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箴》一卷，宋吕本中撰。此书多阅历有得之言，可以见诸实事。书首即揭清、慎、勤三字以为当官之法，其言千古不可易。王士禛《古夫于亭杂录》：‘上尝御书清、慎、勤三大字，刻石赐内外诸臣。案此三字，吕本中《官箴》中语也。（按：此说误，详后）’是数百年后尚蒙圣天子采择其说，训示百官，则所言中理可知也。虽篇帙无多，而词简义精，故有官者之龟鉴也。”今检吕氏《官箴》，全书共三十三条，其首条开头云：“当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与《四库提要》所说相合。王士禛，顺治进士，官至刑部尚书。康熙四十三年罢官归里，康熙五十年去世。《古夫于亭杂录》是他罢官后所作。该书卷一说，“清、慎、勤三大字，士禛二十年前亦蒙赐。”由此可知，他所说的“上尝御书”之“上”，当是指康熙皇帝。这说明清代把清、慎、勤三字当作钦定的官箴是始于康熙。四库馆臣称赞此三字“千古不可易，固有官者之龟鉴”，而《四库提要》乃是乾隆钦定之书，这又说明在乾隆时期仍然是遵行祖宗旧制，以清、慎、勤三字为官箴的。赵翼是位乾嘉学者，他在《陔于丛考》卷二十七《清慎勤匾》条中说：“各衙署讼堂多书清、慎、勤三字作匾额。”这更是一条有利的证据。以清、慎、勤三字为官箴，不仅行之于康、乾之世，而且通之于有清一代，所以梁启超在《新民说·论公德》中说：“近世官箴，最脍炙人口者三字，曰清、慎、勤。 ==============================================================================《四库提要》：“此书多阅历有得之言，可以见诸实事。书首即揭清、慎、勤三字，以为当官之法，其言千古不可易。”
0.31 万字 | 2019-04-06 23:14更新
《岁华纪丽谱》一卷，元费著撰。著，华阳人。尝举进士，授国子监助教，官至重庆府总管。成都自唐代号为繁庶，甲於西南，其时为之帅者，大抵以宰臣出镇。富贵优闲，岁时燕集，浸相沿习。故张周封作《华阳风俗录》，卢求作《成都记》，以夸述其胜。遨头行乐之说，今尚传之。迨及宋初，其风未息。前後太守如张咏之刚方，赵抃\之清介，亦皆因其土俗，不废娱游。其侈丽繁华，虽不可训，而民物殷阜，歌咏风流，亦往往传为佳话，为世所艳称。南宋季年，蜀中兵燹，井闾凋敝，乃无复旧观。著因追述旧事，集为此书。自元旦迄冬至，无不备载。其体颇近《荆楚岁时纪》，而盛衰俯仰，追溯陈迹，亦不无《东京梦华》之思焉。唐韩鄂有《岁华纪丽》，为类事之书，此谱盖偶同其名，实则地志也。末附笺纸、蜀锦二《谱》，盖汉唐以来二物为蜀中所擅，而未有专述其源委者。著因风俗而及土产，稽求名品，胪列颇详，是亦足资考证者矣。 成都游赏之盛，甲于西蜀。盖地大物繁，而俗好娱乐。凡太守岁时宴集，骑从杂沓，车服鲜华，倡优鼓吹，出入拥导，四方奇技，幻怪百变，序进于前，以从民乐。岁率有期，谓之故事。及期，则士女栉比，轻裘ㄚ服，扶老携幼，阗道嬉游。或以坐具列于广庭，以待观者，谓之遨床，而谓太守为遨头。宋朝以益州重地，尝谋帅以命宋公祁。宰相对曰：“蜀风奢侈，祁喜游宴，恐非所宜。”宋朝不从，卒遣之。公先奉诏修《唐书》，因以书局自随。自成都，每宴罢，盥漱，辟寝门，垂廉，燃二椽烛，媵婢夹侍，和墨伸纸，望之者知公修《唐书》若神仙焉。尝宴于锦江，偶微寒，命索半臂。诸婢各送一枚。公视之，虑有厚薄之嫌，讫不服，忍冷以归。旧俗传夸，以为谈本。田公况尝为《成都遨乐诗》二十一章以纪其实。而薛公奎亦作《何处春游好诗》一十章，自号“薛春游”，以从其俗，且欲以易尹京之旧称（公知开府，专以严治，人谓之“薛出油”）。此皆可以想承平之遗风也。至清献公为记，乃曰：“曩时宴会，皆牙校掌之。盖榷酤之利有余，人乐于为役。公币岁入，亡虑千万贯有奇。自新法颁行，酒坊为官所鬻，牙校虽得券钱，不足自赡，乃者议置成都市易务。方游观时，人情惧然，咸尝岁之半，及浣花后始开。罢去，乃复朋聚游江。今公使钱岁给三万贯，常廪廪虑不足，譬之巨人以挟衾寝，覆趾则露肩，拥左则阙右，甚可笑也。今盘馔比旧从省，乐优之给，亦复过杀，设遂废之，则非天子所以付畀一隅、惠保远人之意，而小民之鬻肴果者，但营慕供藉以为养，此游宴之不可废也。”观公此言，则蜀人之贫富欣戚，可以知政矣。今以元日为始而第其事。 正月元日，郡人晓持小彩幡，游安福寺塔，粘之盈柱若鳞次，然以为厌禳，惩咸平之乱也。塔上燃灯，梵呗交作，僧徒骈集。太守诣塔前张宴，晚登塔眺望焉。 二日，出东郊，早宴移忠寺（旧名碑楼院），晚宴大慈寺。清献公记云：“宴罢，妓以新词送茶，自宋公祁始。盖临邛周之纯善为歌词，尝作《茶词》，授妓首度之以奉公，后因之。” 五日，五门蚕市。盖蚕丛氏始为之，俗往往呼为蚕丛太守，即门外张宴。 上元节放灯。旧记称：“唐明皇上元京师放灯，灯甚盛，叶法善奏曰：‘成都灯亦盛。’遂引帝至成都，市酒于富春坊。”此方外之言，存而勿论。咸通十年正月二日，街坊点灯张乐，昼夜喧阗。盖大中承子之余风。由此言之，则唐时放灯，不独上元也。蜀王孟时，间亦放灯，率无定日。宋开宝二年，命明年上元放灯三夜，自是岁以为常，十四、十五、十六三日，皆早宴大慈寺，晚宴五门楼，甲夜观山棚变灯。其敛散之迟速，惟太守意也。如繁杂绮罗街道，灯火之盛，以昭觉寺为最。又为钱灯会，会始于张公咏。盖灯夕二都监戎服分巡，以察奸盗。既罢，故作宴以劳焉。通判主之，就宣诏亭或汲虚亭。旧以十七日，今无定日，仍就府治，专以宴监司也。 二十三日，圣寿寺前蚕市。张公咏始即寺为会，使民鬻农器。太守先诣寺之都安王祠奠献，然后就宴。旧出万里桥，登乐俗园亭，今则早宴祥符寺，晚宴信相院。 二十八日，俗传为保寿侯诞日。出笮桥门，即侯祠奠拜，次诣净众寺邠国社丞相祠奠拜。毕事，会食，晚宴大智院。 二月二日，踏青节。初郡人游赏，散在四郊。张公咏以为不若聚之为乐。乃以是日出万里桥，为彩舫数十艘，与宾僚分乘之，歌吹前导，号小游江。盖指浣花为大游江也。士女骈集，观者如堵。晚宴于宝历寺。公为诗，有曰：“春游千万家，美人颜如花。三三两两映花立，飘飘似欲乘烟霞。”公铁心石肠，乃赋此丽词哉！后以为故事。清献公为记：“时彩舫至增数倍，今不然矣。”八日观街药市，早宴大慈寺之设厅，晚宴金绳院。 三月三日，出北门，宴学射山。既罢后射弓，盖张伯子以是日即此地上升。巫觋卖符于道，游者佩之，以宜蚕避灾。轻裾小盖，照烂山阜。晚宴于万岁池亭，泛舟池中。九日，观街药市，早晚宴如三月八日。二十一日，出大东门，宴海云山鸿庆寺，登众春阁观摸石。盖开元二十三年灵智禅师以是日归寂，邦人敬之，入山游礼，因而成俗。山有小池，士女探石其中，以占求子之祥。既又晚宴于大慈寺之设厅。二十七日，大西门睿圣夫人庙前蚕市。初在小市橘，田公以祷雨而应，移于庙前。太守先诣诸庙奠拜，宴于众净寺，晚宴大智院。寒食，出大东门，早宴移忠院，晚宴大慈寺设厅。曩时寒食，太守先设酒馔于近郊，祭鬼物之无依者，谓之遥享。后置广仁院，以葬死而无主者，乃遣官临祭之。而民间上冢者，各仪集于郊外。天禧二年，赵公稹尝开西楼亭榭，俾士庶游观。自是每岁寒食，辟园张乐酒垆花市。茶房食肆，过于蚕市。士女从观，太守会宾僚凡浃旬，此最府庭游宴之盛。近岁自二月即开园，逾月而后罢，酒人利于酒息（或请于府展其日，府尹亦许之）。四月十九日，浣花佑圣夫人诞日也。太守出笮桥门，至梵安寺谒夫人祠，就宴于寺之设厅。既宴，登舟观诸军骑射，倡乐导前，泝流至百花潭，观水嬉竞渡。官舫民船，乘流上下。或幕帟水滨，以事游赏，最为出郊之胜。清献公记云：“往昔太守分遣使臣以酒均给游人，随所会之数以为斗升之节。”自公使限钱，兹例遂罢以远。民乐太平之盛，不可遽废，以孤其心。乃以随行公使钱酿酒畀之，然不逮昔日矣。 五月五日，宴大慈寺设厅。医人鬻艾，道人卖符；朱索彩楼长命辟灾之物，筒饭角黍，莫不咸在。六月初伏日，会监司；中伏日，会职官以上；末伏日，会府县官，皆就江渎庙设厅。初文潞公建设厅，以伏日为会避暑，自是以为常。早宴罢，泛舟池中。复出就厅晚宴，观者临池张饮，尽日为乐。赵清献公使限钱，但为初伏会，今因之。 七月七日，晚宴大慈寺设厅，暮登寺门楼，观锦江夜市，乞巧之物皆备焉。十八日，大慈寺散盂兰盆，宴于寺之设厅。宴已，就华严阁下散。 八月十五日，中秋玩月。旧宴于西楼，望月于锦亭，今宴于大慈寺。 九月九日，王局观药市，宴监司宾僚于旧宣诏堂，晚饮于五门，凡二日。官为幕帟棚屋，以事游观，或云有恍惚遇仙者。 冬至节，宴于大慈寺。后一日，早宴金绳寺，晚宴大慈寺。清献公记云：“至前一日，太守领客出北门石鱼桥，具樽豆观樵已，乃即天长观晚宴。”盖文潞公始为之，后复罢。
0.00 万字 | 2019-04-06 23:15更新
连横的《台湾通史》，仿司马迁《史记》体例，时间从隋朝大业元年至清光绪21年（1895年），横跨1290年的历史时空，将包罗万象之内容纳入88篇之中。其突出的特点，一是典据精深，记述详明，因立足奠基台湾史，故史料编撰宁详勿略，宁取无弃。无论是旧籍疏略之岛内抚垦拓殖的情况、故纸未载之相逼而来的外交兵祸，还是岛内动植矿物等天然资源的种类及分布情况、稻米糖茶等诸种作物乃至食用方法，或据资料详细系统地载录下来，或依耳闻目睹据实列述，内容扎实，使《台湾通史》成为文献大宗。二是较以往修史注重兵、刑、礼、乐者，凸显“民贵”史观，对岛内民生之丰啬、民德之隆污，特别是攸关国民生计之官方奏疏一律详细载录，以供后人借鉴。三是对以往史书以“岛夷海寇”视之而一笔代过之郑成功驱逐荷兰殖民者以及其后率领大陆同胞迁台拓台的事迹给予重新矫正定位；对台湾人民介乎以卵击石、艰贞抵御日侮的历史详情，更是重笔彩墨，致意再三。四是全书既体现了台湾与祖国大陆在政治、经济、法律、典仪、文化、宗教等方面一脉相传的历史渊源，又突出了台湾的地方特色，安排有序，相得益彰。 全书内容起于隋大业元年，终于清光绪二十一年，时间横跨1290年，有纪四、志二十四、传六十。从最早到达台湾的开拓者，到清中后期抵抗日本侵略的志士将领，凡有关台湾的政治、军事、经济、物产、风俗、人物等等，均有论列。本书曾由作者于1920～1921年在台湾分三册出版，内地流传极少。商务印书馆于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曾将其重新出版，此后亦有重印，但读者现在也不易找到当时版本。
9.77 万字 | 2019-04-06 23:16更新
汪辉祖,字焕曾,号龙庄,晚号归庐,浙江萧山人.生于雍正九年(1731),卒于嘉庆十二年(1807),其父汪楷曾任河南杞县狱吏8年.汪辉祖早年丧父,不得不为生计和赡养家庭而奔波.乾隆十七年(1752),汪辉祖到其岳父江苏金山知县王宗闵幕府,开始涉足官场,研习刑名案件.两年以后起,在江苏、浙江各地16位官员幕内充当幕宾长达34年之久.在此期间,他多次应试,直到乾隆四十年(1775),45岁的他经三次落第之后才考中进士.乾隆五十年(1785),汪辉祖结束了幕宾生涯,出任湖南省宁远县知县.几十年的幕府工作,积累了丰富的官场经验,因此他做起官来颇为干练.《清史稿》本传中记载的几件事,颇能反映他的为官之道,体现他的从政能力.不幸的是,由于其人秉性正直,嫉恶如仇,反遭恶人暗中诋毁,终被夺职,不得不以足疾告老还乡. 汪辉祖是清代乾嘉时期影响比较大的良吏和学者，尽管他在史学上也曾有过贡献，特别是在史学工具书的编纂方面，还曾作出过重大贡献，但今天知道的人是非常少了，即使是大学历史系的毕业生，也很少有人了解。当然，从汪辉祖本人来说，生前影响比较大的还是吏治方面。他的一生在州县佐治为官就达四十年之久，因而吏治经验非常丰富，且勤于总结，留下了多部关于幕学与吏治的著作。这些著作成为幕友们必读之书，更是学幕者之必读课本而得以广泛流传，被誉为“宦海舟楫”、“佐治津梁”，居官佐幕者几乎人手一册，视为枕中鸿宝。史学大家章学诚在《汪龙庄七十寿言》中就曾这样说：“居闲习经，服官究史，君有名言，文能称旨，布帛菽粟，人情物理。国相颁其政言，市贾刊其佐治，雅俗争传，斯文能事。”可以视作当日最好的写照。所以他在当时政坛上声誉很高，是颇受尊重的名幕，是位名副其实的“绍兴师爷”。汪辉祖是清代誉满全国的绍兴师爷、幕学家与法律专家,他的幕学著作,阐述了清代幕业的技术原则与道德规范,提出就幕宜慎、律己立品、尽心事主、保民便民等见解.作为清代幕友的典范,其幕学思想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在清代幕府文化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1.45 万字 | 2019-10-31 14:11更新
《唐会要》一百卷，宋王溥撰。《唐会要》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断代典制体史籍，它取材于唐代的实录文案，分门别类地具体记载了唐朝各种典及其沿革，保存了《 新唐书 》、《 旧唐书 》未载的史实，为研究唐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的情况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向来为唐代文学、历史的研究者所重视。作者简介： 王溥，字齐物，并州祁县人(今山西省祁县)。一代后汉干佑年间举进士第一，历任后汉、后周，官中书舍人、翰林学士、右仆射。入宋后，进司空、同平章事，监修国史。宋史卷二四九有传。王溥是五代、宋初时期的著名学者，除唐会要外，尚着有五代会要三十卷，文集二十卷(今佚)。
99.92 万字 | 2019-04-07 13:43更新
《袁氏世范》写于南宋淳熙五年，即公元1178年，作者袁采。据说，此人秉性刚正，为官廉明，颇有政绩。宋代以前的家训，虽数量不少，但大多意求“典正”，不以“流俗”为然。而南宋官吏袁采的这部家训，却一反前人，立意“训俗”。故而书成之后，他将其取名为《俗训》，明确表达了该书“厚人伦而美习俗”的宗旨。后来，袁采请他的同窗好友、权通判隆兴军府事刘镇为自己的家训作序，刘镇在序中谈到袁采的这部书，“其言精确而详尽，其意则敦厚而委屈，习而行之，诚可以为孝悌，为忠恕，为善良而有士君子之行矣”（刘镇《袁氏世范序》，《丛书集成初编》第974册， 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页。下引《袁氏世范》，只注篇名）。 他认为这部家训不仅可以施之于袁采当时任职的乐清一县，而且可以“远诸四海”；不仅可以行之一时，而且可以“垂诸后世”、“兼善天下”，成为“世之范模”，因而更名为《袁氏世范》。《袁氏世范》共三卷，分《睦亲》、《处己》、《治家》三篇，内容非常详尽。《睦亲》凡60则，论及父子、兄弟、夫妇、妯娌、子侄等各种家庭成员关系的处理，具体分析了家人不和的原因、弊害，阐明了家人族属如何和睦相处的各种准则，涵盖了家庭关系的各个方面。《处己》计55则，纵论立身、处世、言行、交游之道。《治家》共72则，基本上是持家兴业的经验之谈。下面仅就其中的伦理教化思想作些分析阐述。（一）《睦亲》篇在《睦亲》篇中，袁采不是说教式的提出一些条文要求，而是从人的不同性格、性情的分析入手，深入剖析造成家庭失和的原因。他认为只有弄清症结所在，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家庭不睦。按他的解释，即使同一个家庭的成员，其“人性”也是不同的，“或宽缓、或褊急、或刚暴、或柔懦、或严重、或轻薄、或持俭、或放纵、或喜闲静、或喜纷拿，或所见者小，或所见者大，所禀自是不同”。既然人的禀性有如此差异，假如做父亲的硬要儿子的禀性适合自己、做兄长的硬要弟弟的禀性适合自己，那么对方未必心甘情愿。这样“其性不可得而合，则其言行亦不可得而合，此父子兄弟不合之根源也”。况且临事之际，有的认为是，有的认为非，有的认为应该先做，有的认为应该后做……这样每个人各持己见，都想让对方服从自己，必然会发生争执。一次次争执的结果，就会使彼此不睦乃至“终身失欢”。如何解决这个导致家人不和的根本问题，袁采提出了一系列措施。一是性不可以强合。为父兄和为子弟者，居家之道应该是尊重对方的人格和禀性，而不是要对方“同于己”、“惟己之听”。二是善于反思自己。袁采提出为父者和为子者如果都能站在对方的立场上考虑问题，处理双方的关系，待人如己，这样的家庭没有不睦之理。三是处家贵宽容忍让。袁采认为，自古以来，人们的道德水平就有高低之分，家庭成员之间也是如此。这就要父子、兄弟、夫妇“宽怀处之”，互相忍让。袁采在《睦亲》篇中还提出了许多调适家人关系的行为准则。比如，在父母与子弟的关系上，他提出必须坚持两个基本原则：一是父慈子孝；二是父母爱子要“贵均”。这两个方面，前人的家训中虽也曾论及，但袁采的道理讲得更为入情入理、细致周到。他指出：“为人父者能以他人之不肖子喻己子，为人子者能以他人之不贤父喻己父，则父慈而子愈孝，子孝而父益慈”，这样，就“无偏胜之患也”。在父母对子女的憎爱方面，袁采以自己的经验体会，加上对当时社会民风的观察，作了十分精辟的论述。他说，做父母的往往偏爱幼小的子女，特别关心怜恤子女中的贫穷者，而做祖父母的则不同，他们偏爱的往往是长孙。这固然是人之常情，但弄不好会成为兄弟不和的原因。故而做长辈的一般情况下应该对子弟一视同仁，不可偏憎偏爱，否则“衣服饮食，言语动静，必厚于所爱而薄于所憎。见爱者意气日横，见憎者心不能平。积久之后，遂成深仇，所以爱之适所以害之也”。因此，做父母的应该“均其所爱”。不仅如此，为人父母者还要避免对子弟的“曲爱”、“妄憎”两种错误倾向；要注意教子宜早、宜正，“子幼必待以平，子壮无薄其爱”。只有这样处理父子关系，家庭才能和睦。在其他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上，《睦亲》篇也提出了不少准则。如：分配财物要公平，不必斤斤计较；兄弟子侄同居“长幼贵和”，“相处贵宽”，“各怀公心”，不能私藏金宝，不可听背后之言；对亲戚故旧贫穷者要随力周济，收养年老而子孙不孝的亲戚，当虑后患；对孤儿寡母要体恤照顾；因亲结亲，尤当尽礼；收养义子，应当避免争端；父祖年高须早立公平遗嘱，以免家人争讼……（二）《处己》篇《处己》篇里，袁采对家人子弟立身处世的教诲，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处富贵不宜骄傲，礼不可因人分轻重。袁采从宿命论立场出发认为，“富贵乃命分偶然，岂能以此骄傲乡曲”？如果本身贫寒而致“富厚”、“通显”，也不应“以此取优于乡曲”；若是因为继承父祖的遗产或沾父祖的光而成显贵，在乡亲面前耍威风，那更是可羞又可怜。尤其可贵的是，袁采批评了一些势利人的做法。这些人“不能一概礼待乡曲，而因人之富贵贫贱，设为高下等级。见有资财有官职者，则礼恭而心敬，资财愈多，官职愈高，则恭敬又加焉。至视贫贱者，则礼傲而心慢，曾不少顾恤。殊不知彼之富贵，非我之荣；彼之贫贱，非我之辱，何用高下分别如此”？其二，人贵忠信笃敬，公平正直。袁采认为，忠信笃敬、公平正直是做人最重要的品德，是最重要的“取重于乡曲之术”。但是，他对忠信笃敬的解释与传统的解释很不相同，尤其是“忠”。他说：“盖财物交加，不损人而益己，患难之际，不妨人而利己，所谓忠也。有所许诺，纤毫必偿，有所期约，时刻不易，所谓信也。处事近厚，处心诚实，所谓笃也。礼貌卑下，言辞谦恭，所谓敬也。”其三，严己宽人，过必思改。袁采认为，对忠信笃敬、公平正直这一做人的重要准则，应该自己首先做到，然后才能要求别人做到。所谓“勉人为善，谏人为恶，固是美事，先须自省”。他认为，人不能无过，但过必思改。同时要宽厚为怀，以直报怨，不要计较人情的厚薄。若“处己接物，常怀慢心、伪心、妒心、疑心者，皆自取轻辱于人，盛德君子所不为也”。他还告诫子弟，要见得思义，以礼制欲。其四，谨慎交游，近善远恶。在社会交往方面，袁采要求子弟近君子而远小人，但不赞成有的人家为防子弟从事“酒色博弈之事”而“绝其交游”的做法，认为这样不仅会使子弟缺乏社会阅历，“朴野蠢鄙”，而且一旦“禁防一弛，情窦顿开，如火燎原，不可扑灭”，会干出更大的错事。不如“时其出入，谨其交游，虽不肖之事，习闻既熟，自能识破，必知愧而不为”。这种积极疏导而不是消极防备的方法，可以不断增强年幼子弟对不良行为的抵抗能力。其五，处事无愧心，悔心必为善。这是袁采对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的见解，他说：“今人有为不善之事，幸其人之不见不闻，安然自肆，无所畏忌。殊不知人之耳目可掩，神之聪明不可掩。凡吾之处事，心以为可，心以为是，人虽不知，神已知之矣；吾之处事，心以为不可，心以为非，人虽不知，神已知之矣。”这种见解尽管是唯心主义的，但却以朴素的语言，通俗地阐释了在中国道德修养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儒家“慎独”思想，因而更能为人们所理解和接受。接着，袁采进一步表述了活到老修身到老的思想，这就是常具“悔心”，不断反醒自己，长善救失。他指出：“人之处事，能常悔往事之非，常悔前言之失，常悔往年之未有知识，其贤德之进，所谓长日加益，而人不自知也。古人谓行年六十，而知五十九之非者，可不勉哉！”除了上述待人处世的重要原则之外，袁采还告诫子弟家人注意日常举止、言谈乃至服饰方面的小节。诸如：言谈和颜悦色，不可“颜色辞气暴厉”；经市井街巷、茶坊酒肆应举止端庄，遇到醉汉宜即回避；衣饰应整洁干净，“不可鲜华”、“异众”。（三）《治家》篇《治家》篇所论家政管理几乎涵盖家庭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这里仅举部分，便可窥见袁采治家训俗的良苦用心和可贵的人道情怀。家庭安全方面。从安居才能乐业出发，袁采将家庭的安全放在家庭治理的首位加以强调。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袁采指出四点：一是宅舍坚牢。墙垣要高厚，藩篱要周密，门窗要牢固。二是山居须置庄佃。若是住在山谷村野僻静的地方，要在附近盖些房屋，请一些人口多的朴实人家居住，以便有个照应。三是防盗防火，多加巡视。四是家人尤其是年幼子弟的人身安全。袁采嘱告家人，不要让小孩戴金银首饰，以免被贼人图财害命；不要让小孩单独到街市上去，以免被人诱拐而骨肉离散。至于其他一些危险的地方，都要注意，“人之家居，井必有干，池必有栏，深溪急流之处，峭险高危之地，机关触动之物，必有禁防”。奴婢和佃户的管理方面。一般有家训传世的，大都家道富殷，至少也是中产之家，故而都雇佣奴婢供其使用，土地也租给佃户耕种，这就牵涉到对他们的管理问题。对此，袁采花了不少笔墨谈论。他认为雇佣仆人，要选那些“朴直谨愿、勤于任事”的，不要用“异巾美服、言语狡诈”的轻浮之人；雇用奴仆最好是本地的，外地的要问清来历，并经过中间人签订契约。对待奴婢要宽恕，有过错要多教诲，不可动辄鞭打辱骂，即使犯有奸盗等罪，也要送官府治罪。要关心奴婢的生活，“衣须令其温，食须令其饱”；奴婢的住处要经常检点，“令冬时无风寒之患”；奴婢有病应送外医治。雇用女仆年满要送还其家人。袁采深知佃户的辛苦劳动是自己的“衣食之源”，因而要求家人体恤他们，视同骨肉，“遇其有生育婚嫁，营造死亡，当厚周之。耕耘之际，有所假贷，少收其息。水旱之年，察其所亏，早为除减。不可有非礼之需，不可有非时之役”。乡亲邻里关系方面。袁采提出邻居间要和睦相处，平日多加抚恤，有事相互照应。不要让自家的小孩损坏邻居的花果树木，不要让自家的牛羊鸡鸭践踏、啃啄邻居的庄稼。乡里有造桥修路的公益事业，要尽力予以资助。其他家政管理涉及伦理教化的方面还有：置办田产，要公平交易；经营商业，不可掺杂使假；借贷钱谷，取息适中，不可高息；兄弟亲属分割家产，要早印阄书，以求公正免争；田产的界至要分明；尼姑、道婆之类人等不可延请至家；税赋应依法及早交纳，等等。三袁采作为封建地主阶级的官僚、士大夫，所论睦亲、处己、治家之道，不可能不打上时代的烙印，不可能不带有阶级的偏见。《袁氏世范》中的缺陷和糟粕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富贵命定的人生观。袁采认为“富贵自有定分”、“死生贫富，生来注定”，都是造物主的安排。世事的变更，家族的成败胜衰都是“天理”的规定，“人力不能胜天”，所以人应当顺应天命，随遇而安，逆来顺受。其次，主张因果报应的轮回说。袁采宣扬善恶报应的观点，认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在其身，则在其子孙”（《处己》）。虽然这是唯心主义的观点，但从劝人向善、增善少恶的目的看，也是可以理解的。而且，尽管袁采是个有神论者，但他同时认为，如果人做坏事而祈求神灵的庇佑，也照样要受到神的惩罚。由此也可见其劝善的良好愿望。再次，鄙视奴婢下人。袁采毕竟是地主阶级的官吏，他的家训中尽管要求对仆人多加关心，但始终认为他们是愚笨的下等人。他说“奴仆、小人就役于人者，天资多愚，作事乖戾背违”，他们“性多忘”、“性多很”（《治家》），因而不能委以重任。他要求奴仆当使饱暖，还是为了“此辈既得温饱，虽苦役之，彼亦甘心”（《治家》）的自家利益；他要求不可鞭挞奴仆，也是怕出意外。尽管如此，比起那些不将下人当人看的吝啬、凶狠的地主来，袁采还算是比较开明和人道的。==============================================================================作者：夏家善主编；贺恒祯，杨柳注释前言：袁采，字君载，宋代信安检（今属浙江）人。隆兴元年登进士第三，官至监登闻检院。曾任乐清县县令，廉明刚直，政声颇佳。在乐清，袁采修县志十卷，又著有《政和杂志》、《县令小录》等，可惜多亡失。《世范》一书就是作者在乐清时所著。由于袁采对为人处事、人伦教育特别感兴趣，而且也很有研究。为了在乐清这个地方淳正风俗，化导人伦，他于宋孝宗五年写成这本《世范》。最初书名叫《俗训》。然而，出人所料的是，该书一成，远近便争相抄录。“假而录之者颇多，不能遍应。”袁采这才开始刻版印刷。印行时由他的同学、府判刘镇作序。刘镇拿到此书时，爱不释手，“详味数月”，给这本书以很高的评价。认为这本书“岂唯可以行诸乐清，达诸四海可也；岂唯可以行之一时，垂诸后世可也”。就是说袁采这部书其价值足以刊行全国，流传后世。于是，刘镇建议袁采将书名改为《世范》。袁采谦虚地认为言过其实，但最终还是同意更名为《世范》。后世又称《袁氏世范》。《世范》共三卷，分睦亲、处己、治家三门。这本书论述立身处世之道不同与一般著述，其语颇有见地，且深入浅出，极具趣味，极易领会和学习。《四库全书》在《袁氏世范》提要里讲：“其书于立身处世之道反覆详尽。”又说：“大要明白切要，使览着易知易从，固不失为《颜氏家训》之亚也。”卷一睦亲，主要讲家庭和睦相处的道理和方法；卷二处己，论述个人修养、为人处世之道，对人一生当中经常遇到的富贵贫贱、成败得失等都作了哲理性的阐述；卷三治家，是持家兴业的一些道理，亦颇精彩。《世范》一书的论理并不像其他古代修身齐家的书那样古板正统，相反，袁采思想非常激进，甚至敢于反传统。他是从实用和近人情的角度来看待立身处世的原则的，而不是像一些老学究那样，把“四书五经”、孔孟之道那一套伦理强加在人们头上。譬如，袁采的《世范》提倡家庭的成员应该是平等的，父子兄弟之间都是平等的，可以保持各自的性格特点，即便是家中的长辈，也要以自己超乎别人的修养来树立自己的威信，而不能压服别人。子女也没必要屈从长辈的权威。《世范》里有许多句子确实都是金玉良言，如：“小人当敬远”；“厚于责己而薄责人”；“小人为恶不必谏”；“家成于忧惧破于怠忽”；“党人不善知自警”。等等，不胜枚举。《世范》传世之后，很快便成为私塾学校的训蒙课本。历代士大夫都十分推重该书，都将它奉为至宝。今天我们在校点该书时，也深深地为书中的一些卓越深邃的见地所打动，为它对世态人伦的深刻认识所折服，认为该书的确堪称立身处世的楷模。尤其是在今天，我们面对错综复杂的社会和人际关系，浏览该书，如同交给你一把打开世态不解之门的钥匙，使你能够得心应手地处理各种复杂的世事，使你终身远祸近福，万事顺达。袁采的《世范》面世以来，流传甚广，故版本较多，我们依据《四库全书》所收《袁氏世范》为底本，进行校注。对于原书中的讹误之处，随手改正，不再另出校勘记。为便于读者阅读理解，译文采用译述的方法，旨在充分阐明其道理。同时，在每一篇之后，加点评文字，或录历代立身处世的故事，与正文相参；或剖析原文，以解读者之惑。另外，为了读者阅读方便，我们在每一段原文之前都加拟了标题，以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在此一并注明。由于学识水平有限，点校过程中，疏漏和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恳请方家不吝赐教。修远于1998年11月3日
15.26 万字 | 2019-04-07 14:13更新
《围炉夜话》正如其名，疲倦地送走喧嚣的白昼，炉边围坐，会顿感世界原来是这样的宁静。在如此宁静而温暖的氛围下，白昼里浊浊红尘蹇塞的种种烦闷，会不自觉地升华为对生活、对生命的洞然。 夜是这样的美妙，更何况围坐在暖暖的炉边呢？静夜炉边独坐，品味清朝王永彬先生的《围炉夜话》，体味作者以平淡而优美的话语，讳讳叙出的琐碎的生活中做人的道理，就如炎夏饮一杯清凉的酸梅汤，令人神清气爽，茅塞顿开。 中国传统文人是快乐是超速，亦或痛苦、压抑，现在难以说得清楚。那代文人即使在生活安逸、仕途得意时，心中也常存为天地立心为万民请命的忧患意识，而在陡遭不测，倾家荡产时，又能常常保持一份无怨无悔的淡然心态。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蕴，因其博大，受其滋润的中国文人的心胸也是宽广大度的，其精神世界更是丰富多彩。
1.25 万字 | 2019-11-01 11:43更新
本书选取理学中常用的概念范畴， 加以简明扼在的讲解， 与现在的专科词典相似。中国南宋哲学家 陈淳的重要著作。原名《字义详解》，又称《四书字义》或《四书性理字义》，是陈淳学生王隽根据陈淳晚年讲学笔记整理而成的。此书对朱熹的哲学范畴作了阐释。分上下两卷，卷上为命、性、心、情、才、志、 意、仁义礼智、 忠信、忠恕、一贯、诚、敬、恭敬；卷下为道、理、德、太极、皇极、中和、中庸、礼乐、经权、义利、鬼神、佛老。《字义》揭示了朱熹哲学各范畴之间的逻辑层次。陈淳在书中激烈抨击陆学，维护了朱学立场，同时又发展了朱熹的心性学说。 南宋以后，此书影响很大，被认为是学习朱熹哲学的入门教材。 《北溪字义》宋代有赵崇端、诸葛钰刻本及刻于淳祐年间的清漳本。传世的有明弘治年间刻本、清康熙年间刻本等。中华书局1983年以弘治壬子本为底本，出版了新校点本。
4.71 万字 | 2019-04-07 14:13更新
《增广资文》又名《昔时贤文》、《古今贤文》。书名最早见之于明代万历年间的戏曲《牡丹亭》，据此可推知此书最迟写成于万历年间。后来，经过明、清两代文人的不断增补，才改成现在这个模样，称《增广昔时贤文》，通称《增广贤文》。作者一直未见任何书载，只知道清代同治年间儒生周希陶曾进行过重订，很可能是民间创作的结晶。 《增广贤文》以有韵的谚语和文献佳句选编而成，其内容十分广泛，从礼仪道德。典章制度到风物典故、天文地理，几乎无所不含，但中心是讲人生哲学、处世之道。其中一些谚语、俗语反映了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形成的勤劳朴实、吃苦耐劳的优良传统，成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如“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寅”，“一饭一粥，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等；许多关于社会、人生方面的内容，经过人世沧桑的千锤百炼，成为警世喻人的格言，如“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乐不可极，乐极生悲’等；一些谚语、俗语总结了千百年来人们同自然斗争的经验，成为简明生动哲理式的科学知识，如“近水知鱼性，近山知鸟音”，“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早逢春”等。
0.78 万字 | 2019-04-07 14:00更新
一、内容 《新序》是刘向（公元前79-前8）收集或编写的一部著名的道德说教性的轶事和历史传说的汇编。通行本共有166个条目，分为10卷。人们还从其他资料中收集到59个条目的佚文。该书的绝大部分条目都是对早期哲学或历史著作中的材料摘录后加以转述或直接照抄而成。这些著作主要是《吕氏春秋》、《韩诗外传》、《史记》、《战国策》以及《春秋三传》（其中刘向对《谷梁传》很有偏见）、《庄子》、《荀子》。 书中大多数历史故事集中在春秋时期，最后一卷（卷10）完全是汉代的故事。书中前5卷冠以“杂事”之名。广常人世（参见下文“九”，第17-19页）认为虽然这些卷的标题中有“杂”字，但实际上它们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它们通过一系列的范例藉以说明一个好的政府的基本因素。其他各卷中，有的讽刺统治者的荒淫奢侈（卷六），有的赞扬大臣的全节和忠诚（卷七），有的赞扬义勇之士（卷八），有的讲述大臣的善谋（卷九和卷十）。该书的思想基础是儒家学说，书中尤其强调统治者必须为人正直，要多听民众意见和留心贤能和有德之士——这些贤能之士不应动摇自己告诫和谴责残暴或愚蠢的国君的职责——的建议。 二、成书年代和真伪 虽然早期的资料认为刘向是《新序》的作者，但更准确地说他是该书的编者，因为书中材料的主体都来自于其他典籍，刘向本人并没有创作任何部分内容。把刘向视为作者而非编者起源于对《七略》中《新序》著录的错误解释，《七略》把此书和其他三种著述一同著录在刘向所“编排的”（即“序”）的67篇之中（见《汉书
6.09 万字 | 2019-04-07 14:13更新
内容多哲理深刻的格言警句，叙事意蕴讽喻，故事性颇强，又以对话体为主。 说苑成书于西汉末年，是刘向辑录朝野藏书而成的杂着类编，体例类似《国语》、《战国策》，以记言为主兼採记事，主旨是通过书中歷史人物的言论事例来劝诫君臣，阐述儒家选贤尊贤的治国理念。 此外，也载录其他学派人物的言谈事迹乃至许多「街谈巷议」的小说家言、可补《国语》、《战国策》的不足，提供另一种角度来观察歷史人物的不同丰采。 内容编成君道、臣术、建本、兵节、贵德、復恩等二十卷，「欲以为法戒」。本书广徵博引，文字生动、不仅对于歷史科学，而且也对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这里节录《说苑》建本一卷所收录的小故事：春秋时代晋平公问师旷说︰「我年纪已经七十岁，还想读书恐怕已经太迟了。」师旷回答︰「那为什么不去点蜡烛呢？」晋平公怒道︰「岂有为人臣还赶戏弄国君的！」师旷说︰「我这瞎眼的臣子怎敢戏弄国君您呢？我听说少年好学就如同早晨的太阳﹔壮年好学就像正午的阳光﹔老年好学则好像点上蜡烛的光亮。点上蜡烛的光亮和我这在幽暗中行走的人相比又如何呢？」
13.83 万字 | 2019-04-07 14:13更新
《训蒙骈句》，明代司守谦撰。司守谦，字益甫，明代宣化里人。能文，不幸早夭，诗文散佚，仅此篇存世。 骈句，即骈偶句，即对仗句。两马并驾为骈，二人并处为偶，意谓两两相对。古时宫中卫队行列月仗（仪仗），仪仗两两相对，故卞偶亦称对仗。以偶句为主构成字数相等的上下联，上下联词语相对，平仄相对。用这种形式的四六句写成的文章，晚唐时乘作“四六”，宋明沿用，至清改称骈体。对童蒙进行骈句训练，为作文作诗建立根基。 《训蒙骈句》按韵部顺次，由三言、四言、五言、七言、十一言的五对骈句组成一段，每韵三段。 此书与《声律启蒙》、《笠翁对韵》当可为吟诗作对之基，爱好诗文者，若熟而能诵，必大利于笔。
0.71 万字 | 2019-04-07 14:13更新
北宋张载，字子厚，世称横渠先生。张载提出“太虚即气”的理论，肯定“气”是充塞宇宙的实体，由于“气”的聚散变化，形成了各种的事物现象。张载一生著述颇丰，有《文集》、《易说》、《春秋说》、《经学理窟》等等，《正蒙》是张载经长期思考而撰成的著作，是他的哲学思想的…
3.59 万字 | 2019-04-07 14:13更新
《小学诗》是清朝谢泰阶根据宋代大学者朱熹所著《小学》而改编的儿童启蒙教材，分为立教、明伦、敬身三部分，全文五字一句，每四句为一段，所用语言力求通俗、易懂。 这本教材中，很多关于养成进退洒扫处世立身等内容，都是一首诗、两首诗就讲明了，而关于道德贞操的内容，却有五首之多，由此使很多读者对中国传统文化中“万恶淫为首”的道德理念留下了深刻印象。 《小学诗》的作者谢泰阶（清代河南梦津人）曾用这本教材教导自己的学生，并因此影响到社会，在社会上被人们给予很高的评价。
0.63 万字 | 2019-04-07 14:11更新
作者：迦叶摩腾 竺法兰同译 沙门守遂注 释玄奘译 林兆恩释 释道译 牟融撰 《佛說四十二章經》，是從印度傳到中國的第一部重要經典著作。這是由天竺高僧迦葉摩騰與竺法蘭共同翻譯的。 當時「夜夢金人」的漢明帝，對這第一部新譯出的《佛說四十二章經》，簡直視如國寶，特別敕令珍藏於「蘭台石室第十四間」（皇家圖書館），成為皇室的專利品，民間根本不知道有這一部法寶。因此，在晉朝道安法師所編的《綜理眾經目錄》，尚找不到這一部經的名稱，難怪有人誤認它是偽造的了。 當初，佛成道以後，由許多外道發心出家的比丘，將他們對宇宙人生不明瞭的地方，以及有疑難的問題，紛紛提出來請佛解釋；有些也是佛自動對比丘們懇切的開示，這些生活中金科玉律的語錄，集合起來，共有四十二段。我們逐段欣賞玩味，感覺得每一段皆含有重要的意義，而且每段皆自成一章，因此就成為這一部《佛說四十二章經》。 這部《四十二章經》的內容，對我們現實的人生，富有啟發作用，可以說它是引導我們修身、行持、處世、待人、乃至成佛的解脫之道。
0.33 万字 | 2019-04-07 14:27更新
张道陵的《老子想尔注》以《道经》为后，创五斗米道，将老子奉为“太上老君”，为道教教祖，是为早期道教经典==============================================================================《老子想尔注》是早期道教的主要著作，一名《老君道德经想尔训》。东汉末年，五斗米道以《五千文》为主要经典，《想尔注》便是米道祭酒宣讲《老子》的注释本，此书早佚。清末於敦煌莫高窟发现六朝写本《老子道经想尔注》残卷，现藏大英博物馆。此书作者，或说张道陵，或说张鲁，或说「想尔」为仙人名。其内容多与《太平经》相合，吸取了後者的宗教思想与社会政治观，也有河上公解释《老子》的观点，是研究五斗米道最原始、最宝贵的材料。
1.31 万字 | 2019-04-07 16:01更新
庄子者，姓庄，名周，（太史公云：字子休）。梁国蒙县人也。六国时，为漆园吏，与魏惠王、齐宣王、楚威王同时，齐楚当聘以为相，不应。时人皆尚游说，庄生独高尚其事，优游自得，依老氏之旨，著书十余万言，以逍遥自然无为齐物而已；大抵万寓言，归之于理，不可案文责也。 清代学术最为昌盛。清儒提出来的“实事求是”的原则成为学术近代化的标志。《庄子集释》是清代关于《庄子》的注疏、训诂的集大成之作。中华书局将之编入《新编诸子集成》第一辑，多年以来一直为学界所重视。
78.91 万字 | 2019-10-31 14:12更新
《通玄真经》即《文子》。唐玄宗崇道，於天宝元年（742）封文子为「通玄真人」，尊称其书为《通玄真经》。刘向《七略》存《文子》九篇，《汉书。艺文志》录九卷。梁阮孝绪《七录》作十卷，《隋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均为十二卷。过去历来被认作伪书。1973年，河北定县四十号汉墓出土《文子》残简，其中与今本《文子》相同处有六章，有学者据此认为其并非伪书，而是部先秦古籍，但经後人窜乱。《文子》解说老子思想，继承并发展了「道」的学说，又杂揉名、法、儒、墨诸家，宋濂《诸子辨》称其为《道德经》的义疏。现存唐徐灵府《通玄真经注》十二卷，宋朱弁《通玄真经注》七卷，元杜道坚《通玄真经缵义》十二卷，皆收入《正统道藏》洞神部玉诀类。今人李定生、徐慧君撰《文子要诠》（复旦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通行於世。
4.89 万字 | 2019-04-07 18:52更新
作者：（周）庚桑楚 撰；（宋）谢希深 注洞灵真人，也就是《庄子》一书中的寓言人物庚桑楚，也叫亢仓子、亢桑子。唐玄宗时，追号这个人物为“洞灵真人”，并把当时隐士托名伪造的《亢仓子》一书，尊为《洞灵真经》。
1.20 万字 | 2019-04-07 18:52更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