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子夏易传》一为二卷，一为十一卷。旧本题卜子夏（前５０７一？）撰。子夏姓卜名商，春秋末晋国温（今河南温县）人，孔子学生，为莒父宰。孔子死后，到魏国讲学，主张国君要学习《春秋》，吸取历史教训，宣扬“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等观点’，李克、呈起都是其弟子，魏文侯也尊以为师，相传《诗》、《春秋》等儒家经典就是由他传授下来的。学术界历来主张，此书为后人伪撰，而托附于子夏名下，《四库全书总目》认为“其伪中生伪，至一至再而未已者，亦莫若是书”。《隋书·经籍志》所著录的二卷本，其实是魏晋间大兴《易》学之风时为当时人所伪撰而流布于世。据《唐会要》载“开元七年诏”，当时因《子夏易传》无传习者，遂令儒官详定，刘知已认为，此书不见于《汉书·艺文志》，至梁阮孝绪《七录》始有著录，作六卷，或云韩婴作，或云丁宽作，而至为，可疑。司马贞认为，刘向《七略》有《子夏易传》，但其书久佚，晋荀勖《中经簿》有《子夏易传》四卷，或云丁宽，是其已怀疑非子夏所撰。因此，唐玄宗采纳了刘、司马氏的建议，而停止向学校颁行。代宗以年，此本亡佚。清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中有辑佚本。今所传十一卷本，始为晁说之《传易堂记》所著录，其称“今称《子夏传》者，乃唐张弧之《易》。据此，则今本应是张弧伪撰。弧为唐末人，曾官大理寺评事。其书以王弼《周易注》为底本而说以义理，所说义理，大致上以儒家“王道”的社会政治思想与《周易》经文相附会。迨朱彝尊作《经义考》，证以陆德明《经典释文》、李鼎祚《周易集解》及王应麟《困学纪闻》所引诸条目，则于今本全无，知张弧伪撰之书又遭后人增削伪纂，并又多衍出一卷，为十一卷。因此，今本《于夏易传》不但不是子夏所撰，亦并非完全为张弧所撰，云其出自众家之手，可谓不诬。二本虽为伪造，但其内容却有—定的参考价值，孕含了较多汉唐时期的《易》学思想，《四库全书总目》云“案说《易》之家，最古者莫若是书”，故其对研究、探讨《周易》古义，二本参稽，仍为它书所不可替代。二卷本除为马国翰所辑外，《汉学堂丛书·经解·逸书考》中亦有考辑。今本则有《四库全书》本，《通志堂经解》本及《学津讨原》本等。
11.92 万字 | 2019-04-05 15:09更新
《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简称《方言》，扬雄著，是中国第一部记录方言的著作，是中国语言学史上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成为世界上第一部方言比较词汇集而开方言地理学之先河。中国土地广大，方言的地理差异悬殊，所以自古重视方言研究。汉应劭《风俗通义序》说“周秦常以岁八月，遣輶轩之使，求异代方言”，輶轩是古代使用的一种轻便车辆。秦朝以前，每年八月，政府派遣“輶轩使者”（乘坐轻车的使者）到各地搜集方言，并记录整理。这些材料由于战乱而散失。今传《方言》一书，据刘歆与扬雄书信往来及应劭所言，应为扬雄（前53—公元18年）所撰。鲁国尧先生揭出，“方言”一词首见于文献且以此称书名皆始于应劭。后世传本全称《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方言之“方”，非以中原为中心的“四方”之“方”。“方”，邦也。商周有称周边为“土方”、“鬼方”者。“方言”即邦言，“别国方言”即指不同邦国之特色语词。刘歆《遗扬雄书》：言“属闻子云独采集先代绝言、异国殊语”。扬雄《答刘歆书》自称：其书为《殊言》，“知绝遐异俗之语”。“殊”亦“别”也，“殊言”与刘歆称其“异国殊语”义同。张清常认为：“按照中国古代的概念，方言包括外族语言。扬雄《方言》里面东齐青徐方言包括夷语，南楚方言包括蛮语，西秦方言包括氐羌语，秦晋北方言包括狄语，燕代朝鲜归为一起更不必说。”据李敬忠研究，《方言》中几乎每卷都有见于现代南方民族语的非汉词语。公元前后，虽然大汉帝国已经建立，但在汉语使用区域仍是以中原为主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北边河套草原是胡狄即阿尔泰语，南边江淮湖海是夷越—苗蛮即南亚—南岛语，西边甘川地带是氐羌即藏缅语。因此记录着汉语及其周边民族“汉字记音式”词语的《方言》，不是一本西方或现代方言学意义上的dialectology专著，而是一部搜罗并比较多种语言的同义词语的历史比较词汇学或“中国古典方言学”著作。郭璞赞其：“考九服之逸语，标六代之绝语”，像扬雄这样恣意汪洋、肆心广意的学者，撰著《方言》的旨趣正于此。
0.46 万字 | 2019-04-05 15:09更新
“晰名物之殊，辨典礼之异” 大千世界，万物纷呈，其名各异。百姓大众呼物品而欲究其得名之由。适应这种心理需要，我国东汉末年出现了一部专门探求事物名源的佳作，这就是《释名》。 《释名》作者刘熙，字成国，北海（今山东省寿光、高密一带）人，生活年代当在桓帝、灵帝之世，曾师从著名经学家郑玄，献帝建安中曾避乱至交州，《后汉书》无传，事迹不详。 《释名》共8卷。卷首自序云：自古以来，器物事类“名号雅俗，各方名殊，……夫名之于实各有义类，百姓日称，而不知其所以之意，故撰天地、阴阳、四时、邦国、都鄙、车服、丧纪，下及民庶应用之器，论叙指归，谓之《释名》，凡二十七篇”。说明刘熙撰此书的目的是使百姓知晓日常事物得名的原由或含义。其27篇依次是：释天，释地，释山，释水，释丘，释道，释州国，释形体，释姿容，释长幼，释亲属，释言语，释饮食，释采帛，释首饰，释衣服，释宫室，释床帐，释书契，释典艺，释用器，释乐器，释兵，释车，释船，释疾病，释丧制。所释名物典礼共计1502条。虽不够完备，但已可窥见当时名物典礼之大概。 刘熙解释名源，采用的是声训的方式。所谓声训，就是用声音相同或相近的字来解释词义。声训在先秦典籍中已有采用。汉代《尔雅》、《方言》、《说文解字》等著作中，声训用得也很多。但全书的名物语词都用声训来解释，则《释名》为第一书，是刘熙的独创。 《释名》中的声训，从训释词和被训释词的关系来看，大致有几种情况，即：或同音，如“贪，探也，探取入他分也。” “勇，踊也，遇敌踊跃欲击之也。”贪与探、勇与踊同音；或音近，如“罵，迫也，以恶言被迫人也。”（罵，鱼部明纽上声字；迫，铎部帮纽入声字）；或双声，如“河，下也，随地下处而通流也。”（河、下皆匣纽）；或叠韵，如“月，阙也，满则阙也。”（月、阙皆在月部）《释名》在用一个字做声训之后，还接着说明用该字释义的理由。如“探取入他分”，说明了以“探”释“贪”的原由；“满则阙”，说明以“阙”释“月”的原由。这样也就从音义的结合上说明了一个名称的来由。 《释名》用声训解释名物典礼，有些讲得较贴切，有些则为穿凿杜撰之说。如“斧，甫也。甫，始也。凡将制器始用斧伐木已，乃制之也。”（《释用器》）“发，拔也，拔擢而出也。”（《释形体》）“雹，跑也，其所中物皆摧折，如人所蹴跑也。”（《释天》）这样的解释显得十分牵强。其实世上事物得名的途径很多，情况非常复杂。而通过声音线索由一物名衍生出另一物名，只是起名的一种途径而已。而且有的名称由约定俗成而来，仅仅是记录事物的一种代号，音与义之间并无联系。所以对事物之名如果全通过声训来解释，势必出现悖误。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批评《释名》“中间颇伤穿凿”。不过，远在1700多年以前，刘熙能写出这么一部具有语源学性质的书，实在可贵。 《释名》与《尔雅》、《方言》、《说文解字》历来被视为汉代4部重要的训诂学著作，在训诂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其价值主要表现为： 1。《释名》以声训解释名物，为因声求义开辟了道路，促使了古代韵书的产生。《释名》又集汉代音训之大成，为考见汉末语音，研究上古音提供了可靠的材料。特别可贵的是，《释名》中记录了当时一些语词的方言读法，如《释天》：“天，豫、司、兖、冀以舌腹言之。天，显也，在上高显也，清、徐以舌头言之。”“风，兖、豫、司、冀横口合唇言之。风，氾也，其气博氾而动物也。清、徐言‘风’踧口开唇推气言之。” 这些记录说明了汉代一些方言语词的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是扬雄《方言》所没有的，因而十分宝贵。 2。《释名》记录了很多汉代通用的语词，可与《尔雅》、《说文》以及古代经典或传注相参证。如《说文。禾部》：“秦，伯益之后所封国，地宜禾。从禾，舂省。”《释名。释州国》： “秦，津也，其地沃衍有津润也。”此说正是秦“地宜禾”之证。尤其是《释名》中有许多与《尔雅》、《说文》及经传不同或不尽相同的训释，是很有价值的训诂材料。如《诗。邶风。泉水》：“我思肥泉。”毛传：“所出同，所归异曰肥泉。” 出自同一源头而流向异处的泉水为何称为“肥泉”？《释名。释水》曰：“本同出时所浸润少，所归各枝散而多似肥者也。” 刘熙说明了原委，比毛传更进了一步。又如《礼记。曲礼上》：“七十曰老而传，八十、九十曰耄。”《释名。释长幼》曰： “七十曰耄，头发白耄耄然也。八十曰耋，耋，铁也，皮肤黑色如铁也。九十曰鲐背，背有鲐文也。”这一解释有异于《曲礼》，内容也较丰富。又如《说文》：“瓦，土器也，已烧之总名。”瓦本指烧制的陶器。《释名。释宫室》：“瓦，踝也，踝，坚确貌也。”这里所说的瓦是指盖房顶的瓦（古瓦有当，向外。 瓦与当连，犹如人足与踝相连，故以“踝”释“瓦”）。这说明至少在汉末“瓦”的词义已发生了转移。这类材料对我们探讨词义学和汉语史都很有价值。 3。《释名》还保留了汉代的一些古语。如《释天》：“露，虑也，覆虑物也。”“覆虑”是古语，亦谓之“覆露”，在《汉书。晁错传》、《严助传》、《淮南子。时则篇》中都曾出现，是“荫庇”、“霑润”之义。《释天》：“虹，又曰美人。”这是古代俗称。传说古时有一对夫妻，荒年菜食而死，俱化成青虹，故俗呼为美人虹。《释丧制》：“汉以来谓死为物故。”“狱死曰考竟。”这些古语，传达了上古时代语言的信息，可以作为考察古今语言发展轨迹的凭据。 4。《释名》所训释的对象不侧重于文献语言，而重于日常名物事类，因此它涉及社会生活面广，从天文、地理到人事、习俗都有所反映，加上《释名》成书去古未远，所以可以因所释名物推求古代制度。如《释书契》：“汉制，约敕封侯曰册。册，赜也，敕使整赜不犯之也。”说明汉代册封侯王时立有整敕其不得犯法的文书。又如《释典艺》：“碑，被也。 此本葬时所设也，施鹿卢（辘轳）以绳被其上，引以下棺也。 臣子追述君父之功，美以书其上。后人因焉，无故（即物故）建于道陌之头、显见之处，名其文就，谓之碑也。”碑的功用的演变由此可见。原来，古时丧葬，在墓坑两端各树一石碑，碑间架辘轳，以绋绕辘轳上，挽棺缓缓下放。后来碑用来追述先人功业。《释书契》：“笏，忽也。君有教命及所启白，则书其上，备忽忘也。”由此我们可了解古代朝会时大臣所执手板的用途。《释衣服》：“裲裆，其一当胸，其一当背也。” 汉代的裲裆，相当于后代的背心。“帔，披也，披之肩背，不及下也。”帔即披肩。前人认为始于晋，由此可见汉末就有了。 《释首饰》：“髲，被也，发少者得以被助其发也。”原来假发早在汉代就作为头饰了。“穿耳施珠曰珰。此本出于蛮夷所为也。蛮夷妇女轻浮好走，故以此珰锤之也。今中国人效之也。” 珰的产生及其流传情况由此可见。《释用器》：“枷，加也，加杖于柄头，以挝穗而出其谷也。”可见今天一些地区脱粒用的农具连枷的历史相当悠久。阅读这些记载，可以获得百科知识，了解我国古代社会的文明史，考究事物缘始和汉代生产生活情况。 从上所述可见《释名》对研究训诂学、语言学、社会学来说，都是极为重要的著作。清人毕沅说：“其书参校方俗，考合古今，晰名物之殊，辨典礼之异，洵为《尔雅》、《说文》以后不可少之书。”（《释名疏证。序》）这一评价是很中肯的。 《释名》产生后长期无人整理，到明代，郎奎金将它与《尔雅》、《小尔雅》、《广雅》、《埤雅》合刻，称《五雅全书》。 因其他四书皆以“雅”名，于是改《释名》为《逸雅》。从此《释名》又别称《逸雅》。《释名》的明刻本缺误较多，清人对它进行补证疏解，其中最重要的著作是毕沅的《释名疏证》，王先谦的《释名疏证补》，后者为清人研究整理《释名》的集大成之作。
0.26 万字 | 2019-04-05 15:10更新
中国清代官修的记述明代历史的纪传体史书。始纂于康熙十八年（1679），乾隆四年（1739）保和殿大学士张廷玉等在康熙时所撰《明史稿》的基础上撰成。从顺治二年（1645）开史馆起历时95年，是中国历史上纂修时间最长的一部官修史书。共332卷，包括本纪24卷、志75卷、表13卷、列传220卷，另有目录4卷。该书取材于《明实录》、《大明会典》、档册、邸报，以及文集、奏议、稗史、方志、传记等有关著述和材料，由于有著名史家万斯同等的整理和考订，该书体例严谨，叙事清晰，编排得当，文字简明，引述的资料，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明史》体例多有不同于前代正史或其他史书者。建文、景泰两朝均列为本纪，不同于《明实录》的附录形式；《历志》中的图表，简便易明，为过去所未有；《艺文志》只记述明代著述，不同于前代正史中的《艺文志》；在表的部分，较前代诸史增加了《七卿表》；另专门立有《阉党》、《流贼》、《土司》等列传，突出记述了明代的主要社会问题，为了解明代宦官、明代农民起义和明代民族关系，提供了比较集中、系统的材料。《明史》的记事有些过于简略，立传的人物也不够完备，且多回护之处。现通行的《明史》版本是乾隆四年的武英殿原刊本，1974年中华书局又据以校勘、标点出版。
347.52 万字 | 2019-04-05 15:35更新
余咸亨之始著作东观，以三馀之瑕，阅五代之书。后与好事者谈，或以叙存录目，余搦管随记疏之，因而诠次，遂加题目，名曰五代新说，三十篇，分为两卷。
0.53 万字 | 2019-04-06 15:02更新
连横的《台湾通史》，仿司马迁《史记》体例，时间从隋朝大业元年至清光绪21年（1895年），横跨1290年的历史时空，将包罗万象之内容纳入88篇之中。其突出的特点，一是典据精深，记述详明，因立足奠基台湾史，故史料编撰宁详勿略，宁取无弃。无论是旧籍疏略之岛内抚垦拓殖的情况、故纸未载之相逼而来的外交兵祸，还是岛内动植矿物等天然资源的种类及分布情况、稻米糖茶等诸种作物乃至食用方法，或据资料详细系统地载录下来，或依耳闻目睹据实列述，内容扎实，使《台湾通史》成为文献大宗。二是较以往修史注重兵、刑、礼、乐者，凸显“民贵”史观，对岛内民生之丰啬、民德之隆污，特别是攸关国民生计之官方奏疏一律详细载录，以供后人借鉴。三是对以往史书以“岛夷海寇”视之而一笔代过之郑成功驱逐荷兰殖民者以及其后率领大陆同胞迁台拓台的事迹给予重新矫正定位；对台湾人民介乎以卵击石、艰贞抵御日侮的历史详情，更是重笔彩墨，致意再三。四是全书既体现了台湾与祖国大陆在政治、经济、法律、典仪、文化、宗教等方面一脉相传的历史渊源，又突出了台湾的地方特色，安排有序，相得益彰。 全书内容起于隋大业元年，终于清光绪二十一年，时间横跨1290年，有纪四、志二十四、传六十。从最早到达台湾的开拓者，到清中后期抵抗日本侵略的志士将领，凡有关台湾的政治、军事、经济、物产、风俗、人物等等，均有论列。本书曾由作者于1920～1921年在台湾分三册出版，内地流传极少。商务印书馆于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曾将其重新出版，此后亦有重印，但读者现在也不易找到当时版本。
9.77 万字 | 2019-04-06 23:16更新
《袁氏世范》写于南宋淳熙五年，即公元1178年，作者袁采。据说，此人秉性刚正，为官廉明，颇有政绩。宋代以前的家训，虽数量不少，但大多意求“典正”，不以“流俗”为然。而南宋官吏袁采的这部家训，却一反前人，立意“训俗”。故而书成之后，他将其取名为《俗训》，明确表达了该书“厚人伦而美习俗”的宗旨。后来，袁采请他的同窗好友、权通判隆兴军府事刘镇为自己的家训作序，刘镇在序中谈到袁采的这部书，“其言精确而详尽，其意则敦厚而委屈，习而行之，诚可以为孝悌，为忠恕，为善良而有士君子之行矣”（刘镇《袁氏世范序》，《丛书集成初编》第974册， 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页。下引《袁氏世范》，只注篇名）。 他认为这部家训不仅可以施之于袁采当时任职的乐清一县，而且可以“远诸四海”；不仅可以行之一时，而且可以“垂诸后世”、“兼善天下”，成为“世之范模”，因而更名为《袁氏世范》。《袁氏世范》共三卷，分《睦亲》、《处己》、《治家》三篇，内容非常详尽。《睦亲》凡60则，论及父子、兄弟、夫妇、妯娌、子侄等各种家庭成员关系的处理，具体分析了家人不和的原因、弊害，阐明了家人族属如何和睦相处的各种准则，涵盖了家庭关系的各个方面。《处己》计55则，纵论立身、处世、言行、交游之道。《治家》共72则，基本上是持家兴业的经验之谈。下面仅就其中的伦理教化思想作些分析阐述。（一）《睦亲》篇在《睦亲》篇中，袁采不是说教式的提出一些条文要求，而是从人的不同性格、性情的分析入手，深入剖析造成家庭失和的原因。他认为只有弄清症结所在，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家庭不睦。按他的解释，即使同一个家庭的成员，其“人性”也是不同的，“或宽缓、或褊急、或刚暴、或柔懦、或严重、或轻薄、或持俭、或放纵、或喜闲静、或喜纷拿，或所见者小，或所见者大，所禀自是不同”。既然人的禀性有如此差异，假如做父亲的硬要儿子的禀性适合自己、做兄长的硬要弟弟的禀性适合自己，那么对方未必心甘情愿。这样“其性不可得而合，则其言行亦不可得而合，此父子兄弟不合之根源也”。况且临事之际，有的认为是，有的认为非，有的认为应该先做，有的认为应该后做……这样每个人各持己见，都想让对方服从自己，必然会发生争执。一次次争执的结果，就会使彼此不睦乃至“终身失欢”。如何解决这个导致家人不和的根本问题，袁采提出了一系列措施。一是性不可以强合。为父兄和为子弟者，居家之道应该是尊重对方的人格和禀性，而不是要对方“同于己”、“惟己之听”。二是善于反思自己。袁采提出为父者和为子者如果都能站在对方的立场上考虑问题，处理双方的关系，待人如己，这样的家庭没有不睦之理。三是处家贵宽容忍让。袁采认为，自古以来，人们的道德水平就有高低之分，家庭成员之间也是如此。这就要父子、兄弟、夫妇“宽怀处之”，互相忍让。袁采在《睦亲》篇中还提出了许多调适家人关系的行为准则。比如，在父母与子弟的关系上，他提出必须坚持两个基本原则：一是父慈子孝；二是父母爱子要“贵均”。这两个方面，前人的家训中虽也曾论及，但袁采的道理讲得更为入情入理、细致周到。他指出：“为人父者能以他人之不肖子喻己子，为人子者能以他人之不贤父喻己父，则父慈而子愈孝，子孝而父益慈”，这样，就“无偏胜之患也”。在父母对子女的憎爱方面，袁采以自己的经验体会，加上对当时社会民风的观察，作了十分精辟的论述。他说，做父母的往往偏爱幼小的子女，特别关心怜恤子女中的贫穷者，而做祖父母的则不同，他们偏爱的往往是长孙。这固然是人之常情，但弄不好会成为兄弟不和的原因。故而做长辈的一般情况下应该对子弟一视同仁，不可偏憎偏爱，否则“衣服饮食，言语动静，必厚于所爱而薄于所憎。见爱者意气日横，见憎者心不能平。积久之后，遂成深仇，所以爱之适所以害之也”。因此，做父母的应该“均其所爱”。不仅如此，为人父母者还要避免对子弟的“曲爱”、“妄憎”两种错误倾向；要注意教子宜早、宜正，“子幼必待以平，子壮无薄其爱”。只有这样处理父子关系，家庭才能和睦。在其他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上，《睦亲》篇也提出了不少准则。如：分配财物要公平，不必斤斤计较；兄弟子侄同居“长幼贵和”，“相处贵宽”，“各怀公心”，不能私藏金宝，不可听背后之言；对亲戚故旧贫穷者要随力周济，收养年老而子孙不孝的亲戚，当虑后患；对孤儿寡母要体恤照顾；因亲结亲，尤当尽礼；收养义子，应当避免争端；父祖年高须早立公平遗嘱，以免家人争讼……（二）《处己》篇《处己》篇里，袁采对家人子弟立身处世的教诲，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处富贵不宜骄傲，礼不可因人分轻重。袁采从宿命论立场出发认为，“富贵乃命分偶然，岂能以此骄傲乡曲”？如果本身贫寒而致“富厚”、“通显”，也不应“以此取优于乡曲”；若是因为继承父祖的遗产或沾父祖的光而成显贵，在乡亲面前耍威风，那更是可羞又可怜。尤其可贵的是，袁采批评了一些势利人的做法。这些人“不能一概礼待乡曲，而因人之富贵贫贱，设为高下等级。见有资财有官职者，则礼恭而心敬，资财愈多，官职愈高，则恭敬又加焉。至视贫贱者，则礼傲而心慢，曾不少顾恤。殊不知彼之富贵，非我之荣；彼之贫贱，非我之辱，何用高下分别如此”？其二，人贵忠信笃敬，公平正直。袁采认为，忠信笃敬、公平正直是做人最重要的品德，是最重要的“取重于乡曲之术”。但是，他对忠信笃敬的解释与传统的解释很不相同，尤其是“忠”。他说：“盖财物交加，不损人而益己，患难之际，不妨人而利己，所谓忠也。有所许诺，纤毫必偿，有所期约，时刻不易，所谓信也。处事近厚，处心诚实，所谓笃也。礼貌卑下，言辞谦恭，所谓敬也。”其三，严己宽人，过必思改。袁采认为，对忠信笃敬、公平正直这一做人的重要准则，应该自己首先做到，然后才能要求别人做到。所谓“勉人为善，谏人为恶，固是美事，先须自省”。他认为，人不能无过，但过必思改。同时要宽厚为怀，以直报怨，不要计较人情的厚薄。若“处己接物，常怀慢心、伪心、妒心、疑心者，皆自取轻辱于人，盛德君子所不为也”。他还告诫子弟，要见得思义，以礼制欲。其四，谨慎交游，近善远恶。在社会交往方面，袁采要求子弟近君子而远小人，但不赞成有的人家为防子弟从事“酒色博弈之事”而“绝其交游”的做法，认为这样不仅会使子弟缺乏社会阅历，“朴野蠢鄙”，而且一旦“禁防一弛，情窦顿开，如火燎原，不可扑灭”，会干出更大的错事。不如“时其出入，谨其交游，虽不肖之事，习闻既熟，自能识破，必知愧而不为”。这种积极疏导而不是消极防备的方法，可以不断增强年幼子弟对不良行为的抵抗能力。其五，处事无愧心，悔心必为善。这是袁采对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的见解，他说：“今人有为不善之事，幸其人之不见不闻，安然自肆，无所畏忌。殊不知人之耳目可掩，神之聪明不可掩。凡吾之处事，心以为可，心以为是，人虽不知，神已知之矣；吾之处事，心以为不可，心以为非，人虽不知，神已知之矣。”这种见解尽管是唯心主义的，但却以朴素的语言，通俗地阐释了在中国道德修养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儒家“慎独”思想，因而更能为人们所理解和接受。接着，袁采进一步表述了活到老修身到老的思想，这就是常具“悔心”，不断反醒自己，长善救失。他指出：“人之处事，能常悔往事之非，常悔前言之失，常悔往年之未有知识，其贤德之进，所谓长日加益，而人不自知也。古人谓行年六十，而知五十九之非者，可不勉哉！”除了上述待人处世的重要原则之外，袁采还告诫子弟家人注意日常举止、言谈乃至服饰方面的小节。诸如：言谈和颜悦色，不可“颜色辞气暴厉”；经市井街巷、茶坊酒肆应举止端庄，遇到醉汉宜即回避；衣饰应整洁干净，“不可鲜华”、“异众”。（三）《治家》篇《治家》篇所论家政管理几乎涵盖家庭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这里仅举部分，便可窥见袁采治家训俗的良苦用心和可贵的人道情怀。家庭安全方面。从安居才能乐业出发，袁采将家庭的安全放在家庭治理的首位加以强调。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袁采指出四点：一是宅舍坚牢。墙垣要高厚，藩篱要周密，门窗要牢固。二是山居须置庄佃。若是住在山谷村野僻静的地方，要在附近盖些房屋，请一些人口多的朴实人家居住，以便有个照应。三是防盗防火，多加巡视。四是家人尤其是年幼子弟的人身安全。袁采嘱告家人，不要让小孩戴金银首饰，以免被贼人图财害命；不要让小孩单独到街市上去，以免被人诱拐而骨肉离散。至于其他一些危险的地方，都要注意，“人之家居，井必有干，池必有栏，深溪急流之处，峭险高危之地，机关触动之物，必有禁防”。奴婢和佃户的管理方面。一般有家训传世的，大都家道富殷，至少也是中产之家，故而都雇佣奴婢供其使用，土地也租给佃户耕种，这就牵涉到对他们的管理问题。对此，袁采花了不少笔墨谈论。他认为雇佣仆人，要选那些“朴直谨愿、勤于任事”的，不要用“异巾美服、言语狡诈”的轻浮之人；雇用奴仆最好是本地的，外地的要问清来历，并经过中间人签订契约。对待奴婢要宽恕，有过错要多教诲，不可动辄鞭打辱骂，即使犯有奸盗等罪，也要送官府治罪。要关心奴婢的生活，“衣须令其温，食须令其饱”；奴婢的住处要经常检点，“令冬时无风寒之患”；奴婢有病应送外医治。雇用女仆年满要送还其家人。袁采深知佃户的辛苦劳动是自己的“衣食之源”，因而要求家人体恤他们，视同骨肉，“遇其有生育婚嫁，营造死亡，当厚周之。耕耘之际，有所假贷，少收其息。水旱之年，察其所亏，早为除减。不可有非礼之需，不可有非时之役”。乡亲邻里关系方面。袁采提出邻居间要和睦相处，平日多加抚恤，有事相互照应。不要让自家的小孩损坏邻居的花果树木，不要让自家的牛羊鸡鸭践踏、啃啄邻居的庄稼。乡里有造桥修路的公益事业，要尽力予以资助。其他家政管理涉及伦理教化的方面还有：置办田产，要公平交易；经营商业，不可掺杂使假；借贷钱谷，取息适中，不可高息；兄弟亲属分割家产，要早印阄书，以求公正免争；田产的界至要分明；尼姑、道婆之类人等不可延请至家；税赋应依法及早交纳，等等。三袁采作为封建地主阶级的官僚、士大夫，所论睦亲、处己、治家之道，不可能不打上时代的烙印，不可能不带有阶级的偏见。《袁氏世范》中的缺陷和糟粕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富贵命定的人生观。袁采认为“富贵自有定分”、“死生贫富，生来注定”，都是造物主的安排。世事的变更，家族的成败胜衰都是“天理”的规定，“人力不能胜天”，所以人应当顺应天命，随遇而安，逆来顺受。其次，主张因果报应的轮回说。袁采宣扬善恶报应的观点，认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在其身，则在其子孙”（《处己》）。虽然这是唯心主义的观点，但从劝人向善、增善少恶的目的看，也是可以理解的。而且，尽管袁采是个有神论者，但他同时认为，如果人做坏事而祈求神灵的庇佑，也照样要受到神的惩罚。由此也可见其劝善的良好愿望。再次，鄙视奴婢下人。袁采毕竟是地主阶级的官吏，他的家训中尽管要求对仆人多加关心，但始终认为他们是愚笨的下等人。他说“奴仆、小人就役于人者，天资多愚，作事乖戾背违”，他们“性多忘”、“性多很”（《治家》），因而不能委以重任。他要求奴仆当使饱暖，还是为了“此辈既得温饱，虽苦役之，彼亦甘心”（《治家》）的自家利益；他要求不可鞭挞奴仆，也是怕出意外。尽管如此，比起那些不将下人当人看的吝啬、凶狠的地主来，袁采还算是比较开明和人道的。==============================================================================作者：夏家善主编；贺恒祯，杨柳注释前言：袁采，字君载，宋代信安检（今属浙江）人。隆兴元年登进士第三，官至监登闻检院。曾任乐清县县令，廉明刚直，政声颇佳。在乐清，袁采修县志十卷，又著有《政和杂志》、《县令小录》等，可惜多亡失。《世范》一书就是作者在乐清时所著。由于袁采对为人处事、人伦教育特别感兴趣，而且也很有研究。为了在乐清这个地方淳正风俗，化导人伦，他于宋孝宗五年写成这本《世范》。最初书名叫《俗训》。然而，出人所料的是，该书一成，远近便争相抄录。“假而录之者颇多，不能遍应。”袁采这才开始刻版印刷。印行时由他的同学、府判刘镇作序。刘镇拿到此书时，爱不释手，“详味数月”，给这本书以很高的评价。认为这本书“岂唯可以行诸乐清，达诸四海可也；岂唯可以行之一时，垂诸后世可也”。就是说袁采这部书其价值足以刊行全国，流传后世。于是，刘镇建议袁采将书名改为《世范》。袁采谦虚地认为言过其实，但最终还是同意更名为《世范》。后世又称《袁氏世范》。《世范》共三卷，分睦亲、处己、治家三门。这本书论述立身处世之道不同与一般著述，其语颇有见地，且深入浅出，极具趣味，极易领会和学习。《四库全书》在《袁氏世范》提要里讲：“其书于立身处世之道反覆详尽。”又说：“大要明白切要，使览着易知易从，固不失为《颜氏家训》之亚也。”卷一睦亲，主要讲家庭和睦相处的道理和方法；卷二处己，论述个人修养、为人处世之道，对人一生当中经常遇到的富贵贫贱、成败得失等都作了哲理性的阐述；卷三治家，是持家兴业的一些道理，亦颇精彩。《世范》一书的论理并不像其他古代修身齐家的书那样古板正统，相反，袁采思想非常激进，甚至敢于反传统。他是从实用和近人情的角度来看待立身处世的原则的，而不是像一些老学究那样，把“四书五经”、孔孟之道那一套伦理强加在人们头上。譬如，袁采的《世范》提倡家庭的成员应该是平等的，父子兄弟之间都是平等的，可以保持各自的性格特点，即便是家中的长辈，也要以自己超乎别人的修养来树立自己的威信，而不能压服别人。子女也没必要屈从长辈的权威。《世范》里有许多句子确实都是金玉良言，如：“小人当敬远”；“厚于责己而薄责人”；“小人为恶不必谏”；“家成于忧惧破于怠忽”；“党人不善知自警”。等等，不胜枚举。《世范》传世之后，很快便成为私塾学校的训蒙课本。历代士大夫都十分推重该书，都将它奉为至宝。今天我们在校点该书时，也深深地为书中的一些卓越深邃的见地所打动，为它对世态人伦的深刻认识所折服，认为该书的确堪称立身处世的楷模。尤其是在今天，我们面对错综复杂的社会和人际关系，浏览该书，如同交给你一把打开世态不解之门的钥匙，使你能够得心应手地处理各种复杂的世事，使你终身远祸近福，万事顺达。袁采的《世范》面世以来，流传甚广，故版本较多，我们依据《四库全书》所收《袁氏世范》为底本，进行校注。对于原书中的讹误之处，随手改正，不再另出校勘记。为便于读者阅读理解，译文采用译述的方法，旨在充分阐明其道理。同时，在每一篇之后，加点评文字，或录历代立身处世的故事，与正文相参；或剖析原文，以解读者之惑。另外，为了读者阅读方便，我们在每一段原文之前都加拟了标题，以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在此一并注明。由于学识水平有限，点校过程中，疏漏和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恳请方家不吝赐教。修远于1998年11月3日
15.26 万字 | 2019-04-07 14:13更新
《围炉夜话》正如其名，疲倦地送走喧嚣的白昼，炉边围坐，会顿感世界原来是这样的宁静。在如此宁静而温暖的氛围下，白昼里浊浊红尘蹇塞的种种烦闷，会不自觉地升华为对生活、对生命的洞然。 夜是这样的美妙，更何况围坐在暖暖的炉边呢？静夜炉边独坐，品味清朝王永彬先生的《围炉夜话》，体味作者以平淡而优美的话语，讳讳叙出的琐碎的生活中做人的道理，就如炎夏饮一杯清凉的酸梅汤，令人神清气爽，茅塞顿开。 中国传统文人是快乐是超速，亦或痛苦、压抑，现在难以说得清楚。那代文人即使在生活安逸、仕途得意时，心中也常存为天地立心为万民请命的忧患意识，而在陡遭不测，倾家荡产时，又能常常保持一份无怨无悔的淡然心态。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蕴，因其博大，受其滋润的中国文人的心胸也是宽广大度的，其精神世界更是丰富多彩。
1.25 万字 | 2019-11-01 11:43更新
《孔丛子》，旧题陈胜博士孔鲋撰。现存的版本有七卷和三卷两种系统，篇数皆为23篇，两种传本除分卷不同外，并无太大的差异。其中，1至21篇，是《孔丛子》，内容由孔子（1至4篇）、子思（5至10篇）、子高（12至14篇）、子顺（15至17篇）、子鱼（18至21篇）五位孔氏人物的言行记录，加上属训诂材料的第11篇〈小尔雅〉所构成。第22、23篇为〈连丛子〉上下，上篇记载了孔臧的赋与书信、子丰的言谈事迹及相关世系，下篇则为孔季彦的言谈记录。各篇的篇名，大抵与该篇的内容有关，如〈论书篇〉收录孔子论《尚书》的言论。〈对魏王〉为魏王与子高的问答记录。每篇之中，分别收录若干则材料，但每则材料之间，没有明显的繫属关系。 《孔丛子》载有大量孔子和子思的对话，但是，学界普遍认为子思在孔子去世时年龄太小，无法亲受孔子之道，从而怀疑《孔丛子》的史料价值。《史记。孔子世家》等几种子思生年的说法均不能成立。伯鱼比颜回早卒，颜回的卒年是考察子思生年的下限时间。颜回卒于公元前491年（鲁哀公四年），子思最晚生于此年。
1.75 万字 | 2019-04-07 14:13更新
不著撰人名氏。序称光启三年天子在褒，则唐僖宗时人也。《崇文总目》列之於道家。晁公武《读书志》云，书三十篇，明老、庄自然之旨。今考其书，实三十四篇，与序所言篇数合。而卷上注阙第六篇，卷中注阙第五篇，卷下注阙第七、第九、第十、第十二、第十三、第十四等六篇，是其全书具在，实四十二篇，与序又不相应。岂序为後人追改，以就所存之篇数耶？《唐书。艺文志》以为光启间隐民。考序中有不述姓名游宦语，则亦尝登仕籍，非隐民也。其书多窃庄、列之旨，又杂以释氏之说，词旨颇浅。第以唐代遗书渐佚渐少，姑以旧本录之耳。 《无能子》是唐代思想史上的重要作品。其作者受黄巢农民起义的影响，竭力否定君臣名分，谴责圣人，鄙弃名利，反对忠孝伦理道德。
1.15 万字 | 2019-04-07 18:48更新
（旧题）黄石公●上略●中略●下略==============================================================================《三略》也叫《黄石公三略》，传说是汉初黄石公(又称圯上老人)所著，传授给张良的。《史记·留侯世家》有“张良尝闲步游下邳，有一老父……出一编书曰：‘读此书则为王者师……’旦视其书，乃《太公兵法》也”的记载。但据《汉书·艺文志》说：“汉兴，张良、韩信序次(整理)兵法，几百八十二家，删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至于孝成(汉成帝)命任宏论次兵书为四种(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班固、班昭根据这些写成《汉书’艺文志·兵家》，其中并无《三略》一书著录。查《汉书》成书于东汉和帝(公元89—105)年间。可见在东汉中叶以前并没有《三略》这个书名。东汉末年建安年间，陈琳(?一217年)在《武军赋》中始提到“……三略六韬之术”。魏明帝时，李康《运命论》始有“张良受黄石公 之符，诵《三略》”之说。东晋末年(公元400—417年)，李暠为西凉公，征刘{日丙}为儒林祭酒从事郎中，刘{日丙}，曾注《黄石公三略》流行于 世(见《北史》三十四卷，魏书五十二卷)。《隋书·经籍志》始著录《黄石公三略》三卷，。题下邳神人撰。书中自称“《三略》为衰世作” (见《下略》)。因此《三略》的成书时间大约在东汉末年至魏、晋时期。 《三略》一书杂采儒家的仁、义、礼；法家的权、术、势；墨家的尚贤；道家的重柔；甚至还有谶讳之说。全书讲政治策略手段较多，而直接讲军事的反而较少。
0.53 万字 | 2019-04-07 21:15更新
距今二千多年前的《论语》抄本。这部《论语》是中国目前发现最早的抄本，不仅各篇的分章与今本多有不同，在文字上同今本的差异达七百多处，是研究儒家学说和古代文字演变的新材料，值得重视。 单承彬〈定州汉墓竹简本《论语》性质考辨〉，将定州40号汉墓出土的简本《论语》和《说文解字》中《论语》引文、《论语》郑注本、东汉熹平石经本《论语》进行对比较后，指出定州本不仅与许慎所见鲁壁古文存在明显差异，而且与郑玄用作校本的《古文论语》也显然不同，应该属于今文《鲁论》系统；从与熹平石经比勘的结果看，它和汉代有重大影响的《张侯论》也存在某种程度的差异，可能出自不同的师传家法。 河北省文物管理处和定县博物馆在河北定县40号汉墓（西汉中山怀王刘修墓）发掘出大批竹简。该墓位于定县城关西南四公里处的八角廊村。大约在西汉末年该墓曾被盗掘过，但由于盗掘者在墓中引起大火，盗墓人惊骇逃出，致使该墓中的一些重要文物得以保存。这批竹简虽因过火炭化，却避免了腐朽，同时也因盗扰火烧，使竹简又受到了严重的损坏。竹简出土时已经散乱残断，炭化后的简文墨字已多不清晰。此外在出土竹简的椁室东侧附近尚存有绢帛炭灰、书刀、长方形研墨石板、滴水小铜壶等，估计当时墓中可能还存放有帛书等。 该墓竹简出土后于1974年6月送至北京保护整理。1976年6月，文物出版社邀请当时的马王堆帛书整理组成员协助整理定县竹简（编号、写释文）。1976年7月，唐山发生大地震，整理工作被迫停止。地震中，竹简虽经精心照管，但在转移中封存的盛简木箱被不知情者搬倒，使竹简又一次散乱，并遭到一定的损毁。地震后于1980年4月，由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出面召集，由李学勤先生主持负责，定县竹简的整理工作才又得以继续。经过整理，发现这批竹简内容多为先秦文献，极其珍贵。其中有《论语》620枚简，多为残简。简长16·2厘米，宽0·7厘米。每简约书19～21字不等。竹简两端和中简各有一道编绳，出土时尚保留有连缀的痕迹。 残简的释文共有7，576字，不足今本《论语》的二分之一。其中残存文字最少的为《学而》篇，仅有20字；残存文字最多的为《卫灵公》篇，有694字，可达今本本篇的77%。简本《论语》与今本《论语》在篇章的分合上也多有不同：如简本《乡党》“食不厌精”至“乡人饮酒”，今本分为二、三、五章的都有，而简本仅为一章；“雷风烈必变”与“升车”，今本分为两章，而简本也只是一章。《阳货》“子贡曰君子有恶乎”今本别为一章，而简本则同上面“子路曰”合为一章。特别是《尧曰》篇，今本为三章，而简本则为两章；今本的第三章在简本中用两个小圆点与上间隔，用两行小字抄写在下面，好像是附加的一些内容。在题写章节与字数的残简中，正有一枚记《尧曰》篇“凡二章，凡三百廿二字“，则知简本《尧曰》只有两章，与今本不同。 此外各章文字与今本也有不少出入。简本《论语》虽是残本，因中山怀王刘修死于汉宣帝五凤三年（公元前55年），所以它是公元前55年以前的抄本，当时世有《鲁论》、《齐论》、《古论》三种《论语》存在，因此简本《论语》的出土为研究《论语》的版本流传提供了新的材料。 关于该墓葬及出土文物情况，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撰写了《河北定县40号汉墓发掘简报》发表在1981年第8期《文物》杂志上。同期《文物》杂志还刊登了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河北省博物馆、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定县汉墓竹简整理组联合撰写的《定县40号汉墓出土竹简简介》一文，对该墓出土的竹简的形制、内容做了大致的介绍，同时还刊布了简文中《儒家者言》的释文。1997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了由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和定县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合编的定州汉墓竹简《论语》一书。书中对出土简本《论语》的版本、文句也做简单的介绍，同时还对《论语》的全部释文做了简单的注释和校勘。
1.78 万字 | 2019-04-05 13:35更新
《尚书》约成书于3000年前的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汇编。最早时它被称为《书》，到了汉代被叫做《尚书》，意思是“上古之书”。汉代以后，《尚书》成为儒家的重要经典之一，所以又叫做《书经》。这部书的写作和编辑年代、作者已很难确定，但在汉代以前就已又了定本。据说孔子曾经编纂过《尚书》，而不少人认为这个说法不可靠。 《尚书》所记载的历史，上起传说中的尧虞舜时代，下至东周(春秋中期)，历史约1500多年。它的基本内容是古代帝王的文告和军臣谈话记录，由此可以推断作者很可能是史官。《尚书》作为我国最早的政事史料汇编，记载了虞、夏商、周的许多重要史实，真实的 反映了 这一历史时期的天文、地理、哲学思想、教育、刑法和典章制度等，对后世产生过重要影响，是我们了解古代社会的珍贵史料。 《尚书》用散文写成，按朝代编排，分成《虞书》、《夏书》、《商书》和《周书》。它大致有四种体式：一是“典”，主要记载当时的典章制度；二是“训诰”，包括君臣之间、大臣之间的谈话和祭神的祷告辞；三是“誓”，记录了君王和诸侯的誓众辞；四是“命”，记载了帝王任命官员、赏赐诸侯的册命。《尚书》使用的语言、词汇比较古老，因而较难读懂。 流传至今的《尚书》包括《今文尚书》和《古文尚书》两部分。《今文尚书》共二十八篇，《古文尚书》共二十五篇。从唐代以来，人们把《今文尚书》和《古文尚书》混编在一起后来经过明、清两代的一些学者考证、辨析，确认相传由汉代孔安国传下来的二十五篇《古文尚书》和孔安国写的《尚书传》是伪造的因此被称为《伪古文尚书》和《尚书伪孔传》。这个问题在学术界已成为定论。 现存二十八篇《今文尚书》传说是秦、汉之际的博士伏生传下来的，用当时的文字写成，所以叫做《今文尚书》(《古文尚》用古代文字写成)。其中《虞夏书》四篇，《商书》五篇，《周书》十九篇。我们选录的是《今文尚书》，不包括书《古文尚书》。原文主要依据清代阮元校订的《十三经注疏》注释和译文广泛参考了研究《尚书》的各种专著。
3.73 万字 | 2019-04-05 13:37更新
《易童子问》三卷，北宋欧阳修撰。《欧阳文忠全集》本。此书设童子与师问对之语，以说《易脂。卷一、卷二说六十四卦卦辞及《彖传》、《象传》大义。卷三则考辨《易传》七种之内容，认为《系辞传》、《文言》、《说卦传》、《序卦传》、《杂卦传》五种非出自一人之手，不可视为孔子所作。此说发前人之所未发，至见疑古精神，在《易》学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但其解说《易》辞大义，却未能悉当。尚秉和先生《易说评议》指出：“惟欧于《易》象，既一概不知，于《易》理所入尤浅，故其说多空泛不切，且于《易》辞妄生疑惑。”
1.00 万字 | 2019-04-05 15:08更新
《后汉书》是纪传体的东汉（公元25年～公元220年）断代史著作，一百二十卷，分为纪十卷、传八十卷、志三十卷。其中的纪、传作者是南朝宋的范晔，志的作者是晋的司马彪，一般称为《续汉志》。 范晔，字蔚宗，顺阳（今河南淅川东南）人，生于公元398年，即晋安帝隆安二年，做过刘裕之子彭城王刘义康的参军，后升任尚书吏部郎。432年，宋文帝即元嘉九年，由于触犯刘义康，被贬为宣城太守。从此受到压制，便开始著书，但写完《后汉书》后，又卷入刘义康与宋文帝刘义隆之争，在元嘉二十二年被杀。司马彪，字绍统，晋宗室高阳王司马睦的长子，死于晋惠帝末年。 在范晔写《后汉书》之前，后汉史书已经有了很多种，从东汉的明帝到灵帝，经过班固、刘珍、伏无忌和蔡邕等几代人的努力，写就纪传体的《东观汉记》，主要记载光武帝到灵帝之间的东汉历史。后来，吴谢承、晋薛莹、司马彪和刘义庆等人都有著作面世。有了前人的成就，范晔便参考各家内容，融会贯通，写成《后汉书》。范晔原来想学习《汉书》，写成十志，因为被害而未如愿。由于范晔的著作叙事简明扼要，内容全面，所以其成就超过了前人，受到后世的重视。 《后汉书》纪、传的编次和《汉书》有不少区别，纪的最后一篇是《皇后纪》，相当于《汉书。外戚传》。皇后从传入纪，就是来自华晔的《后汉书》。此外，在《汉书》以外还创立了七篇类传，有《党锢传》、《宦者传》、《文苑传》、《独行传》、《方术传》、《逸民传》、《烈女传》，这些都是根据东汉现实、与风俗所写，有的类传成为后来人们学习的楷模。 在《汉书》中有《百官公卿表》，内容是西汉的职官制度，司马彪将“表”成为“志”，创立了《百官志》，记述东汉的职官制度。但该书的志中没有《食货志》，是一大漏洞，其内容在《晋书。食货志》里有了补充，介绍了此时期的经济状况。 现存最早的《后汉书》刻本是南宋时期的绍兴本，残缺五卷。后来商务印书馆加以影印，收进百衲本《二十四史》，缺的五卷用其他残本补充。1965年中华书局出版标点校本，以商务印书馆影印的南宋绍兴本为底本，校参考其他版本加以校正，同时吸取前人研究、校勘成果，参考价值较高。
91.32 万字 | 2019-04-05 15:29更新
元史二百一十卷，是一部比较系统地记载我国历史上元代兴亡过程的封建史书。洪武元年［一三六八年），即元朝滅亡的当年，明太祖朱元璋就下令编修元史。第二年，以李善长为监修，宋濂、王祎为总裁，赵壎等十六人为纂修，开局编写。仅用一百八十八天的时间，便修成了除元顺帝一朝以外的本纪、志、表、列传共一百五十九卷。接着又讓欧阳佑等十二人四出蒐集元顺帝一朝的史料，於洪武三年（一三七○年）重开史局，仍以宋濂、王祎为总裁，由朱右等十五人参加编写，用一百四十三天续修本纪、志、表、列传共五十三卷。然后合前后二书，釐分附丽，共成二百一十卷，全部编撰工作，历时只三百三十一天。刻印工作也进展得很快。据宋濂目录后记，洪武三年七月书成，十月便已「镂板讫功」。 元史之所以能迅速成书，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元史的编修，主要是照抄代各朝实录、经世大典、功臣列传等官修典籍，除了删节以外，没有下多少功夫。就元史编者的政治观点来说，同那些编修代典籍的人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信奉的都是儒家道学思想，所以在处理前代王朝遗存的历史资料时，也就无须从思想观点上和内容编排上作根本的改动。这样，元史编者们便无意中更多地保存了元代史料的原貌。 对於我们研究元朝的历史来说，元史是必不可少的重要的基本资料。四十七卷本纪除顺帝一朝之外，全是现已失传的元代历朝实録的摘抄，内容比较丰富，是按年月日编制的包括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的大事记。史料价值和确切性都比较大。有些旧学者指责元史本纪「不合史例」，内容「杂芜」，这是一种偏见。五十八卷志、八卷表的史料，除顺帝朝部分之外，绝大部分採自元文宗时所修的经世大典，而这部书现已大部分散失，许多内容只能在元史各志中看到，因而顯得珍贵。至於九十七卷列传，大部分取材於元朝官修的传记，而这些官修传记又是根据家传、神道碑、墓志等写成的。因此，在记载的确切程度上，要比纪、志差得多，但是其中含有许多生动具体的资料，这一点又是己、志所不及的。 由於元史仓促成书，且出於众手，在编纂方面有不少谬误。例如：有一些列传重出；甚至误把不同皇帝的后妃领取岁赐的名单，统统当作同一皇帝的后妃处理，以致在后妃表中将儿媳、曾孙媳、玄孙媳妇当成平列的妻妾。此外，译名不统一、年代史实的乖误等，也相当多。因此元史一直为后人所诟病，试图重修元史的书出过好几种。但是，这些重修之作都无法取代元史这部比较原始的基本资料。 元史最早的版本是洪武三年刻本。嘉靖初年，南京国子监编刊二十一史，嘉靖十一年（一五三二年）元史，其中元史用的是洪武旧板，损坏的板页加以补刊，一般板心刻有嘉靖八、九、十年补刊字样，此为南监本。南监本后来的遞修补刊一直延续到清初。万历二十四年（一五九六年）至三十四年（一六○六年），北京国子监重刻二十一史，元史也在其中，此为北监本。到清代，乾隆四年（一七三九年）武英殿又仿北监李重刻元史，称为殿本。乾隆四十六年（一七八一年）对辽、金、元二一史译名进行了谬误百出的妄改，挖改了殿本的木板，重新刷印。道光四年（一八二四年），又对元史作了进一步的改动，重新刊刻，这就是道光本。道光本对史的任意改动很大，但对史文也作了不少有根据的校订。后来又有各种翻刻重印的版本，其中比较好的是一九三五年商务印书馆影印的百衲本。百衲本是以九十九卷残洪武本和南监本合配在一起影印的，在通行各本中最接近於洪武本的面貌。我们这次点校，是以百衲本为底本。对百衲本在影印过程中的描修错误，用北京图书馆藏原书、北京大学藏一百四十四卷残洪武本及北京图书馆藏另一部南监本作了核对订正，一律迳改。迳改的描修错误，共有近八十处。在版本校勘方面，用了北监本、殿本和道光本。还参考了胡粹中元史续编（简称续编）、邵远平元史类编（简称类编）、毕沅续资治通鑑（简称续通鑑）、魏源元史新编（简称新编）、曾廉元书、屠寄蒙兀儿史记（简称蒙史）、柯劭忞新元史，以及钱大明廿二史考异（简称考异）、汪辉祖元史本證（简称本證）等书。此外，并利用了批常见的原始资料，校正有关的史交，其书名和篇名，见於各卷的※校勘记。 本次校勘，只校订史文的讹倒衍脱，不涉及史实的考订。改动底本的地方，用方圆括号表圆括号内小字表示删，方括号内的字表示补），并附简要的校勘记。书中的明显刻误，以及板刻破体字，都予迳改。经过推算在纪日干支下用方括号补入的朔字，校勘记里不再说明。对书中的古体、异体、俗体字，侭量作了统一。原书卷首的进史表、纂修元史凡例和宋濂旨录后记，移至书末作为附录。
197.89 万字 | 2019-04-05 15:37更新
《陈书》是记载南朝陈（公元557年～公元589年）的纪传体史书，作者为唐朝（公元618年～公元907年）时的姚思廉，包括本纪六卷、列传三十卷，共三十六卷，这是二十四史中卷数最少的一部。姚思廉（公元557年～公元637年），本名简，雍州万年（今中国中西部陕西西安）人。父亲姚察编写陈史，但在隋朝大业年间却病逝，临终嘱咐姚思廉继承父业。在唐高祖武德五年即公元622年，姚思廉奉命编修陈史，后来没完成。到了贞观三年即公元629年，他再次奉命编修《陈书》，在贞观十年终于完成。 姚思廉曾在前人史书基础上进行删改，加上父亲旧稿作参考，最终完成《陈书》的编写。《陈书》虽然也由魏征总结汇编，但很多工作是由姚思廉所做。虽然此书内容不多，但前后延续时间很长，后人推测大概和所写时代较近，作者顾虑较多有直接的关系。 姚察，字伯审，吴兴武康人，姚思廉，字简之，陈亡后，迁家关中，为万安人。两人事迹已于本书《梁书》前言中作了介绍，可以参阅。 陈朝封建政权只存在了三十三年，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没有特别的建树，或许与此有关。《陈书》内容比不上《梁书》那样充实，本纪和列传都过于简略。
20.76 万字 | 2019-04-05 15:55更新
继司马迁撰写《史记》之后，班固撰写了《汉书》。班固，字孟坚，扶风安陵人，生于东汉光武帝建武八年。父亲班彪是一个史学家，曾作《后传》六十五篇来续补《史记》。《汉书》就是在《后传》的基础上完成的。和帝永元元年，班固随从车骑将军窦宪出击匈奴，参预谋议。后因事入狱，永元四年死在狱中。那时《汉书》还有八表和《天文志》没有写成，汉和帝叫班固的妹妹班昭补作，马续协助班昭作了《天文志》。班昭是“二十四史”中绝无仅有的女作者。 《汉书》包括本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篇，后人划分为一百二十卷。它的记事始于汉高帝刘邦元年，终于王莽地皇四年。《汉书》的体例与《史记》相比，已经发生了变化。《史记》是一部通史，《汉书》则是一部断代史。《汉书》把《史记》的“本纪”省称“纪“，“列传”省称“传”，“书”改曰“志”，取消了“世家”，汉代勋臣世家律编入传。这些变化，被后来的一些史书沿袭下来。 《汉书》记载的时代与《史记》有交叉，汉武帝中期以前的西汉历史，两书都有记述。这一部分，《汉书》常常移用《史记》。但由于作者思想境界的差异和材料取舍标准不尽相同，移用时也有增删改易。 《汉书》新增加了《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艺文志》。《刑法志》第一次系统地叙述了法律制度的沿革和一些具体的律令规定。《地理志》记录了当时的郡国行政区划、历史沿革和户口数字，有关各地物产、经济发展状况、民情风俗的记载更加引人注目。《艺文志》考证了各种学术别派的源流，记录了存世的书籍，它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图书目录。《食货志》是由《平准书》演变来的，但内容更加丰富了。它有上下两卷，上卷谈“食”，即农业经济状况；下卷论“货”，即商业和货币的情况，是当时的经济专篇。 《汉书》八表中有一篇《古今人表》，从太昊帝记到吴广，有“古”而无“今”，因此引起了后人的讥责。后人非常推崇《汉书》的《百官公卿表》，这篇表首先讲述了秦汉分官设职的情况，各种官职的权限和俸禄的数量，然后用分为十四级、三十四官格的简表，记录汉代公卿大臣的升降迁免。它篇幅不多，却把当时的官僚制度和官僚的变迁清清楚楚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从思想内容来看，《汉书》不如《史记》。班固曾批评司马迁“论是非颇谬于圣人“。这集中反映了两人的思想分歧。所谓“圣人”，就是孔子。司马迁不完全以孔子思想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正是值得肯定的。而班固的见识却不及司马迁。从司马迁到班固的这一变化，反映了东汉时期儒家思想作为封建正统思想，已在史学领域立稳了脚根。 《汉书》喜用古字古词，比较难读。
94.91 万字 | 2019-04-05 15:58更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