋时期的历史，相当于纪传体史书中的本纪部份，但更详；十至十二卷则记载了历代的名人，相当于纪传体史书中的列传部份，但较略。常璩首创历史、地理、人物综合编定方志的体例，一扫方志“述而不作”、“史地人分家”等弊端，对以后历代地方志的编修，影响极为深远。 常璩本人生长在四川，为官在四川，见闻广博，资料熟悉，认真吸收了前人成果，所以他编的《华阳国志》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加之编纂得法，内容充实，议论诚笃，结构严谨，历来被人们所推崇。宋代吕大防谓“蜀记之可观，未有过于此者”；清代廖寅则谓“后有修滇、蜀方志者，据以为典”。历代多数史学家都认定为地方史志之佳作。直到今天，《华阳国志》仍是我们了解中国西南地区古代历史的最重要的典籍。
1.57 万字 | 2019-04-06 22:47更新
《吴船录》二卷，宋 范成大 撰。成大於淳熙丁酉，自四川制置使召还。取水程赴临安，因随日记所阅历，作为此书。自五月戊辰，迄十月已巳。於古迹形胜言之最悉，亦自有所考证。如释继业纪乾德二年太祖遣三百僧往西方求舍利贝多叶书路程，为他说部所未载，颇足以广异闻。又载所见蜀中古画，如伏虎观孙太古画《李冰父子像》，青城山丈人观孙太古画《黄帝及三十二仙真》，长生观孙太古画《龙虎》，及玩丹石寺唐画《罗汉》一版，皆可补黄休复《益州名画记》所未及。又杜甫《戎州诗》“重碧拈春酒”句，印本“拈”或作“酤”，而成大谓叙州有碑本乃作“粘”字，是亦注杜集者所宜引据也。
2.30 万字 | 2019-04-06 23:16更新
《小学诗》是清朝谢泰阶根据宋代大学者朱熹所著《小学》而改编的儿童启蒙教材，分为立教、明伦、敬身三部分，全文五字一句，每四句为一段，所用语言力求通俗、易懂。 这本教材中，很多关于养成进退洒扫处世立身等内容，都是一首诗、两首诗就讲明了，而关于道德贞操的内容，却有五首之多，由此使很多读者对中国传统文化中“万恶淫为首”的道德理念留下了深刻印象。 《小学诗》的作者谢泰阶（清代河南梦津人）曾用这本教材教导自己的学生，并因此影响到社会，在社会上被人们给予很高的评价。
0.63 万字 | 2019-04-07 14:11更新
《商君书》是战国时期商鞅一派法家著作的汇编，又名《商子》。商鞅（约公元前390年～公元前338年），他出身于卫国国君的远亲，名鞅，所以称卫鞅或者公孙鞅，后来因为在秦国变法有功，被封在商，所以后人一般都称他商鞅。他年轻时就喜欢法律之学，曾经在魏国相公叔痤的手下做过家臣，对李悝和吴起等人在魏国的变法情况很熟悉，在公元前361年，秦孝公即位，广求贤才，商鞅于是带着《法经》到了秦国，开始在秦国变法，史称“商鞅变法”。 《汉书。艺文志》中收录了《商君书》二十九篇，现存二十四篇。其中也保留了商鞅遗著，记录了商鞅的言行，大概是战国末年商鞅学派的后人编成的。 《商君书》主要记载了商鞅的变法理论和具体措施。《开塞》篇提出了社会发展的四个阶段：“上世亲亲而爱私，中世上贤而说仁，下世贵贵而尊官，今世强国事兼并，弱国务力守。”所以，在当今之世，首要的任务是生存，但要生存就必须增强国力，实行“以力服人”的“霸道”，而不能实行儒家主张的“王道”。所以商鞅提出了“不法古，不循今”的主张，即变法要根据现在的具体情况，不能再守旧。 在具体措施上，商鞅主张：第一，加强君权，建立赏罚严明的法治制度，即“壹赏”、“壹刑”、“壹教”。“壹赏”就是赏赐只能给有功的人和积极告发犯罪的人。“壹刑”就是处罚不分等级，不照顾贵族特权，不随意赦免。商鞅总结了一条前人的教训：“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壹教”就是取消所有违背法令和不利于农战的思想言论。他鄙视诗书礼仪，还把“礼、乐，诗、书，修善、孝弟，诚信、贞廉，仁、义，非兵、羞战”说成了“六虱”，反对根据这六种情况授予官职。 第二，奖励军功，提倡耕战，取消贵族的世袭特权。商鞅认为，人都有“好利恶害”的本性，他解释说：“民之性，饥而求食，劳而求逸，苦则索乐，辱则求荣”。所以国家就可以利用这种本性，用奖赏的方法激励百姓努力生产，作战时努力杀敌。同时，取消没有军功的贵族特权。 第三，推行法治要重视法治、信用和权势。执法要公平，要讲究信用，即使官员贵族犯罪也要处罚。为了加强君主的权势，必须尊君。 第四，治理国家要用重刑，商鞅称为“以刑去刑”。他认为“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至，则重者无从至矣”。即对轻罪严厉处罚，就可以杜绝犯重罪了。这种重刑思想后来被秦始皇、李斯接受，结果导致了秦的速亡。
2.58 万字 | 2019-04-07 19:26更新
《十三经注疏》四百十六卷，系汇编儒家的十三部经典和汉至宋代经学家对经的注疏而成。儒家十三经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圣经”，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主体和核心。它们主导和影响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达数千年之久，中国传统的哲学、文学、教育、伦理等一切学术思想以及政治、经济、文化活动和社会风尚，无不以之为圭臬。经学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国家”统治者奉它们为治国安邦的法宝，士大夫以通经致用为自己的终身抱负，平民百姓也以它们为修身行事的彝训。 作者：（汉）郑玄 注；（唐）贾公彦 疏
49.16 万字 | 2019-04-05 13:55更新
此书获1991年全国首届古籍整理图书二等奖。《后汉纪》是记载东汉（公元25年～公元220年）历史的一部编年体史书，三十卷，作者是东晋的袁宏。袁宏字彦伯，曾在安西将军谢尚属下做参议军事，后来升任大司马桓温府的记室，又曾做东阳太守。他很擅长写文章，著作有《竹林名士传》等。书中所记内容开始于淮阳王刘玄更始元年（公元23年），止于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写此书前，当时已经有《东观汉记》和谢承、司马彪等人的史书面世。但袁宏觉得这些书编撰庞杂，所载史实也不一致，出入较多。袁宏在参考各家著作的基础上，又参照《汉山阳公载记》、《汉灵献起居注》、《汉名臣奏》，以及各郡的相关史料，前后用了四年功夫，终于写成了《后汉纪》。后来，他看到张写的《后汉纪》中记载的东汉历史比较详细，又参考着进行了补充。袁宏的著作并不是简单的参考前人的著作，然后进行编辑。他下了很大的功夫来搜集整理史料，内容丰富，语言简略明了，是现在东汉史研究者必不可少的参考史料，其历史价值也很高。现在流行的版本是《四部丛刊》本。
19.36 万字 | 2019-04-06 13:14更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