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丛子》，旧题陈胜博士孔鲋撰。现存的版本有七卷和三卷两种系统，篇数皆为23篇，两种传本除分卷不同外，并无太大的差异。其中，1至21篇，是《孔丛子》，内容由孔子（1至4篇）、子思（5至10篇）、子高（12至14篇）、子顺（15至17篇）、子鱼（18至21篇）五位孔氏人物的言行记录，加上属训诂材料的第11篇〈小尔雅〉所构成。第22、23篇为〈连丛子〉上下，上篇记载了孔臧的赋与书信、子丰的言谈事迹及相关世系，下篇则为孔季彦的言谈记录。各篇的篇名，大抵与该篇的内容有关，如〈论书篇〉收录孔子论《尚书》的言论。〈对魏王〉为魏王与子高的问答记录。每篇之中，分别收录若干则材料，但每则材料之间，没有明显的繫属关系。 《孔丛子》载有大量孔子和子思的对话，但是，学界普遍认为子思在孔子去世时年龄太小，无法亲受孔子之道，从而怀疑《孔丛子》的史料价值。《史记。孔子世家》等几种子思生年的说法均不能成立。伯鱼比颜回早卒，颜回的卒年是考察子思生年的下限时间。颜回卒于公元前491年（鲁哀公四年），子思最晚生于此年。
1.75 万字 | 2019-04-07 14:13更新
《诗经》约在公元前六世纪中叶编纂成书，据说是由儒家创始人孔子编定的。它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收作品三百零五篇，分为“风”、“雅”、“颂”三部分，都因音乐得名。“风”是地方乐调，收录当时十五国的民歌；“雅”分大、小雅，多为贵族所作的乐章；“颂”是用于宗庙祭祀的乐歌。========================附：《诗经》的特色和影响======================== 《诗经》的特色和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诗经》是以抒情诗为主流的。除了《大雅》中的史诗和《小雅》、《国风》中的个别篇章外，《诗经》中几乎完全是抒情诗。而且，从诗歌艺术的成熟程度来看，抒情诗所达到的水准，也明显高于叙事诗。而与《诗经》大体属于同时代的古希腊的荷马史诗，却完全是叙事诗。正如荷马史诗奠定了西方文学以叙事传统为主的发展方向，《诗经》也奠定了中国文学以抒情传统为主的发展方向。以后的中国诗歌，大都是抒情诗；而且，以抒情诗为主的诗歌，又成为中国文学的主要样式。 第二，《诗经》中的诗歌，除了极少数几篇，完全是反映现实的人间世界和日常生活、日常经验。在这里，几乎不存在凭借幻想而虚构出的超越于人间世界之上的神话世界，不存在诸神和英雄们的特异形象和特异经历（这正是荷马史诗的基本素材），有的是关于政治风波、春耕秋获、男女情爱的悲欢哀乐。后来的中国诗歌乃至其他文学样式，其内容也是以日常性、现实性为基本特征；日常生活、日常事件、日常人物，总是文学的中心素材。 第三，与上述第二项相联系，《诗经》在总体上，具有显著的政治与道德色彩。无论是主要产生于社会上层的大、小《雅》，还是主要产生于民间的《国风》，都有相当数量的诗歌，密切联系时事政治，批判统治者的举措失当和道德败坏。其意义虽主要在于要求维护合理合度的统治，给予人民以较为宽松、可以维持生存的条件，但这对于社会的发展，当然是有价值的。关心社会政治与道德，敢于对统治阶层中的腐败现象提出批判，应该说是《诗经》的优秀之处。但这个问题应该从两方面来看。正像我们在前一节中举例分析的那样，这一种批评完全是站在社会公认原则的立场上的，在根本上起着维护现有秩序的稳定的作用，而不能不抑制个人的欲望与自由。就以《相鼠》一诗来说，它可能是批评统治者荒淫无度的生活，也可能是批评对“礼仪”的具有进步意义的破坏行为。不管作者的原意如何，诗对于这两种现象都是适用的。要说《诗经》这一特点对后世的影响，首先要说明：《诗经》的政治性和道德性，在后世经过曲解而被强化了。本来不是直接反映政治与道德问题的诗，包括众多的爱情诗，在汉代的《毛诗序》中，也一律被解释为对政治、道德或“美”（赞颂）或“刺”（批评）的作品。因而，一部《诗经》，变成了儒家的道德教科书。后代诗人继承《诗经》关注社会政治与道德的特色，同样应该从两方面来分析。一方面，提倡这一特色，可以纠正文学过分趋向游戏和唯美倾向，发扬文学的社会功能；另一方面，如果不适当地过分强调这一点，也必然妨害文学的多样化发展，抑制情感的自由表达。 第四，《诗经》的抒情诗，在表现个人感情时，总体上比较克制因而显得平和。看起来，像《巷伯》批评“谗人”，《相鼠》批评无礼仪者，态度是很激烈的。但这种例子不仅很少，而且并不能说是纯粹的“个人感情”，因为作者是在维护社会原则，背倚集体力量对少数“坏人”提出斥责。像《雨无正》、《十月之交》、《正月》等，因所批评的对象是多数人，则已显得畏惧不安。至于表现个人的失意、从军中的厌战思乡之情，乃至男女爱情，一般没有强烈的悲愤和强烈的欢乐。由此带来必然的结果是：《诗经》的抒情较常见的是忧伤的感情。很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中国后代的诗歌，也是以抒情——抒忧伤之情较为普遍。克制的感情，尤其忧伤的感情，是十分微妙的。它不像强烈的悲愤和强烈的欢乐喷涌而出，一泄无余，而是委婉曲折，波澜起伏。由此，形成了《诗经》在抒情表现方面显得细致、隽永的特点。这一特点，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后来的诗歌。另外需要说到，尽管《诗经》的抒情一般比较平和，却依然是真挚而动人的，而且也并非没有明朗欢快、天趣盎然之作。后代儒家把《诗经》中的所有作品都说成是因政治和道德目的而作的，并不能抹杀那些抒情之作——尤其是爱情诗对人们的感染力。因此，在封建专制时代，当文学道德化倾向、说教倾向变得过度严重时，诗人们也会打出《诗经》的权威旗号，要求给感情以应有的、至少是适度的承认。明代诗人何景明的《明月篇序》就是一例。汤显祖的《牡丹亭》中，深闺小姐杜丽娘诵读《关雎》而产生对于爱情的渴望，又是一例。 以上主要从内容、思想倾向、抒情特点等诸方面论述了《诗经》的几个重要特色。这些特色对中国后代文学的影响都很深远。下面再从语言形式、表现手法等方面简略介绍一下《诗经》的特色，这些方面的影响，情况各有不同。 《诗经》的基本句式是四言，间或杂有二言直至九言的各种句式。但杂言句式所占比例很低。只有个别诗是以杂言为主的，如《伐檀》。以四言句为主干，可以由此推想当时演唱《诗经》的音乐旋律，是比较平稳和比较简单的。至汉代以后，四言诗虽断断续续一直有人写，但已不再是一种重要的诗型了。反而在辞赋、颂、赞、诔、箴、铭等特殊的韵文文体中，运用得很普遍。 《诗经》常常采用叠章的形式，即重复的几章间，意义和字面都只有少量改变，造成一唱三叹的效果。这是歌谣的一种特点，可以借此强化感情的抒发，所以在《国风》和《小雅》的民歌中使用最普遍，《颂》和《大雅》，以及《小雅》的政治诗中几乎没有。典型的例子，如《周南·芣芑》：采采芣芑，薄言采之。采采芣芑，薄言有之。采采芣芑，薄言掇之。采采芣芑，薄言捋之。采采芣芑，薄言袺之。采采芣芑，薄言襭之。全篇三章十二句，只变动了六个动词，不但写出采摘的过程，而且通过不断重复的韵律，表现出生动活泼的气氛，似乎有一种合唱、轮唱的味道。清人方玉润说：“恍听田家妇女，三三五五，于平原旷野、风和日丽中群歌互答，余音袅袅，忽断忽续。”（《〈诗经〉原始》）这么说也许多了一些想象，但叠徽章重句的美感，确是很动人的。四言诗衰微后，这种形式也被捐弃，只能偶一见之。倒是在现代歌曲中，又常看到这种情况。这说不上“影响”，却有古今相通之理。 作为歌谣，为了获得声韵上的美感，《诗经》中大量使用双声、叠韵、叠字的语汇。在古汉语的规则中，这类词汇大抵是形容词性质，所以也有助于表达曲折幽隐的感情，描绘清新美丽的自然。如《诗经》首篇的《关雎》，“关关”（叠字）形容水鸟叫声，“窈窕”（叠韵）表现淑女的美丽，“参差”（双声）描绘水草的状态，“辗转”（叠韵）刻画因相思而不能入眠的情状，既有和谐的声音，也有生动的形象。 《诗经》里大量运用了赋、比、兴的表现手法，加强了作品的形象性，获得了良好的艺术效果。所谓“赋”，用朱熹《诗集传》的解释，是“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这包括一般陈述和铺排陈述两种情况。大体在《国风》中，除《七月》等个别例子，用铺排陈述的较少；大、小《雅》中，尤其是史诗，铺陈的场面较多。汉代辞赋的基本特征就是大量铺陈。虽然从《诗经》到汉赋还间隔许多环节，但说其原始的因素源于《诗经》，也未尝不可。“比”，用朱熹的解释，是“以彼物比此物”，也就是比喻之意。《诗经》中用比喻的地方很多，手法也富于变化。如《氓》用桑树从繁茂到凋落的变化来比喻爱情的盛衰；《鹤鸣》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来比喻治国要用贤人；《硕人》连续用“葇荑”喻美人之手，“凝脂”喻美人之肤，“瓠犀”喻美人之齿，等等，都是《诗经》中用“比”的佳例。“赋”和“比”都是一切诗歌中最基本的表现手法，而“兴”则是《诗经》乃至中国诗歌中比较独特的手法。“兴”字的本义是“起”。《诗经》中的“兴”，用朱熹的解释，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就是借助其他事物为所咏之内容作铺垫。它往往用于一首诗或一章诗的开头。大约最原始的“兴”，只是一种发端，同下文并无意义上的关系，表现出思绪无端地飘移联想。就像秦风的《晨风》，开头“鴥彼晨风，郁彼北林”，与下文“未见君子，忧心钦钦”云云，很难发现彼此间的意义联系。虽然就这实例而言，也有可能是因时代悬隔才不可理解，但这种情况一定是存在的。就是在现代的歌谣中，仍可看到这样的“兴”。进一步，“兴”又兼有了比喻、象征、烘托等较有实在意义的用法。但正因为“兴”原本是思绪无端地飘移和联想而产生的，所以即使有了比较实在的意义，也不是那么固定僵板，而是虚灵微妙的。如《关雎》开头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原是诗人借眼前景物以兴起下文“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但关雎和鸣，也可以比喻男女求偶，或男女间的和谐恩爱，只是它的喻意不那么明白确定。又如《桃夭》一诗，开头的“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写出了春天桃花开放时的美丽氛围，可以说是写实之笔，但也可以理解为对新娘美貌的暗喻，又可说这是在烘托结婚时的热烈气氛。由于“兴”是这样一种微妙的、可以自由运用的手法，后代喜欢诗歌的含蓄委婉韵致的诗人，对此也就特别有兴趣，各自逞技弄巧，翻陈出新，不一而足，构成中国古典诗歌的一种特殊味道。 总而言之，《诗经》是中国诗歌，乃至整个中国文学一个光辉的起点。它从多方面表现了那个时代丰富多采的现实生活，反映了各个阶层人们的喜怒哀乐，以其清醒的现实性，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早期诗歌，开辟了中国诗歌的独特道路。虽然，由于特殊的社会生存条件，《诗经》缺乏浪漫的幻想，缺乏飞扬的个性自由精神，但在那个古老的时代，它是无愧于人类文明的，值得我们骄傲的。
6.49 万字 | 2019-04-05 13:36更新
北齐书五十卷，作者唐李百药，内容记载了公元五三四年前后北魏分裂，东魏政权建立，中经五五○年齐代东魏，到五七七年齐亡为止的王朝兴亡史。 为了区别於曾经割据江淮的齐朝，后人称之为「北齐」。和北魏一样，东魏--北齐仍然是鲜卑贵族和汉族地主联合统治的封建政权。它的疆域南阻长江，和梁、陈两朝先后对峙；西在今山西、河南、湖北，与西魏--北周分界。 从北齐到隋的五十年间，曾先后有人编写出几种不同体裁的北齐史，其中有隋李德林的纪传体齐书和王劭的编年体齐志。公元六二二年（唐武德五年），唐高祖指派裴矩、祖孝孙、魏徵重写北齐史，长期没有写成。六二九年（贞观三年），唐太宗专设梁、陈、齐、周、隋五朝史的编写机构，命李百药写北齐史。他在其父李德林齐书基础上参考王劭齐志扩充改写，六三六年（贞观十年）全书完成。 李德林（公元五三○--五九○）字公辅，博陵安平（今河北深县）人。他经历齐、周、隋三朝，一直担任诏令和其他重要文件的起草，获得历朝皇帝的宠用。在齐官至中书侍郎，在周官至御正下大夫，在隋官至内史令，封安平公，死在怀州刺史任上。他在北齐就参加「国史」即北齐史的编写，写成纪传二十七卷，隋时扩充为三十八篇。 李百药（公元五六五--六四八）字重规，隋末官建安（今福建建瓯）县丞。曾参加隋末农民起义，后降唐。入唐后任中书舍人，参加制定五礼和律令。最后官至宗正卿，封安平县子。 传本北齐书大部份出於后人所补，用北史补的部份，北史具在，而且补的人还常有删节，这部份基本上可有可无；另一部份用唐人史钞补的，虽也出於北齐书，但把原文删节得不像样子，除个别地方可供参考外，价值也很低。然而从五十卷全书来说，包括补缺部份在内，它留下了这段历史的比较全而的材料。其中保留下来的十七卷李百药原文，还保存了一些不见他书的有用的材料。此外，在具体叙事上，北史常有删改北齐书而错了的，也可憑本书纠正。如北魏末年的各族人民大起义是南北朝时期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一次武装起义，北齐书记载了各地起义军活动的材料，有一些在北史中就作了删削（李元忠附李愍传、叱列平传等）。 在唐初同时编写的各史中，北齐书对当时封建统治者的醜事记载较多。这是由於隋唐两朝继承北周，北齐是一个被战败灭亡的割据政权，被认为是「僣伪」，隋唐编写北齐史就相对地较少忌讳，同时也藉此证明周灭齐是所谓「有道伐无道」。北齐书之较多揭露性的记叙，也是同吸收王劭齐志的记载有关。刘知几说，王劭齐志叙事生动，语言通俗，这两点在北齐书中也仍然有所体现。 东魏、北齐时期，通过广大劳动人民的生产实践，钢铁冶煉技术上有很大发展，北齐书的方伎传中记载了綦母怀文在这方面的新贡献。方伎传中还记载了数学家信都芳、天文学家张子信的事跡。具有唯物主义倾向的邢邵和唯心主义者杜弼关於形神问题的辩论，在北齐书中也有比较详细的记录，留下了一份哲学史上有价值的文献。 北齐书早在唐代中叶以后就逐渐残缺，也不断有人补缺。到北宋初就只有十七卷是李百叶的原文，其余都是后人以北史和唐人史钞中相关纪传补全。这部书初次刻版付印，流传下来的就是这种补本。我们重编总目时，凡是后人所补的各卷都注上了「补」字。这部书的最早刻本，据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的记载，是在北宋末政和中即十二世纪初。这个最早的刻本早已失传。我们用来校勘的是：一、有元明两朝补版的南宋刻本即三朝本（武汉大学图书馆藏）；二、明万历间南京国子监刻本（简称南本）；三、明万历间北京国子监刻本（简称北本）；四、明末毛氏汲古阁本（简称汲本）；五、清乾隆四年武英殿本（简称殿本）；六、清同治十三年金陵书局本（简称局本）；七、商务印书馆百衲本二十四史本（简称百衲本）。百衲本三十四卷前影印三朝本，三十四卷后影印残宋本。这七种本子中，我们以三朝本、南本、殿本为互校的主要本子。为了避免烦琐，在三种本子内互校，择善而从，除少数需要说明者外，一般不出校记。除了版本互校外，我们还通校了太平御览、册府元龟、北史、资治通鑑、通志中有关部份。 由於北齐书大部份为后人所补，这给校勘带来一系列复杂问题，这一些在点校后记中说明。
16.19 万字 | 2019-04-05 15:43更新
魏书一百三十卷（如不分子卷，则是一百十四卷），内本纪十二卷，列传九十八卷，志二十卷。内容记载了公元四世纪末至六世纪中叶的北魏王朝兴亡史。 早在拓跋珪建立北魏政权时，就曾由邓渊编写代记十馀卷，以后崔浩、高允等继续编写魏史，都採用编年体。太和十一年（公元四八七年），李彪参加修史，始改为纪传体，大概编写到拓跋弘统治时代。以后，邢峦、崔鸿等先后编写了高祖（元宏）、世宗（元恪）、肃宗（元诩）三朝的起居注。北齐天保二年（五五一），高洋命中书令兼著作郎魏收编写魏史，设置修史局，由太保、录尚书事高隆之监修，房延祐等六人先后参加修史。 魏收（五○五--五七二）字伯起，钜鹿（今河北平乡一带）人。他是北齐著名文人，和温子昇、邢子才齐名。早在北魏末年他就参加「国史」和起居注的编写。他在东魏、北齐虽然官职步步高升，直做到尚书右仆射，但除起草诏令之外，修史长期是他的专职。这次设局纂修，高隆之只是掛名，魏收推薦的史官都是一向趨奉自己的人，凡事由收专主。 天保五年（五五四）秋，完成纪传，十一月又成十志。 书成后，议论纷纭，被称为「秽史」。魏收借修史来酬恩报怨，他公然宣称：「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举之则使上天，按之当使入地！」凡是史官的祖先姻戚，「多列史传」，「饰以美言」，还有受贿行为。由於魏收在列传人物的去取褒贬上触犯了某些门阀地主，诸家子孙控诉「不平」的一百多人。皇帝高洋和宰相杨愔、高德正庇护魏收，逮捕了一些控诉的人下狱治罪，暂时压下这场风波，同时也命魏书「且不施行」。以后，高演、高湛两次命魏收修改，始成定本，即传下来的这部魏书。 魏收以前和同时代人曾经编写过魏史和其他资料，隋、唐时期也有人另写过几种魏书，这些书都没有传下来。唐代李延寿的北史，其中北魏部分基本上是魏书的节录。因此，魏书是现存叙述北魏历史的最原始和比较完备的资料。 书中记载鲜卑拓跋部的早期活动，多少反映了拓跋部的社会面貌，提供了由氏族、部落到国家发展过程的材料。 北魏承「十六国」之后，是一个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交错复杂的时代，书中列举了不少有关这方面的资料。魏书自卷一百至一百三是国内少数族和外国的列传，大致都根据当时使节和商贩的记录和口传写成。其中有一些侮辱性的记载和传闻失实的地方，但基本上反映了当时我国东北、西北地区各族与中原地区的密切联系，和中外经济、文化流的加强。 魏书十志内容疏略，杨守敬批评地形志「貌似高古，然有详所不当详，略所不当略者」。详略失当，不仅地形一志，其他各志也是一样。例如食货志不记徭役；官氏志不记官府部门，官吏职司；天象志四卷、灵徵志二卷，全是宣扬灾变祥瑞。 虽然如此，十志还是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材料。食货志记录了太和九年（四八五）的均田令和与此相关的三长制和租调制，是研究北魏和以后三百年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基本材料。关於货幣的记载，有助於对当时北魏境内各地社会经济的瞭解。灵徵志的上卷留下北魏建国以来一百五十年间的各地地震记录。官氏志和释老志是魏收创立的志目。官氏志的姓氏部分列举拓跋部和所属部落，氏族的姓氏和元宏所改汉姓，为后来姓氏书基本材料之一，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拓跋部族的形成和当时各族的部落、氏族的分併离合。释老志叙述了佛教在北方的传播和寇谦之修改道教的经过。志中反映了世俗地主和寺院地主的矛盾，特别是反映了寺院所属奴隶和依附人口所遭到的地租剥削和高利贷剥削，这不仅是有关寺院经济的重要资料，而且也有助於对当时全部封建剥削制度的瞭解。 不管纪传和志，魏书都载入大量无关重要的诏令、奏议，以致篇幅臃肿。但却也保存了一些有价值的资料，例如李安世传载请均田疏，张普惠传载论长尺大斗和赋税疏等，有助於对北魏均田制和残酷剥削的瞭解。书中所载文章诗歌是后人搜辑北魏诗文的主要来源。 魏书在宋初业已残缺，嘉祐六年（一○六一）曾命馆阁官校勘魏书和宋、齐、梁、陈、北齐、周书。今魏书前有目录序，署名为刘攽、刘恕、安焘和范祖禹，不记年月，大致当在治平四年至熙宁三年（一○六七--一○七○）间。二刘和祖禹都是宋代有名史学家，尤其刘恕精熟南北朝史事。他们作了较细緻的校勘，查出本书残缺为后人所补各卷，并比对了修文殿御览、北史和唐人各种史钞、史目，将补缺各卷的来源「各疏於逐卷之末」，目录中也注明那一些卷「阙」或「不全」。今将补阙各卷的宋人校语移入校记，目录传本错误，有原阙无注，或不阙而注阙，今皆改正。通计全阙二十六卷，不全者三卷。 北宋初刻的确切年月无考，据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至遲不晚於政和中（八）。这个初刻本当时就流传不广，南宋绍兴十四年（一一四四）曾在四川翻刻魏书和其他六史，这两种本子都没有传下来。传下来的魏书最早刻本也是南宋翻刻，但传世的这个本子都有元、明二朝补版，即所谓「三朝本」。一九三五年商务印书馆影印的所谓「宋蜀大字本」，其实也就是这种三朝本。北京图书馆藏魏书善本三部，也都是三朝本，该馆善本书目七三五四号一种和商务印书馆影印所据底本相近。
128.96 万字 | 2019-04-05 15:54更新
中国古代史学著作。北宋司马光撰。全书294卷，另有《目录》30卷，《考异》30卷。《通鉴》记载了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到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共1362年的历史。 司马光曾患历代史籍浩繁，学者难以遍览，因欲撮取其要，撰编年史。初成《通志》8卷，起战国至秦二世，表进于朝，引起宋英宗的重视。治平三年（1066），诏置书局于崇文院，继续编纂。宋神宗即位，赐书名为《资治通鉴》，并序以奖之。元丰七年（1084）书成。 《通鉴》由司马光总其大成，协修者有刘恕、刘攽、范祖禹3人。刘恕博闻强记，自《史记》以下诸史，旁及私记杂说，无所不览，对《通鉴》的讨论编次，用力最多。刘攽于汉史、范祖禹于唐史，都有专深的研究。他们分工合作，各自作出了重要贡献。最后，由司马光修改润色，写成定稿。其中是非予夺，一出于光。 《通鉴》征引史料极为丰富，除十七史外，所引杂史诸书达数百种。书中叙事，往往一事用数种材料写成。遇年月、事迹有歧异处，均加考订，并注明斟酌取舍的原因，以为《考异》。《通鉴》具有相当高的史料价《资治通鉴》书影值，尤以《隋纪》、《唐纪》、《五代纪》史料价值最高。 《通鉴》是一部编年体的通史，按时间先后叙次史事，往往用追叙和终言的手法，说明史事的前因后果，容易使人得到系统而明晰的印象。它的内容以政治、军事的史实为主，借以展示历代君臣治乱、成败、安危之迹，作为历史的借鉴。但书中在叙述历代统治阶级活动的同时，也叙述了各族人民的生活与斗争。 《通鉴》因司马光一人精心定稿，统一修辞，故文字优美，叙事生动，且有相当高的文学价值，历来与《史记》并列为中国古代之史家绝笔。于叙事外，还选录了前人的史论97篇，又以"臣光曰"的形式，撰写了史论118篇，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作者的政治、历史观点。对历史上有关图谶、占卜、佛道等宗教迷信，采取了批判的态度，是史学思想的重要进步。 《通鉴》成书后，元丰八年，范祖禹、司马康、黄庭坚、张舜民等奉命重行校定，元祐元年（1086）校定完毕，送往杭州雕版，元祐七年刊印行世。今元祐本已不可见。南宋高宗绍兴二年（1132）有余姚重刻本，亦多残缺。近年中华书局据清胡克家翻刻的元刊本，加以标点校勘，重新出版，是《通鉴》最好的版本。
335.70 万字 | 2019-04-06 13:14更新
作者：（宋）徐梦莘 著宋代史学名著。二百五十卷。作者徐梦莘(1126～1207)﹐江西清江人。二十九岁举进士﹐一生大部分时间居家著述﹐至绍熙五年(1194)六十九岁时才撰成《三朝北盟会编》一书。“三朝”﹐指宋徽宗赵佶﹑宋钦宗赵桓﹑宋高宗赵构三朝。该书会集了三朝有关宋金和战的多方面史料﹐按年月日标出事目﹐加以编排﹐故称为“北盟会编”。宋金和战是北宋末南宋年间头等大事﹐宋人据亲身经历或所闻所见记录成书者﹐不下数百家。但“各说异同﹐事有疑信”。因此﹐徐梦莘将各家所记﹐以及这一时期的诏敕﹑制诰﹑书疏﹑奏议﹑传记﹑行实﹑碑志﹑文集﹑杂著等﹐凡是“事涉北盟者”﹐兼收并蓄﹐对记述的异同和疑信﹐也不加考辨。书成之後﹐庆元二年(1196)实录院取进﹐作为编修《高宗实录》的参考。其所引用的资料也因史馆缺少﹐录进了一百多种。为此﹐宋廷特除徐梦莘为直秘阁。此後﹐徐梦莘又继续编纂了《北盟集补》五十卷﹐但早已失传。由於徐梦莘痛感“靖康之祸”﹐靖康史事也就成为该书的一个重点。该书自政和七年(1117)宋遣使与金订“海上之盟”开始﹐至绍兴三十一年(1161)金海陵王完颜亮被杀﹐次年宋金恢复和议止﹐共书四十五年事。靖康为时不过一年半﹐却占了七十五卷﹐几乎占全书的三分之一﹐而且叙事亦极细致。作者通过大量事实和细致的叙述﹐以揭示自“海上之盟”到“靖康之祸”的原委终始。《三朝北盟会编》徵引的文献材料达二百多种﹐而且所引用的全录原文﹐因此保存了文献材料的原貌。这种引用方法﹐在过去编年史著作中是不多见的。该书徵引的史料﹐有许多後来散失﹐赖该书得以保存﹐为後来的研究者提供了方便。此外﹐有些史册﹐诸如《建炎通问录》﹑《顺昌破贼录》﹑《靖康小雅》﹑《伪齐录》等﹐多与《会编》所载文字相同﹐当系从该书辑录出来的。《三朝北盟会编》史料丰富﹐记述详赡﹐为研究辽﹑宋﹑金史的基本史籍之一。 该书长期仅有抄本流传﹐窜改甚多。现存通行本﹐有光绪四年(1878)袁祖安的活字排印本﹐光绪三十四年许涵度的校刊本。许本较胜於袁本﹐但错误仍不少。
138.68 万字 | 2019-04-06 14:00更新
《水经注》是中国古代的地理名著，作者是北魏（公元386年～公元534年）的郦道元。三国时的桑钦写了《水经》一书，郦道元作注，得名《水经注》。原有四十卷，北宋（公元960年～公元1127年）初年已经散失五卷，后人将三十五卷分开，补足四十卷。郦道元（公元469年？～公元527年），字善长，范阳涿县（今属中国中部河北）人。在北魏宣武帝、孝明帝两朝为官，先后任冀州刺史的长史、鲁阳太守、东荆州刺史、河南尹，后任御史中尉。不论在地方还是中央，他为政都以严厉出名。后来，雍州刺史萧宝夤图谋叛乱，嫉恨郦道元的大臣阴险地上奏，推荐他进行安抚。萧宝夤害怕他来后于己不利，派兵将郦道元杀害。 郦道元博学广识，足迹遍及长城以南，秦岭和淮河以北，书中的很多材料是他实际调查取得的。在《水经》里只记载了水道一百三十七条，而郦道元的注竟达一千二百五十二条之多，注文有三十万字，比经文也增多了二十倍。 此书以水道为纲，同时记述流经地区的山陵、湖泊、郡县、城池、关塞、名胜，还有土壤、植被、气候、水文和社会经济、民俗风习等，历史故事也在其中详细记载。他还记录了水利设施约三十处，对很多伟大工程表示了敬意。对于从书本或实际调查均无法弄清楚的问题，他也如实记述，如“未知所从”、“非所详也”。 《水经注》对于中国地理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中国和世界地理学史上都有重要地位。《水经注》中山川景物的描写，还被作为文学作品受到后人高度评价。书中的缺点也有：他因为是北朝人，所以南方水系的记录有些简单，其中还有些差错。
38.36 万字 | 2019-04-06 23:16更新
《通典》专叙历代典章制度的沿革变迁，从远古时代的黄帝起，到唐玄宗天宝末年止（肃宗、代宗以后的变革，有时也附载于注中），分为九类，以食货居首，次以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每类又各分子目。对于历代典章制度，都详细地叙述了它们的源流，有时不但列入前人有关的议论，而且用说、议、评、论的方式，提出自己的见解和主张。《通典》的作者是杜佑。《通典》的体例仿效纪传体正史中的志书，将断代体改为通史体，是一部专门记载历代政治、经济等制度沿革变迁的典志体史书。《通典》记述了传说中的黄帝，下讫唐天宝末年的制度沿革。它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记述历代典章制度的典志体史书，为史学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途径。杜佑，字君卿，唐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生于开元二十二年（734年），享年七十八岁。代宗大历元年（766年）杜佑开始编写《通典》，过了三十五年，至德宗贞元十七年（801年），全书方完成。《通典》创立了史书编纂的新体裁，开创了中国史学史的先河。
69.40 万字 | 2019-04-07 13:42更新
本书诞生于明清之际，是一部具有启蒙性质的批判君主专制，呼唤民主政体的名著。 作者黄宗羲，字太冲，号南雷，学者称梨洲先生，浙江省余姚县黄竹浦人，生于明万历三十八年公元１６１０年，卒于清康熙三十四年公元１６９５年。其父黄尊素为明末东林党名士，被宦官魏忠贤陷害致死。黄宗羲成年以后加人复社，坚持反宦官斗争，险遭杀害。清兵南下，他召募义兵成立“世忠营”，武装抗清。明亡后拒绝清廷征召，隐居著述。主要著作有《明儒学案》、《宋元学案》和《明夷待访录等。 《明夷待访录》成书于康熙二年公元６６３年“明夷”是《周易》中的一卦，其爻辞有日：“明夷于飞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人攸往，主人有言。”所谓“明夷”指有智慧的人处在患难地位。“待访”，等待后代明君来采访采纳。该书有《原君》、《原臣》等论文２１篇。《原君》批判现实社会之为君者“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实乃“为天下之大害”。《原臣》指出，臣之责任，乃“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原法》批评封建国家之法，乃“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学校》主张扩大学校的社会功能，使之有议政参政的作用，说：“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是非，而公属是非于学校”，“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而后设学校之意始备。”黄宗羲所设想的未来学校，相似于近代社会舆论中心和议会的机构。黄宗羲虽然没有从根本上否定君和臣的设置，但主张君主开明立宪制，加强平等因素，扩大社会对执政者的监督权力，有近代民主政治的思想。这种思想并非受西方文明的影响，而是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发展出来的，因而更加可贵。这部书受到清朝统治者的查禁，直至清末才重见天日，受到谭嗣同、梁启超等人的重视和赞许。 《明夷待访录》现存钞本、刻印本２０余种。１９８５年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了《黄宗羲全集》第一册，内收《明夷待访录》，并加以点校，颇便于阅读。单行本有北京古籍出版社１９５５年铅印标点本和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年重印标点本。重点读《原屈》、《学校》。
2.34 万字 | 2019-04-07 14:14更新
《孙膑兵法》是中国古代的著名兵书，也是《孙子兵法》后“孙子学派”的又一力作。《孙膑兵法》古称《齐孙子》，作者为孙膑，传说他是孙武的后代，在战国时期生于齐国阿、鄄之间（今山东阳谷、鄄城一带），曾和庞涓一块儿学习兵法。后来，庞涓辅佐魏惠王，做了将军，暗中派人请孙膑到了魏国，但见了孙膑又嫉妒他的才能在自己之上，后来陷害孙膑，给他用了膑刑，即去掉膝盖骨的残忍肉刑，所以后来人叫他孙膑。 在友人的帮助下，孙膑最后逃离魏国，到了齐国，被齐威王重用，做了齐国将军田忌的军师，设奇计大败魏军，并射死庞涓。后来，田忌被邹忌排挤，流亡到楚国，孙膑大概也随他而去，所以汉人王符说“孙膑修能于楚”。在战国的兵家中，孙膑是以“贵势”即讲求机变而著称的，他和吴起都是当时著名的军事家。 最早明确记载孙膑有兵法的是《史记》，《汉书。艺文志》把它与《吴孙子兵法》并列，著录《齐孙子》八十九篇、图四卷。据考证，《孙膑兵法》的散失大概在唐代以前。因为《魏武帝注孙子》提到了“孙膑曰：兵恐不投之于死地也”，唐朝赵蕤《长短经》卷九也提到过“孙膑曰：兵恐不可救”，杜佑所著《通典》卷一四九有“孙膑曰：用骑有十利”一段，但从《隋书。经籍志》以后就不见记载了。 1972年2月，山东临沂银雀山一号汉墓出土了竹简本的《孙膑兵法》，这使失传已久的古书得以重见天日。竹简本《孙膑兵法》经过认真整理，分为上、下两编，上编可以确定属于《齐孙子》的十五篇，包括《禽庞涓》、《见威王》、《威王问》和《陈忌问垒》等；下编是还不能确定属于《齐孙子》的论兵之作。竹简本篇数大大少于《艺文志》著录本，也不是完善的版本。
3.41 万字 | 2019-04-07 20:40更新
鬼谷子，姓王名诩，春秋时人。常入云梦山采药修道。因隐居清溪之鬼谷，故自称鬼谷先生。 鬼谷子为纵横家之鼻祖，苏秦与张仪为其最杰出的两个弟子〔见《战国策》〕。另有孙膑与庞涓亦为其弟子之说〔见《孙庞演义》〕。 纵横家所崇尚的是权谋策略及言谈辩论之技巧，其指导思想与儒家所推崇之仁……==============================================================================鬼谷子，姓王名诩，春秋时人。常入云梦山采药修道。因隐居清溪之鬼谷，故自称鬼谷先生。 鬼谷子为纵横家之鼻祖，苏秦与张仪为其最杰出的两个弟子〔见《战国策》〕。另有孙膑与庞涓亦为其弟子之说〔见《孙庞演义》〕。纵横家所崇尚的是权谋策略及言谈辩论之技巧，其指导思想与儒家所推崇之仁义道德大相径庭。因此，历来学者对《鬼谷子》一书推崇者甚少，而讥诋者极多。其实外交战术之得益与否，关系国家之安危兴衰；而生意谈判与竞争之策略是否得当，则关系到经济上之成败得失。即使在日常生活中，言谈技巧也关系到一人之处世为人之得体与否。当年苏秦凭其三寸不烂之舌，合纵六国，配六国相印，统领六国共同抗秦，显赫一时。而张仪又凭其谋略与游说技巧，将六国合纵土蹦瓦解，为秦国立下不朽功劳。所谓「智用于众人之所不能知，而能用于众人之所不能。」潜谋于无形，常胜于不争不费，此为《鬼谷子》之精髓所在。《孙子兵法》侧重于总体战略，而《鬼谷子》则专于具体技巧，两者可说是相辅相成。鬼谷子的主要著作有《鬼谷子》及《本经阴符七术》。《鬼谷子》侧重于权谋策略及言谈辩论技巧，《本经阴符七术》则集中于养神蓄锐之道。 《鬼谷子》共有十四篇，其中第十三、十四篇已失传。《鬼谷子》的版本，常见者有道藏本及嘉庆十年江都秦氏刊本。《本经阴符七术》之前三篇说明如何充实意志，涵养精神。后四篇讨论如何将内在的精神运用于外，如何以内在的心神去处理外在的事物。《鬼谷子》一书，从主要内容来看，是针对谈判游说活动而言的，但是由于其中涉及到大量的谋略问题，与军事问题触类旁通，也被称为兵书。书以功利主义思想，认为一切合理手段都可以运用。它讲述了作为弱者的一无所有的纵横家们，运用谋略口才如何进行游说，进而控制作为强者，握有一国政治、经济、军事大权的诸侯国君主。此书，是一部研究社会政治斗争谋略权术的书，因此可以说，《鬼谷子》的智慧也就是一部“治人兵法”。
0.82 万字 | 2019-04-07 21:16更新
旧五代史原称五代史，或梁唐晋汉周书，共一百五十卷，修于宋太祖开宝六年（公元九七三年）四月至七年闰十月，由薛居正监修，卢多逊、张澹、李昉等同修。后欧阳修五代史记出，称为新五代史，薛史则称为旧五代史。原书已佚，现行本是清乾隆四十年时的辑本。旧五代史所叙述的历史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中最后一次大规模分裂割据的时期。 从公元九○七年朱温称帝起，到九六○年北宋建立，五十多年间，中原地区有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王朝前后相继，中原以外有吴、南唐、吴越、楚、闽、南汉、前蜀、后蜀、南平、北汉等十个独立王国，史称「五代十国」，其中还没有包括当时我国境内契丹等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这个时期，在全国各地，特别是中原地区的分裂割据政权之间，充满了激烈的军阀混战，造成了频繁的王朝更迭。五代大地主军阀集团的割据政权是极端残暴、极端腐朽的，旧五代史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这些政权的反动统治。他们「徵搜舆赋，竭万姓之脂膏」。［一］他们「峻法以剥下，厚敛以奉上」。［二］他们急徵暴敛，明抢暗夺，或使「数州之［一］旧五代史卷三四唐庄宗纪八［二］旧五代史卷一四六食货志民，屠啖殆尽，荆棘蔽野，煙火断绝，凡十余年」，［一］或使「一方之民，若据炉炭」。［二］他们甚至用泥土製钱，因杨柳吐絮而徵税，把山中的野草当茶卖！他们「卖官鬻狱，割剥蒸民，率有贪猥之名」。［三］更有甚者，后晋石敬瑭不惜匍匐于契丹军事集团脚下，甘当「儿皇帝」。旧五代史揭露的军阀割据势力的种种罪恶行径，对于我们认识历史上分裂割据的危害性和维护全国统一的重要意义，无疑是有益处的。 旧五代史在编撰上存在着严重的缺点，它基本上取材于五代时人所修的各种实录。 这些实录「皆无识者所为，不但为尊者讳，即臣子亦多讳饰」。［四］旧五代史在转述时，不可避免地会带上它们固有的缺陷。石敬瑭这样的无恥之尤，獲得了「旰食宵衣，礼贤从谏」，「能保其社稷」［五］的美名。桑维翰是首先提倡投靠契丹军事贵族集团的，旧五代史编撰者却为之開脱，说「和戎之策，固非误计」，［六］讚美桑维翰是「効忠」后晋的「社稷臣」。［七］冯道毫无骨气，一生投靠过许多搞分裂割据的军阀，旧五代史的作者却说：「道之履行，鬱有古人之风；道之宇量，深得大臣之體。」［八］这些论述，完全违反了历史事实，不能不说［一］旧五代史卷一五李罕之传［二］旧五代史卷一三五僭伪列传二刘陟传［三］旧五代史卷九八安重荣传［四］十七史商榷卷九三［五］旧五代史卷八○晋高祖纪六是旧五代史的重大缺陷。此外，旧五代史还有其他许多缺点，如材料芜杂，概括力差观点不统一，大多数文章写得很不高明，等等。 就史料價值而言，由于旧五代史编撰者大都亲身经历过五代的历史场面，见闻较近，因而保存了比较丰富的原始资料。相反，欧阳修的新五代史删去了许多应当保留的重要史料。因此，两者还是可以互相补充的。 北宋时期，新旧两史並行。金章宗泰和七年（公元一二○七年）规定「削去薛居正五代史，止用欧阳修所撰」。［一］到了元代，旧五代史就逐渐不行于世。清乾隆中开四库馆时，未能找到原本。馆臣邵晋涵等就永乐大典中辑录排纂，再用册府元龟、资治通鑑考異等书引用的旧五代史材料作补充，大致恢复了原来面貌的十分之七八。同时还从其他史籍、类书、宋人说部、文集、五代碑碣等数十种典籍中辑录了有关的资料，作为考異附注，与今辑本旧五代史正文相五补充印证，在不少方面丰富了原本的内容。今辑本旧五代史作为四库金书之一，于乾隆四十年（公元一七七五年）编成缮写进呈，标明原文辑录出处，补充和考证史实的注文附在有关正文之下，部分文字考订则另附黄色粘籤。一九二一年南昌熊氏曾影印出版（简称「影库本」）。后来又有乾隆四十九年（公元一七八四年）缮写的文津阁四库全书本和武英殿刊本（简称「殿本」），补充史实的注文仍附于正文之下，文字、史实考订则作为「考证」附于卷末，文字颇有改动，内容也有不少增删，并删去了辑文的出处。现存的旧五代史一般刊本及石印本都是根据殿本翻印的。此外，还有乾隆时期孔荭谷的校抄本（简称「孔本」，现仅看到近人章钰过录本）、彭元瑞校抄本（简称「彭本」）及抱经楼卢氏抄本（简称「卢本」），它们都以保存辑文出处为贵，内容大致和影库本相同。其中孔本是根据较早的辑录稿本抄写的，未改的清朝忌讳字较多，并保存了后来编定本删去的数十条注文。至于一九二五年的嘉业堂刊本（简称「刘本」），则以卢本为底本，再根据殿本作了大量校补，体例比较芜杂。商务印书馆百衲本二十四史中的旧五代史，就是根据刘本影印的。 本次整理校点旧五代史时以影库本为底本，同时用殿本、刘本及其他三种抄本参校，并适当吸收了邵晋涵的批校及孔荭谷、彭元瑞等人的校勘成果。对史文辑录所据和注文引用的史料出处，除根据原书通行本进行必要的校勘外，还参校了残宋本册府元龟影印底样、复旦大学藏旧抄本五代会要、周星诒过录的顾广圻校五代史补五代史阙文、永乐大典残卷膠卷及照片。凡有增删或重要異文可备参考的，一律作为校记附于卷末。辑本因避讳而改动的文字，除影响文义的外，一般不再改回。有些古代少数民族的人名等，辑本曾按照当时官定的辽史索伦国语解的译名作了改动。这种译名后来并不通行今均恢复原文，于译名第一次出现处出校。辑本原注永乐大典、册府元龟的卷数颇有错误和脱漏，今有原本可查对的迳予改正增补。关于注文，除保留影库本原有的外，还在避免重複的原则下，根据邵晋涵旧五代史考異、殿本、孔本等作了增补，并注明来源，以求成为比较完备的本子。由于旧五代史的版本流传问题比较複杂，现把一些重要版本的序跋附录书后以供参考。
84.11 万字 | 2019-04-05 15:56更新
梁书五十六卷，陈书三十六卷，分别记载了梁陈两个封建割据政权的历史，是六世纪五十年代到七世纪三十年代期间，姚察、姚思廉父子相继编撰的。 梁陈是继东晋宋齐，先后在江南建立的两个封建割据王朝。梁自萧衍（梁武帝）建国到萧方智（梁敬帝）时灭亡，首尾五十六年（公元五○二到五五七）。陈自陈霸先（陈武帝）建国到陈叔宝（陈后主）时被隋所灭，历时三十三年（五五七到五八九）。 梁代前期，是同割据北方的北魏对立的。北魏分裂成东魏、西魏后，梁和东、西魏成为鼎足三分的形势。陈建立后，北齐和北周已经代替了东、西魏，仍然是三分的局面。六世纪七、八十年代，北周和隋相继统一了北方，六世纪末隋灭陈，结束了南北的分裂。梁代的历史，曾由沈约、周兴嗣、裴子野和杜之伟、顾野王、许亨等在梁陈两代先后受命编撰，许亨写成梁史五十八卷。梁代谢吴又有梁书四十九卷，陈代何之元和隋代刘璠各成梁典三十卷。陈代的历史，傅縡、顾野王都曾受命编撰，陈书顾野王传说他有「国史纪传二百卷，未就而卒」。陆瓊还著有陈书四十二卷。以上这些著作，姚氏父子修史时可能参考过，但都没有流传下来。 姚察在陈初曾参与梁史的编撰。入隋后，又在公元五八九年（隋开皇九年）受命编撰梁陈两朝史，没有成书就死了。姚思廉在隋唐两次受命继续完成这两朝史，到六三六年（唐贞观十年）才写成了梁书和陈书。 姚察字伯审，吴兴武康（在今浙江德清县西）人。在陈代任秘书监、领大著作、吏部尚书，在隋代做秘书丞。死於公元六○六年（隋大业二年）。姚思廉字简之，在唐任著作郎、弘文馆学士，后来做到散骑常侍。死於六三七年（唐贞观十一年）。 姚思廉编撰梁陈史的时候，魏徵是梁陈齐周隋五史的监修官。所以梁书陈书本纪部分和陈书皇后传后面都有魏徵的史论。他在一些具体论述上，看法有和姚氏父子相出入的地方。 梁陈两代的早期历史著作都已失传，因此梁书和陈书就成为现存的比较原始的记载。除政治和军事问题以外，这两部书在哲学史、文学史、宗教史、民族关係、对外关係方面，也都保存了一些资料。梁书诸夷传比较系统地叙述了海南一些国家的历史，记载了它们的传说、风俗、物产，以及我国人民和海南各地人民经济文化交流的情况。一般说来，梁书的记载要比陈书丰富些，梁书的文笔也比陈书要好些。梁书记公元公元五○五年合肥之战，五○六年邵阳之战（韦叡传）、锺离之守（昌义之传），都是比较生动的。 现对这两部书加以标点校勘。梁书，用商务印书馆据宋大字本影印的百衲本及明南监本、北监本、汲古阁本，清武英殿本、金陵书局本互校，择善而从，还参考了南史、册府元龟、资治通鑑和资治通鑑考异的有关部分。在汲取前人校勘成果方面，我们利用了张元济、张森楷两种校勘记的稿本及钱大昕廿二史考异等书。陈书以百衲本为底本，取校的本子和参考书与梁书基本上相同。陈书某些卷（如卷一、卷三、卷九等）的末尾附有一两行小字，这是宋人曾鞏等所作校语，是百衲本原有的。
37.15 万字 | 2019-04-05 15:58更新
《续资治通鉴长编》是了解和研究北宋历史最基本的史籍之一。 作者李焘是1143年开始《续资治通鉴长编》的搜集编撰工作的，历时四十年，于宋孝宗淳熙十年（1183年）完稿。《续资治通鉴长编》全书连正文总计一千零六十三卷，六百八十七册。其中《续资治通鉴长编》九百八十卷，六百零四册；《举要》六十八卷；《总目》五卷；《修换事目》十卷。《续资治通鉴长编》一书受到宋孝宗的高度重视，诏令依《资治通鉴》纸样及字样大小缮写《续通鉴长编》一部，将李焘衔位于卷首依司马光衔位书写，取得了与《资治通鉴》同等规格的待遇。因其为宋刻本，所以较多地保留了原貌，具有文物及版本两方面的价值。《续资治通鉴长编》完成以后，除缮写本藏于秘书省之外，还有刻本流传。其中除了流传的七朝本《续资治通鉴长编》外，现在国内外还保存三部宋刻五朝本《续资治通鉴长编》。辽宁省图书馆的藏本就是其中之一。其为每半叶十三行，每行二十三字。原本为一百零八卷，篇幅多者卷下再分子卷，以子卷计则为一百七十五卷。全书仅缺七五、七六两卷及八〇、八二两卷各一叶。书中钤有“八征受命之宝”、“五福五代堂宝”、“太上皇帝之宝”、“乾隆御览之宝”、“天禄琳琅”、“天禄继鉴”等印记，又有“季振宜字诜兮号沧苇”、“御史振宜之印”等藏书印。结合文献记载，可知这是徐乾学购自泰兴季振宜，并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献于朝廷，藏于宫中的那一部。
678.69 万字 | 2019-04-06 13:05更新
《万历野获编》为明人笔记。三十卷，又有补遗四卷。明代沈德符撰。沈德符（1578—1642）字景倩，又字虎臣、景伯，明浙江秀水（今嘉兴）人，万历四十六年（1618）中举人。他的祖父、父亲都是科举出身，曾任职监司词林，他自幼生长于北京，曾得以在国子监读书。据说他聪敏好学，每天都要读一寸厚的书籍。他的著作除本书外，还有《清权堂集》、《敝帚轩剩语》三卷、《顾曲杂言》一卷、《飞凫语略》一卷，《秦玺始末》一卷。由于家庭的原因，得以同当时的许多士大夫、故家遗老，朝廷显贵，功勋之臣及皇亲国戚有较多的交往，熟悉朝廷事务及许多宫庭内幕。尤其对时事和朝章典故十分了解和熟悉。仕途无望后，作者回到家乡秀水，开始凭记忆断断续续地写作旧事，依照欧阳修《归田录》的体例，记录在京城的所见所闻。万历三十四年到三十五年间写成了三十卷，由于书中所记载的多半是万历年间的事，加之作者功名不就仅是个秀才，寓“野之所获”的意思，把这本书取名为《万历野获录》。万历四十六年又编成《续编》十二卷，与前三十卷合为一书。最初的刻本是明朝的大字刻本，每卷自起止，没有分类。流传并不广泛。到了康熙二十五年，桐乡人钱枋因为它不便查阅，就依据朱彝尊的旧钞本，分类编排为三十卷，四十八门，另有《补遗》四卷。三十卷或以官，或以人，或以事，或以物，或以地域等，分类编排，用木活字刊刻发行。四十八门为列朝、宫闱、宗藩、公主、勋戚、内监、内阁、词林、吏部、户部、河漕、礼部、科场、兵部、刑部、工部、台省、言事、京职、历法、禁卫、佞幸、督抚、司道、府县、士人、山人、妇女、妓女、畿辅、外郡、风俗、技艺、评论、著述、词曲、玩具、谐谑、嗤鄙、释道、神仙、果报、征梦、鬼怪、礻几祥、叛贼、土司、外国。其中列朝、内阁、词林、礼部所占分量较重。但是，这个刻本有许多条目被遗漏了。到了康熙三十八年，沈德符的第五世孙沈振，依据这个本子，又汇聚收集诸家藏本，一共搜集到二百三十余条，编成了八卷。后来，又根据钱枋的体例，把它编成四卷，附在书后。整本书经过后人一再加工，再也看不出原书的本来面目了。未分类的刻本已经很难见到了，现存的有道光年间钱塘人姚祖恩扶荔山房的，依据钱氏例编为四卷附刻于三十卷后的重刻本。今天流行的本子是1958年北京中华书局根据姚氏刻本出版的铅印标点本。该书的记述起于明初，迄于万历末年，包括明代典章制度、人物事件、典故遗闻、阶级斗争、统治阶级内部纷争、民族关系、对外关系、山川风物、经史子集、工艺技术、释道宗教、神仙鬼怪等诸多方面，尤详于明朝的典章制度和典故遗闻。书中所记大都博求本末，收其是而芟其伪，常者固加详、而异者不加略，内容详实，尤其是世宗、神宗两朝的掌故，最为详赡，在明代笔记中称得上是上乘之作，是研究有明一代历史的重要史料。书中所记载的都是作者耳闻目睹的亲身经历，所以叙述有些史事较《明史》更为详细，可以补充正史中的缺失错误。书中内容十分丰富，从钱枋所分的四十八门中，可以概见。在人物方面，涉及到皇帝后妃、宗室勋亲、大监佞亻幸，内外朝臣、文人士女，山林隐逸、和尚道人。在记事方面，不仅有朝章典故、风土人情，也有文人雅轶、琐闻遗事等等不一而足。例如记述嘉靖年间张桂之的横行霸道，霍文敏的阴险忌恨，徐文征的献媚取宠，汪荣和、汪钅宏的邪谄；隆庆年间高文襄的骄纵恣肆；万历年间给事中王元翰的贪戾，以及废辽府、勘楚狱二事，玩翰的贪婪凶恨都有详细完备的叙述。清代编修《明史》，有不少传中所载的事实，其来源皆出于此书。该书的取材也十分广泛。在书的自序中，作者说：“余生长京邸，孩时即闻朝家诗，家庭间又窃聆父祖绪言，因喜诵说之。比成童，适先人弃养，复从乡邦先达剽窃一二雅谈，或从陇亩老农，谈说先辈典型及琐言剩语，娓娓忘倦。”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收集素材的渠道不仅来源于祖父、父亲的日常言谈，来源与家庭相交往的朋友，而且还从家乡的老人甚至陇亩老农那里收集素材。所以，此书对正史少叙或不叙的社会见闻、民间情状，大小统治者的卑劣行状都有较多的记述。书中描述世风日下，邪谄滔天的情况非常具体，比如“为搏严土藩欢笑，光录寺少卿白肇常至以粉墨涂面”；“江陵公卧病邸第，大小臣工莫不公醮私醮，竭诚祈祷。御史朱琏暑月马上首顶香炉，暴赤日中，行部畿内，以祷祝奉斋。”书中还提供了嘉靖、万历时期上至皇帝、首辅，下至按院、和尚、塾师、士兵淫风甚盛的普遍情况。成为研究当时出现的《金瓶梅》等小说、《东郭记》等戏剧的可贵的旁证资料。另外，书中关于道释荣耀，妖妄之说盛行也有详细记载。这些材料对于研究明代中叶以后神魔小说大量出现的原因也提供了背景材料。作者对历史事件、人物的评价议论，也都较为公允、客观，并不片面。例如记述名列正史奸臣传的严嵩，即写了他贪残横恣的劣迹，也写了他在家乡做好事，受到乡人的拥戴。而记述享有刚正盛誉的海瑞被弹劾之事，也写出他不识时务，不近人情的一面。作者在书中还对民歌、戏典、小说的演变及其创作的情况有一些记载和议论，也大多比较中肯稳妥。论述了民歌从宣德、成化年间的“锁南枝”、“傍妆台”、“山坡羊”三只盛行于中原的曲目，到嘉靖时流行的“闹五更”、“寄生草”、“罗江怒”、“哭皇天”、“乾荷叶”、“粉红莲”、“桐城歌”、“银纽丝”等，到万历时出现的“打枣儿”、“挂枝儿”的发展过程，提供了明代民歌发展的重要依据。此书对于所记事件的考证也十分切事，足以征信。例如第十三卷记载了明朝官员佩戴牙牌的情况：“唐宋士人腰带之外，又悬鱼袋，为金为银，以别等威。本朝在京朝士，俱佩牙牌，然大小臣僚皆一色，惟刻官号别耳。如公、侯伯为‘勋’字号，驸马则为‘亲’字号，文臣则为‘文’字号，武臣则‘武’字号，伶官则‘乐’字号，惟内臣又别为式。其后工匠等官，虽非朝参官员，以出入内廷，难以稽考，乃制‘官’字号牌与之。”后代对该书的评价很高，李慈铭在《爱礼庐日记》中集里说：“综核有明一代朝章国故及先辈佚事，议论平允，而考证切实，远出《笔生》、《国榷》、《孤树哀谈》、《双槐岁抄》诸书之上。考明事者以此为渊数焉”。
61.83 万字 | 2019-04-06 22:48更新
封面及书名页题“四库全书所收守山阁丛书残本、日本大正刊大藏经所收大谷大学藏本及元禄十年刊本合教本”书口题：“宋陈舜俞庐山记合教本”、“重修庐山志副刊品”：共分5卷：一、总叙山水篇；二、叙山南篇；三、山行易览；四、古人留题篇；五、古碑目。记述庐山的地理环境、名胜古迹以及古人题诗、题词。
4.52 万字 | 2019-04-06 23:14更新
连横的《台湾通史》，仿司马迁《史记》体例，时间从隋朝大业元年至清光绪21年（1895年），横跨1290年的历史时空，将包罗万象之内容纳入88篇之中。其突出的特点，一是典据精深，记述详明，因立足奠基台湾史，故史料编撰宁详勿略，宁取无弃。无论是旧籍疏略之岛内抚垦拓殖的情况、故纸未载之相逼而来的外交兵祸，还是岛内动植矿物等天然资源的种类及分布情况、稻米糖茶等诸种作物乃至食用方法，或据资料详细系统地载录下来，或依耳闻目睹据实列述，内容扎实，使《台湾通史》成为文献大宗。二是较以往修史注重兵、刑、礼、乐者，凸显“民贵”史观，对岛内民生之丰啬、民德之隆污，特别是攸关国民生计之官方奏疏一律详细载录，以供后人借鉴。三是对以往史书以“岛夷海寇”视之而一笔代过之郑成功驱逐荷兰殖民者以及其后率领大陆同胞迁台拓台的事迹给予重新矫正定位；对台湾人民介乎以卵击石、艰贞抵御日侮的历史详情，更是重笔彩墨，致意再三。四是全书既体现了台湾与祖国大陆在政治、经济、法律、典仪、文化、宗教等方面一脉相传的历史渊源，又突出了台湾的地方特色，安排有序，相得益彰。 全书内容起于隋大业元年，终于清光绪二十一年，时间横跨1290年，有纪四、志二十四、传六十。从最早到达台湾的开拓者，到清中后期抵抗日本侵略的志士将领，凡有关台湾的政治、军事、经济、物产、风俗、人物等等，均有论列。本书曾由作者于1920～1921年在台湾分三册出版，内地流传极少。商务印书馆于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曾将其重新出版，此后亦有重印，但读者现在也不易找到当时版本。
9.77 万字 | 2019-04-06 23:16更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