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梁传》亦称《春秋谷梁传》、《谷梁春秋》，为儒家经典之一。起于鲁隐公元年，终于鲁哀公十四年。体裁与《公羊传》相似。其作者相传是子夏的弟子，战国时鲁人谷梁赤（赤或作喜、嘉、俶、寘）。起初也为口头传授，至西汉时才成书。晋人范宁撰《春秋谷梁传集解》，唐朝杨士勋作《春秋谷梁传疏》，清朝钟文烝所撰《谷梁补注》为清代学者注解《谷梁传》的较好注本。<br> <br>《谷梁传》则着重宣扬儒家思想的另一方面：重礼义教化和宗法情谊，为缓和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稳定封建统治的长远利益服务，因而也受到统治阶级的极大重视。它是我们研究秦汉间及西汉初年儒家思想的重要资料。<br><br>《谷梁》在战国时一直是口耳相传的。据唐朝人的说法，最初传授《谷梁传》的，是一个名叫谷梁俶的人，他一名赤，字元始，说是曾受经于孔子的弟子子夏。但据后人考证，《谷梁传》中曾引“谷梁子曰”，竟然自己称引自己，书中还有引用公羊子的话并加以辩驳的情况，因此有人认为成为要较《公羊传》为晚。
最近更新 哀公（元年～十四年）| 2019-04-05 13:35
举世皆知苏东坡为一代文豪，却很少有人知道他是一个“易学大师”，曾经写过一本《东坡易传》。<br><br>苏轼幼时便随眉山道士张易简读书学《易》，少年时欲入山林当道士，终生与道士高人交往频繁，深晓《周易》占卜和“胎息”养生之术，并自称“铁冠道人”。其父苏洵精通《太玄》，晚年欲作《易传》未成，遗命苏轼继作此书。苏轼于45岁左右被贬官于黄州时开始撰写《易传》，此后不断修改，直到生命垂危之时才修改完毕。他的认知方法、执政思想深受《易经》影响，诗词文赋也因此而愈加高深玄妙，后人不解《易》理，常常只识皮毛。然而苏轼去世之后，他的著作遭到蔡京等人劈版禁毁，这本《易传》便被改头换面，以《毗陵易传》（“毗陵”为苏轼去世之地常州别名）悄然印行于世，因此罕为人知。本书作者认为“离开《东坡易传》，苏轼思想及其诗文词赋无从谈起。”全书以“四库全书”中的《东坡易传》为底本，参照其它多种刻本进行校勘整理，并在每一篇章前写了简要评介，以便于读者阅读和理解。
最近更新 未 济 卦 (第六十四)| 2019-04-05 15:10
| 佛教十三经 | 连载中2284 点击
最近更新 卷五-如来成所作事品第八| 2019-05-22 13:04
距今二千多年前的《论语》抄本。这部《论语》是中国目前发现最早的抄本，不仅各篇的分章与今本多有不同，在文字上同今本的差异达七百多处，是研究儒家学说和古代文字演变的新材料，值得重视。<br><br> 单承彬〈定州汉墓竹简本《论语》性质考辨〉，将定州40号汉墓出土的简本《论语》和《说文解字》中《论语》引文、《论语》郑注本、东汉熹平石经本《论语》进行对比较后，指出定州本不仅与许慎所见鲁壁古文存在明显差异，而且与郑玄用作校本的《古文论语》也显然不同，应该属于今文《鲁论》系统；从与熹平石经比勘的结果看，它和汉代有重大影响的《张侯论》也存在某种程度的差异，可能出自不同的师传家法。<br><br> 河北省文物管理处和定县博物馆在河北定县40号汉墓（西汉中山怀王刘修墓）发掘出大批竹简。该墓位于定县城关西南四公里处的八角廊村。大约在西汉末年该墓曾被盗掘过，但由于盗掘者在墓中引起大火，盗墓人惊骇逃出，致使该墓中的一些重要文物得以保存。这批竹简虽因过火炭化，却避免了腐朽，同时也因盗扰火烧，使竹简又受到了严重的损坏。竹简出土时已经散乱残断，炭化后的简文墨字已多不清晰。此外在出土竹简的椁室东侧附近尚存有绢帛炭灰、书刀、长方形研墨石板、滴水小铜壶等，估计当时墓中可能还存放有帛书等。<br><br> 该墓竹简出土后于1974年6月送至北京保护整理。1976年6月，文物出版社邀请当时的马王堆帛书整理组成员协助整理定县竹简（编号、写释文）。1976年7月，唐山发生大地震，整理工作被迫停止。地震中，竹简虽经精心照管，但在转移中封存的盛简木箱被不知情者搬倒，使竹简又一次散乱，并遭到一定的损毁。地震后于1980年4月，由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出面召集，由李学勤先生主持负责，定县竹简的整理工作才又得以继续。经过整理，发现这批竹简内容多为先秦文献，极其珍贵。其中有《论语》620枚简，多为残简。简长16·2厘米，宽0·7厘米。每简约书19～21字不等。竹简两端和中简各有一道编绳，出土时尚保留有连缀的痕迹。<br><br> 残简的释文共有7，576字，不足今本《论语》的二分之一。其中残存文字最少的为《学而》篇，仅有20字；残存文字最多的为《卫灵公》篇，有694字，可达今本本篇的77%。简本《论语》与今本《论语》在篇章的分合上也多有不同：如简本《乡党》“食不厌精”至“乡人饮酒”，今本分为二、三、五章的都有，而简本仅为一章；“雷风烈必变”与“升车”，今本分为两章，而简本也只是一章。《阳货》“子贡曰君子有恶乎”今本别为一章，而简本则同上面“子路曰”合为一章。特别是《尧曰》篇，今本为三章，而简本则为两章；今本的第三章在简本中用两个小圆点与上间隔，用两行小字抄写在下面，好像是附加的一些内容。在题写章节与字数的残简中，正有一枚记《尧曰》篇“凡二章，凡三百廿二字“，则知简本《尧曰》只有两章，与今本不同。<br><br> 此外各章文字与今本也有不少出入。简本《论语》虽是残本，因中山怀王刘修死于汉宣帝五凤三年（公元前55年），所以它是公元前55年以前的抄本，当时世有《鲁论》、《齐论》、《古论》三种《论语》存在，因此简本《论语》的出土为研究《论语》的版本流传提供了新的材料。<br><br> 关于该墓葬及出土文物情况，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撰写了《河北定县40号汉墓发掘简报》发表在1981年第8期《文物》杂志上。同期《文物》杂志还刊登了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河北省博物馆、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定县汉墓竹简整理组联合撰写的《定县40号汉墓出土竹简简介》一文，对该墓出土的竹简的形制、内容做了大致的介绍，同时还刊布了简文中《儒家者言》的释文。1997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了由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和定县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合编的定州汉墓竹简《论语》一书。书中对出土简本《论语》的版本、文句也做简单的介绍，同时还对《论语》的全部释文做了简单的注释和校勘。
最近更新 章數簡| 2019-04-05 13:35
<strong>论语序说</strong><br><br>史记世家曰：“孔子名丘，字仲尼。其先宋人。父叔梁纥，母颜氏。以鲁襄公二十二年，庚戌之岁，十一月庚子，生孔子于鲁昌平乡陬邑。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及长，为委吏，料量平；为司职吏，畜蕃息。适周，问礼于老子，既反，而弟子益进。昭公二十五年甲申，孔子年三十五，而昭公奔齐，鲁乱。于是适齐，为高昭子家臣，以通乎景公。公欲封以尼溪之田，晏婴不可，公惑之。孔子遂行，反乎鲁。定公元年壬辰，孔子年四十三，而季氏强僭，其臣阳虎作乱专政。故孔子不仕，而退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九年庚子，孔子年五十一。公山不狃以费畔季氏，召，孔子欲往，而卒不行。定公以孔子为中都宰，一年，四方则之，遂为司空，又为大司寇。十年辛丑，相定公会齐侯于夹谷，齐人归鲁侵地。十二年癸卯，使仲由为季氏宰，堕三都，收其甲兵。孟氏不肯堕成，围之不克。十四年乙巳，孔子年五十六，摄行相事，诛少正卯，与闻国政。三月，鲁国大治。齐人归女乐以沮之，季桓子受之。郊又不致膰俎于大夫，孔子行。适卫，主于子路妻兄颜浊邹家。适陈，过匡，匡人以为阳虎而拘之。既解，还卫，主蘧伯玉家，见南子。去适宋，司马桓魋欲杀之。又去，适陈，主司城贞子家。居三岁而反于卫，灵公不能用。晋赵氏家臣佛肸以中牟畔，召孔子，孔子欲往，亦不果。将西见赵简子，至河而反，又主蘧伯玉家。灵公问陈，不对而行，复如陈。季桓子卒，遗言谓康子必召孔子，其臣止之，康子乃召冉求。孔子如蔡及叶。楚昭王将以书社地封孔子，令尹子西不可，乃止。又反乎卫，时灵公已卒，卫君辄欲得孔子为政。而冉求为季氏将，与齐战有功，康子乃召孔子，而孔子归鲁，实哀公之十一年丁巳，而孔子年六十八矣。然鲁终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乃叙书传礼记。删诗正乐，序易彖、系、象、说卦、文言。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二人。十四年庚申，鲁西狩获麟，孔子作春秋。明年辛酉，子路死于卫。十六年壬戌、四月己丑，孔子卒，年七十三，葬鲁城北泗上。弟子皆服心丧三年而去，惟子贡庐于冢上，凡六年，孔子生鲤，字伯鱼，先卒。伯鱼生急，字子思，作中庸。”<br><br> 何氏曰：“鲁论语二十篇。齐论语别有问王、知道，凡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颇多于鲁论。古论出孔氏壁中，分尧曰下章子张问以为一篇，有两子张，凡二十一篇，篇次不与齐鲁论同。”<br><br> 程子曰：“论语之书，成于有子曾子之门人，故其书独二子以子称。” 程子曰：“读论语：有读了全然无事者；有读了后其中得一两句喜者；有读了后知好之者；有读了后直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br><br> 程子曰：“今人不会读书。如读论语，未读时是此等人，读了后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读。”<br><br> 程子曰：“颐自十七八读论语，当时已晓文义。读之愈久，但觉意味深长。”<br><br><br><strong>读论语孟子法</strong>程子曰：“学者当以论语孟子为本。论语孟子既治，则六经可不治而明矣。读书者当观圣人所以作经之意，与圣人所以用心，圣人之所以至于圣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所以未得者。句句而求之，昼诵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气，阙其疑，则圣人之意可见矣。”<br><br> 程子曰：“凡看文字，须先晓其文义，然后可以求其意。未有不晓文义而见意者也。”<br><br> 程子曰：“学者须将论语中诸弟子问处便作自己问，圣人答处便作今日耳闻，自然有得。虽孔孟复生，不过以此教人。若能于语孟中深求玩味，将来涵养成甚生气质！”<br><br> 程子曰：“凡看语孟，且须熟读玩味。须将圣人言语切己，不可只作一场话说。人只看得二书切己，终身距也。”<br><br> 程子曰：“论孟只剩读着，便自意足。学者须是玩味。若以语言解着，意便不足。”<br><br> 或问：“且将论孟紧要处看，如何？”程子曰：“固是好，但终是不浃洽耳。”<br><br> 程子曰：“孔子言语句句是自然，孟子言语句句是事实。”<br><br> 程子曰：“学者先读论语孟子，如尺度权衡相似，以此去量度事物，自然见得长短轻重。”<br><br> 程子曰：“读论语孟子而不知道，所谓‘虽多，亦奚以为’。”<br>
最近更新 卷十 尧曰第二十| 2019-04-05 13:36
作者：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
最近更新 卷五十·有司彻第十七| 2019-04-05 13:58
《周礼》、《仪礼》、《礼记》，合称三礼。《周礼》又称《周官》，讲官制和政治制度。《仪礼》记述有关冠、婚、丧、祭、乡、射、朝、聘等礼仪制度。《礼记》则是一部秦汉以前儒家有关各种礼仪制度的论著选集，其中既有礼仪制度的记述，又有关于礼的理论及其伦理道德、学术思想的论述。这里，仅就有关《仪礼》一书的一些问题作一些简要的说明。<br><br>《仪礼》的篇数与作者今《十三经注疏》本《仪礼》，共十七篇，目次如下：<br><br>士冠礼第一士昏礼第二士相见礼第三乡饮酒礼第四乡射礼第五燕礼第六大射礼第七聘礼第八公食大夫礼第九觐礼第十丧服第十一士丧礼第十二既夕礼第十三士虞礼第十四特牲馈食礼第十五少牢馈食礼第十六有司彻第十七这个次序，为汉刘向《别录》所列。据文献记载，汉武帝时，在孔壁中发现《古礼》五十六篇，其中十七篇与汉初经生所传十七篇《仪礼》相同，但多出三十九篇。此三十九篇礼文久佚，学者称之为《逸礼》。<br><br>由此便产生一个问题：十七篇《仪礼》是不是一个残本。一种观点据此认为，十七篇《仪礼》是一部残缺不完之书。另一种观点正与此相反，认为十七篇《仪礼》并非一不完全的残本，而是一部完备的著作。清人邵懿辰《礼经通论》对此有很详细的论证。《礼记。昏义》说：“夫礼始于冠，本于昏，重于丧祭，尊于朝聘，和于射乡，此礼之大体也。<br><br>观今本《仪礼》十七篇，《昏义》所说作为“礼之大体”的上述八项内容，皆完整无缺。另外，《礼记》中有很多篇是直接解释《仪礼》的。<br><br>《礼记》有《冠义》释《士冠礼》；有《昏义》释《士昏礼》；有《问丧》释《士丧礼》；有《祭义》、《祭统》释《郊特牲》、《少牢馈食礼》、《有司彻》；有《乡饮酒义》释《乡饮酒礼》；有《射义》释《乡射礼》、《大射礼》；有《燕义》释《燕礼》；有《聘义》释《聘礼》；有《朝事》（《大戴礼记》）释《觐礼》；有《丧服四制》释《丧服》，都不出《仪礼》十七篇之外。由此可见，今本《仪礼》，应该说是一部体系和内容完备的著作。邵懿辰认为，“经礼三百，曲礼三千”（《礼记。礼器》），古来之礼，不止此十七篇，亦不止《汉书。艺文》
最近更新 丧服四制第四十九| 2019-04-05 13:37
序 <br><br>《子夏易传》一为二卷，一为十一卷。旧本题卜子夏（前５０７一？）撰。子夏姓卜名商，春秋末晋国温（今河南温县）人，孔子学生，为莒父宰。孔子死后，到魏国讲学，主张国君要学习《春秋》，吸取历史教训，宣扬“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等观点’，李克、呈起都是其弟子，魏文侯也尊以为师，相传《诗》、《春秋》等儒家经典就是由他传授下来的。学术界历来主张，此书为后人伪撰，而托附于子夏名下，《四库全书总目》认为“其伪中生伪，至一至再而未已者，亦莫若是书”。《隋书·经籍志》所著录的二卷本，其实是魏晋间大兴《易》学之风时为当时人所伪撰而流布于世。据《唐会要》载“开元七年诏”，当时因《子夏易传》无传习者，遂令儒官详定，刘知已认为，此书不见于《汉书·艺文志》，至梁阮孝绪《七录》始有著录，作六卷，或云韩婴作，或云丁宽作，而至为，可疑。司马贞认为，刘向《七略》有《子夏易传》，但其书久佚，晋荀勖《中经簿》有《子夏易传》四卷，或云丁宽，是其已怀疑非子夏所撰。因此，唐玄宗采纳了刘、司马氏的建议，而停止向学校颁行。代宗以年，此本亡佚。清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中有辑佚本。今所传十一卷本，始为晁说之《传易堂记》所著录，其称“今称《子夏传》者，乃唐张弧之《易》。据此，则今本应是张弧伪撰。弧为唐末人，曾官大理寺评事。其书以王弼《周易注》为底本而说以义理，所说义理，大致上以儒家“王道”的社会政治思想与《周易》经文相附会。迨朱彝尊作《经义考》，证以陆德明《经典释文》、李鼎祚《周易集解》及王应麟《困学纪闻》所引诸条目，则于今本全无，知张弧伪撰之书又遭后人增削伪纂，并又多衍出一卷，为十一卷。因此，今本《于夏易传》不但不是子夏所撰，亦并非完全为张弧所撰，云其出自众家之手，可谓不诬。二本虽为伪造，但其内容却有—定的参考价值，孕含了较多汉唐时期的《易》学思想，《四库全书总目》云“案说《易》之家，最古者莫若是书”，故其对研究、探讨《周易》古义，二本参稽，仍为它书所不可替代。二卷本除为马国翰所辑外，《汉学堂丛书·经解·逸书考》中亦有考辑。今本则有《四库全书》本，《通志堂经解》本及《学津讨原》本等。 <br>
最近更新 子夏易学初探| 2019-04-05 15:09
“晰名物之殊，辨典礼之异”<br><br> 大千世界，万物纷呈，其名各异。百姓大众呼物品而欲究其得名之由。适应这种心理需要，我国东汉末年出现了一部专门探求事物名源的佳作，这就是《释名》。<br><br> 《释名》作者刘熙，字成国，北海（今山东省寿光、高密一带）人，生活年代当在桓帝、灵帝之世，曾师从著名经学家郑玄，献帝建安中曾避乱至交州，《后汉书》无传，事迹不详。<br><br> 《释名》共8卷。卷首自序云：自古以来，器物事类“名号雅俗，各方名殊，……夫名之于实各有义类，百姓日称，而不知其所以之意，故撰天地、阴阳、四时、邦国、都鄙、车服、丧纪，下及民庶应用之器，论叙指归，谓之《释名》，凡二十七篇”。说明刘熙撰此书的目的是使百姓知晓日常事物得名的原由或含义。其27篇依次是：释天，释地，释山，释水，释丘，释道，释州国，释形体，释姿容，释长幼，释亲属，释言语，释饮食，释采帛，释首饰，释衣服，释宫室，释床帐，释书契，释典艺，释用器，释乐器，释兵，释车，释船，释疾病，释丧制。所释名物典礼共计1502条。虽不够完备，但已可窥见当时名物典礼之大概。<br><br> 刘熙解释名源，采用的是声训的方式。所谓声训，就是用声音相同或相近的字来解释词义。声训在先秦典籍中已有采用。汉代《尔雅》、《方言》、《说文解字》等著作中，声训用得也很多。但全书的名物语词都用声训来解释，则《释名》为第一书，是刘熙的独创。<br><br> 《释名》中的声训，从训释词和被训释词的关系来看，大致有几种情况，即：或同音，如“贪，探也，探取入他分也。”<br><br> “勇，踊也，遇敌踊跃欲击之也。”贪与探、勇与踊同音；或音近，如“罵，迫也，以恶言被迫人也。”（罵，鱼部明纽上声字；迫，铎部帮纽入声字）；或双声，如“河，下也，随地下处而通流也。”（河、下皆匣纽）；或叠韵，如“月，阙也，满则阙也。”（月、阙皆在月部）《释名》在用一个字做声训之后，还接着说明用该字释义的理由。如“探取入他分”，说明了以“探”释“贪”的原由；“满则阙”，说明以“阙”释“月”的原由。这样也就从音义的结合上说明了一个名称的来由。<br><br> 《释名》用声训解释名物典礼，有些讲得较贴切，有些则为穿凿杜撰之说。如“斧，甫也。甫，始也。凡将制器始用斧伐木已，乃制之也。”（《释用器》）“发，拔也，拔擢而出也。”（《释形体》）“雹，跑也，其所中物皆摧折，如人所蹴跑也。”（《释天》）这样的解释显得十分牵强。其实世上事物得名的途径很多，情况非常复杂。而通过声音线索由一物名衍生出另一物名，只是起名的一种途径而已。而且有的名称由约定俗成而来，仅仅是记录事物的一种代号，音与义之间并无联系。所以对事物之名如果全通过声训来解释，势必出现悖误。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批评《释名》“中间颇伤穿凿”。不过，远在1700多年以前，刘熙能写出这么一部具有语源学性质的书，实在可贵。<br><br> 《释名》与《尔雅》、《方言》、《说文解字》历来被视为汉代4部重要的训诂学著作，在训诂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其价值主要表现为：<br><br> 1。《释名》以声训解释名物，为因声求义开辟了道路，促使了古代韵书的产生。《释名》又集汉代音训之大成，为考见汉末语音，研究上古音提供了可靠的材料。特别可贵的是，《释名》中记录了当时一些语词的方言读法，如《释天》：“天，豫、司、兖、冀以舌腹言之。天，显也，在上高显也，清、徐以舌头言之。”“风，兖、豫、司、冀横口合唇言之。风，氾也，其气博氾而动物也。清、徐言‘风’踧口开唇推气言之。”<br><br> 这些记录说明了汉代一些方言语词的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是扬雄《方言》所没有的，因而十分宝贵。<br><br> 2。《释名》记录了很多汉代通用的语词，可与《尔雅》、《说文》以及古代经典或传注相参证。如《说文。禾部》：“秦，伯益之后所封国，地宜禾。从禾，舂省。”《释名。释州国》： “秦，津也，其地沃衍有津润也。”此说正是秦“地宜禾”之证。尤其是《释名》中有许多与《尔雅》、《说文》及经传不同或不尽相同的训释，是很有价值的训诂材料。如《诗。邶风。泉水》：“我思肥泉。”毛传：“所出同，所归异曰肥泉。”<br><br> 出自同一源头而流向异处的泉水为何称为“肥泉”？《释名。释水》曰：“本同出时所浸润少，所归各枝散而多似肥者也。” 刘熙说明了原委，比毛传更进了一步。又如《礼记。曲礼上》：“七十曰老而传，八十、九十曰耄。”《释名。释长幼》曰：<br><br> “七十曰耄，头发白耄耄然也。八十曰耋，耋，铁也，皮肤黑色如铁也。九十曰鲐背，背有鲐文也。”这一解释有异于《曲礼》，内容也较丰富。又如《说文》：“瓦，土器也，已烧之总名。”瓦本指烧制的陶器。《释名。释宫室》：“瓦，踝也，踝，坚确貌也。”这里所说的瓦是指盖房顶的瓦（古瓦有当，向外。<br><br> 瓦与当连，犹如人足与踝相连，故以“踝”释“瓦”）。这说明至少在汉末“瓦”的词义已发生了转移。这类材料对我们探讨词义学和汉语史都很有价值。<br><br> 3。《释名》还保留了汉代的一些古语。如《释天》：“露，虑也，覆虑物也。”“覆虑”是古语，亦谓之“覆露”，在《汉书。晁错传》、《严助传》、《淮南子。时则篇》中都曾出现，是“荫庇”、“霑润”之义。《释天》：“虹，又曰美人。”这是古代俗称。传说古时有一对夫妻，荒年菜食而死，俱化成青虹，故俗呼为美人虹。《释丧制》：“汉以来谓死为物故。”“狱死曰考竟。”这些古语，传达了上古时代语言的信息，可以作为考察古今语言发展轨迹的凭据。<br><br> 4。《释名》所训释的对象不侧重于文献语言，而重于日常名物事类，因此它涉及社会生活面广，从天文、地理到人事、习俗都有所反映，加上《释名》成书去古未远，所以可以因所释名物推求古代制度。如《释书契》：“汉制，约敕封侯曰册。册，赜也，敕使整赜不犯之也。”说明汉代册封侯王时立有整敕其不得犯法的文书。又如《释典艺》：“碑，被也。<br><br> 此本葬时所设也，施鹿卢（辘轳）以绳被其上，引以下棺也。<br><br> 臣子追述君父之功，美以书其上。后人因焉，无故（即物故）建于道陌之头、显见之处，名其文就，谓之碑也。”碑的功用的演变由此可见。原来，古时丧葬，在墓坑两端各树一石碑，碑间架辘轳，以绋绕辘轳上，挽棺缓缓下放。后来碑用来追述先人功业。《释书契》：“笏，忽也。君有教命及所启白，则书其上，备忽忘也。”由此我们可了解古代朝会时大臣所执手板的用途。《释衣服》：“裲裆，其一当胸，其一当背也。”<br><br> 汉代的裲裆，相当于后代的背心。“帔，披也，披之肩背，不及下也。”帔即披肩。前人认为始于晋，由此可见汉末就有了。<br><br> 《释首饰》：“髲，被也，发少者得以被助其发也。”原来假发早在汉代就作为头饰了。“穿耳施珠曰珰。此本出于蛮夷所为也。蛮夷妇女轻浮好走，故以此珰锤之也。今中国人效之也。”<br><br> 珰的产生及其流传情况由此可见。《释用器》：“枷，加也，加杖于柄头，以挝穗而出其谷也。”可见今天一些地区脱粒用的农具连枷的历史相当悠久。阅读这些记载，可以获得百科知识，了解我国古代社会的文明史，考究事物缘始和汉代生产生活情况。<br><br> 从上所述可见《释名》对研究训诂学、语言学、社会学来说，都是极为重要的著作。清人毕沅说：“其书参校方俗，考合古今，晰名物之殊，辨典礼之异，洵为《尔雅》、《说文》以后不可少之书。”（《释名疏证。序》）这一评价是很中肯的。<br><br> 《释名》产生后长期无人整理，到明代，郎奎金将它与《尔雅》、《小尔雅》、《广雅》、《埤雅》合刻，称《五雅全书》。<br><br> 因其他四书皆以“雅”名，于是改《释名》为《逸雅》。从此《释名》又别称《逸雅》。《释名》的明刻本缺误较多，清人对它进行补证疏解，其中最重要的著作是毕沅的《释名疏证》，王先谦的《释名疏证补》，后者为清人研究整理《释名》的集大成之作。
最近更新 釋 名 卷 四| 2019-04-05 15:10
南齐书是一部记载南齐封建割据政权历史的书，齐梁皇族萧子显作。全书六十卷，现存五十九卷。 南齐是南北朝时期继宋以后在南方割据的封建王朝。公元四七九年，萧道成（南齐高帝）建立南齐，传了三代。四九四年，萧道成的侄子萧鸾（南齐明帝）夺取了帝位，传了两代。五○二年，萧衍（梁武帝）灭了南齐，另建了梁朝。南齐的统治只有二十三年，是南北朝时期最短促的一个朝代。它建都在建康（今南京），统治的地区西到现在的四川，北到淮河、汉水，萧鸾时期又在淮河以南失去一些地方。当时同南齐对立的，是割据北方的北魏封建政权（公元三八六到五三四），北魏的军事力量要比南齐强些。<br><br> 萧子显（约公元四八九到五三七），字景阳，南兰陵郡南兰陵县（今江苏常州西北）人，是萧道成的孙子。他父亲豫章王萧嶷在南齐前期曾煊赫一时，他本人在梁做到吏部尚书。他虽然还是梁朝统治集團中的上層人物，但这时他家的政治地位已经衰落下来。<br><br> 萧子显入梁以后，还是积极地为鞏固梁朝政权效力。萧衍曾当面向萧子显兄弟表示，希望他们作梁朝的「忠臣」。萧子显也就特别利用了自己的文史才能为梁朝的封建统治服务。他曾奏请编纂萧衍的文集，赞美萧衍掛名主编的通史，并在国学里讲解由萧衍题名的五经义。他还编写了五卷普通北伐记，这书虽已不可见，而顾名思义，应是颂扬萧衍在普通年间（公元五二○到五二六）的军事活动的。他编写南齐书，也是经过奏请的。萧子显还著有后汉书一百卷、贵俭传三十卷、文集二十卷，都没有流传下来。 南齐初年，萧道成设置史官，命檀超、江淹等编集「国史」。在梁代，沈约著有齐纪，吴均著有齐春秋。萧子显的南齐书，多取材於檀超、江淹等的书稿，而他们的稿子没有，传下来。沈约、吴均的书约在十一世纪以后也散失了。关於南齐的最早只有这部南齐书。<br><br> 南齐书六十卷，见於梁书萧子显传。到了旧唐书经籍志著录这部书，就只有五十九卷了。刘知几史通序例曾说过南齐书原有序录，后人从而推论南齐书佚失的一卷就是。萧子显虽然是以封建史臣的观点来修史的，但他以当代人记当代事，在南齐书里保留了一定数量的比较原始的史料。关於统治者对人民的残酷压榨及统治阶级集團内部的倾轧残杀，书中都有所记载。对当时唐禹之领导的农民起义，在豫章文献王嶷传、竟陵文宣王子良传、沈文季传等里，也提供了材料。此外对南齐一代的文学史、思想史、科学史方面的情况也有一定的反映。如科学家祖冲之，在南齐书里就有一篇比较详细的传。总的来说，南齐书是一部研究南齐历史的重要史书。<br><br> 点校南齐书，是用商务印书馆影印的宋大字本（简称百衲本）作底本，参校了明、南监本北监本汲古阁本、清武英殿本、金陵书局本。另外，还参校了沈约宋书中的志，以及南史、通典、册府元龟、太平御览、资治通鑑、资治通鑑考异等书的有关部分。对於前人校勘的成果，我们採用了周星诒、张元济、张森楷的三种南齐书校勘记稿本，以及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等书。
最近更新 卷五十九列传第四十 芮芮虏 河| 2019-04-05 16:08
晋书一百三十卷，包括帝纪十卷，志二十卷，列传七十卷，载记三十卷，唐房玄龄等撰。它的叙事从司马懿开始，到刘裕取代东晋为止，记载了西晋和东晋封建王朝的兴亡史，并用「载记」形式，兼叙了割据政权「十六国」的事蹟。<br><br> 晋书的修撰，从贞观二十年（公元六四六年）开始，二十二年（公元六四八年）成书，历时不到三年。参加编写的前后二十一人，其中房玄龄、褚遂良、许敬宗三人为监修，其余十八人是令狐德棻、敬播、来济、陆元仕、刘子翼、卢承基、李淳风、李义府、薛元超、上官仪、崔行功、辛丘驭、刘胤之、杨仁卿、李延寿、张文恭、李安期和李怀俨。天文、律历、五行三志，出自李淳风之手；修史体例，是敬播擬订的，没有流传下来。由於李世民（唐太宗）曾给宣帝（司马懿）、武帝（司马炎）一纪及陆机、王羲之两传写了四篇史论，所以又题「御撰」。<br><br> 唐代以前写成的晋史有二十多种，在唐初，除沈约、郑忠、庾铣三家晋书已亡佚外，其余都还存在，当时认为「制作虽多，未能尽善」，所以李世民才下诏重修。在修撰晋书时所能见到的晋代文献，除上述专史外，还有大量的诏令、仪注、起居注以及文集，可供採择的资料应当说是很丰富的。但此书的编撰者只用臧荣绪晋书作为蓝本，并兼採笔记小说的记载，稍加增饰。对於其他各家的晋史和有关史料，虽然也曾参考过，却没有充分利用和认页加以选择考核。因此成书之后，即受到当代人的指实，认为它「好採诡谬碎事，以广异闻；又所评论，竞为绮艳，不求笃实」。刘知几在史通里也批评它不重视史料的甄别去取，只追求文字的华丽。 李世民统治时代所修的前代史书，在晋书之外，还有梁、陈、北齐、周、隋五代史，何以李世民偏要选择晋书来写史论呢？这主要因为西晋是个统一的王朝，它结束了三国时期几十年的分裂局面。然而它的统一又是短暂的，不久就发生了中原地区的大混战，此后便形成了东晋和十六国、南朝和北朝的长期对立。李世民作为统一的唐朝的创业之君，很想对於晋朝的治乱兴亡进行一番探索，作为借鑑。正由於这个缘故，所以把西晋王朝的奠基人司马懿和完成统一事业的司马炎当作主要研究对象（关於陆机、王羲之的史论，主要着眼於他们的文学艺术成就，属於另一种情况，姑置不论）。宣帝（司马懿）、武帝（司马炎）二纪的史论，虽然比较笼统，没有触及晋朝治乱兴衰的实质，但它指出司马炎「居治而忘危」，「不知处广以思狭」，「以新集易动之基，而无久安难拔之虑」，这些评论总算是看到了一些现象。<br><br> 由於晋书成於众手，从历史编纂学的角度来看，还存在不少问题，前后矛盾，失去照应，叙事错误、疏漏，指不胜屈。如冯紞传说「紞兄恢，自有传」，殷顗传说「弟仲文、叔献，别有传」，而实际上书中并没有冯恢传和殷叔献传。李重传说「重议之，见百官志」，其实本书没有百官志，只有职官志，其中不载李重奏议。司马彪传说「语在郊祀志」，实际上本书没有郊祀志，此事也不见於礼志。又如地理志仅详於西晋的情况，永嘉以后到东晋时代的建置和演变则非常简略，对於侨置郡县也不加区分，以致混淆不清。至於叙事中人名、地名、官职、时间、地点的错误和歧异就更多，一部分在※校勘记里已经指出，这里不再详举。虽然这部书是有缺点的，但由於唐代以前的诸家晋书已经失传，它还是我们今天研究两晋历史的一部主要参考书，包含了不少可供我们利用的资料。如东晋末年孙恩、卢循所领导的大规模农民起义，侭管作者有严重歪曲，史实也有遗漏，但本传中还是记述了起义的概况。对於晋朝统治者的贪鄙无恥，本书也有所揭露。如刘毅传，反映了开国皇帝的出卖官职。武帝纪和愍怀太子、何曾、任愷、会稽王道子等传，记载了从皇帝太子到大官僚的唯利是图，骄奢淫逸。在石崇传里，我们还可以看到身为荆州刺史的石崇竟公开抢劫，因而成为巨富，拥有水碓三十余区，家奴八百多人。在王戎传，可以看到「园田水碓，周徧天下」的大官僚王戎，仍然「积实聚钱，不知纪极，每自执牙筹，书夜算计，恒若不足」的贪婪醜態。文苑王沈传中的释时论和隐逸鲁褒传中的钱神论，则把当时统治阶级无耻鑽营、贪财好利的醜恶本性，作了淋漓尽致的讽刺和嘲弄。在志的部分，如食货志从三国时代叙起，大体弥补了三国志无志的缺憾；律历志所记几种历法，是我国科学史上的重要资料；因崔鸿的十六国春秋已经亡佚，三十卷载记成为了解十六国汉族、少数族之间的阶级斗争、民族斗争和民族融合的重要史料。
最近更新 载记第三十 赫连勃勃| 2019-04-05 16:11
《三国志》六十五卷，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寿事迹具晋书本传，松之事迹具宋书本传。凡魏志三十卷，蜀志十五卷，吴志二十卷。其书以魏为正统，至习凿齿作汉晋春秋始立异议。自硃子以来，无不是凿齿而非寿。然以理而论，寿之谬万万无辞；以势而论，则凿齿帝汉顺而易，寿欲帝汉逆而难。盖凿齿时晋已南渡，其事有类乎蜀，为偏安者争正统，此孚於当代之论者也。寿则身为晋武之臣，而晋武承魏之统，伪魏是伪晋矣。其能行於当代哉？此犹宋太祖篡立近於魏，而北汉、南唐迹近於蜀，故北宋诸儒皆有所避而不伪魏。高宗以后，偏安江左，近於蜀，而中原魏地全入於金，故南宋诸儒乃纷纷起而帝蜀。此皆当论其世，未可以一格绳也。惟其误沿史记周、秦本纪之例，不讬始於魏文，而讬始曹操，实不及魏书叙记之得体，是则诚可已不已耳。<br><br> 宋元嘉中，裴松之受诏为注，所注杂引诸书，亦时下己意。综其大致约有六端：一曰引诸家之论，以辨是非；一曰参诸书之说，以核讹异；一曰传所有之事，详其委曲；一曰传所无之事，补其阙佚；一曰传所有之人，详其生平；一曰传所无之人，附以同类。其中往往嗜奇爱博，颇伤芜杂。如袁绍传中之胡母班，本因为董卓使绍而见，乃注曰「班尝见太山府君及河伯，事在搜神记，语多不载」，斯已赘矣。锺繇传中乃引陆氏异林一条，载繇与鬼妇狎昵事；蒋济传中引列异传一条，载济子死为泰山伍伯，迎孙阿为泰山令事；此类凿空语怪，凡十馀处，悉与本事无关，而深於史法有碍，殊为瑕类。又其初意似亦欲如应劭之注汉书，考究训诂，引证故实。故於魏志武帝纪沮授字则注「沮音菹」，獷平字则引续汉书郡国志注「獷平县名属渔阳」，甬道字则引汉书「高祖二年与楚战筑甬道」，赘旒字则引公羊传，先正字则引文侯之命，释位字则引左传，致届字则引诗，绥爰字、率俾字、昬作字则皆引书，纠虔天刑字则引国语。至蜀志郤正传释诲一篇，句句引古事为注至连数简。又如彭羕传之革不训老，华佗传之旉本似专，秦宓传之棘革异文，少帝纪之叟更异字，亦间有所辨证，其他传文句则不尽然。然如蜀志廖立传首忽注其姓曰补救切，魏志凉茂传中忽引博物记注一繦字之类，亦间有之。盖欲为之而未竟，又惜所已成，不欲删弃，故或详或略，或有或无，亦颇为例不纯。然网罗繁富，凡六朝旧籍今所不传者，尚一一见其厓略。又多首尾完具，不似郦道元水经注、李善文选注皆翦裁割裂之文。故考证之家，取材不竭，转相引据者，反多於陈寿本书焉。
最近更新 魏书 乌丸鲜卑东夷传| 2019-04-05 16:11
《华阳国志》是中国现存最早而又基本完整的一部地方志书，是由[东晋]著名史学家。我国历史地理学的开创者常璩编纂的。<br><br> 《华阳国志》成书于公元355年之前，记载了中国今四川、云南、贵州三省及甘肃、陕西、湖北部分地区之远古典籍、神话、传说、沿革、地理、风土及人物史事。其时间则从上古直到[东晋]初年，即所谓“肇自开辟，终乎永和三年（公元347年）”。全书共十余万字，分为《巴志》、《汉中志》、《蜀志》、《南中志》、《公孙述、刘二牧志》、《刘先主志》、《刘后主志》、《大同志》、《李特、雄、期、寿、势志》、《先贤士女总赞》、《后贤志》、《序志并士女目录》等十二卷。第一至四卷以各区地理为主，相当于纪传体史书中的地理部份；五至九卷则按年代顺序叙述了西南地区的公孙述、刘焉父子、蜀汉、成汉四个割据政权以及西晋时期的历史，相当于纪传体史书中的本纪部份，但更详；十至十二卷则记载了历代的名人，相当于纪传体史书中的列传部份，但较略。常璩首创历史、地理、人物综合编定方志的体例，一扫方志“述而不作”、“史地人分家”等弊端，对以后历代地方志的编修，影响极为深远。 常璩本人生长在四川，为官在四川，见闻广博，资料熟悉，认真吸收了前人成果，所以他编的《华阳国志》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加之编纂得法，内容充实，议论诚笃，结构严谨，历来被人们所推崇。宋代吕大防谓“蜀记之可观，未有过于此者”；清代廖寅则谓“后有修滇、蜀方志者，据以为典”。历代多数史学家都认定为地方史志之佳作。直到今天，《华阳国志》仍是我们了解中国西南地区古代历史的最重要的典籍。
最近更新 華陽國志校補圖注 附錄二| 2019-04-06 22:47
刘铭传——台湾第一巡抚，（1836-1896），字省三，号大潜山人，出生于安徽肥西县刘老圩一个世代耕织务农的农家。自幼托身陇亩，生活非常窘困。但为人刚毅任侠，耿介勇敢，平时喜欢耍枪弄棒，练就一身武艺。曾杀土豪、劫富户、捍法网，闯荡江湖，成为官府追捕的要犯。 <br><br>清咸丰四年（1854），接受官府招安，在乡兴办团练。时太平天国运动正如火如荼地展开，刘铭传率团练与太平军对抗。1859年率团勇攻陷六安、驰援寿州，因功升千总。1862年，率练勇编入李鸿章的淮军，号称“铭字营”。在追随李鸿章、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的过程中，刘铭传因凶悍善战，战功显赫，很快由千总、都司、参将、副将提升为记名总兵，成为李鸿章麾下的一员大将。1865年因在山东镇压捻军而提升为直隶总督，并获得清廷三等轻车都尉世职及一等男爵的封赏。1868年，奉旨督办陕西军务，旋因积劳成疾，辞官回乡。 <br><br>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已解甲归田，在乡间隐居多年的刘铭传愤然而起，准备重赴沙场，杀敌报国。清政府任命他为督办台湾事务大臣，筹备抗法，不久又授福建巡抚，加兵部尚书衔。刘铭传于1884年7月16日抵达基隆，第二天即巡视要塞炮台，检查军事设施，并增筑炮台、护营，加强台北防务。在他到达基隆的第15天，战争就爆发了。 <br><br>1884-1885年的中法战争，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在越南北部及中越边境进行；第二阶段战火扩大到福建台湾沿海，有陆战和海战两个战场，尤以台湾陆战最为激烈。这是台湾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来一次规模最大、历时最久、战斗最为激烈的反抗殖民侵略的战争。在此之前，鸦片战争时期英国军舰对于台湾至多是骚扰牵制；日本因琉球船民被杀侵犯台湾，双方也并未正式接触。此次法军侵台，实属决心占据，事态的严重远非前两次可比，可以说，这是近代台湾真正的大保卫战。 1884年8月4日，法舰直逼基隆，法军远东舰队司令孤拔和副司令利士比派一副官上岸，要求守军“于明日上午八时以前将炮台交出”，守军置之不理。5日，法舰在利比士的指挥下齐向基隆炮台猛烈开火，摧毁了清军数处炮垒及营房，守军于死伤十余人后向内地撤退。法军登陆，占领基隆港，将港内各种设施和炮台尽行破坏。6日下午，法军陆战队向基隆市街搜索前进，并攻击附近高地。守军在刘铭传亲自统率下奋勇从各个方向进行反击，逐渐缩小包围圈。经过几小时的激战，法军伤亡100余人，狼狈逃回军舰，侵占基隆的计划破产了。 <br><br>法军侵犯基隆首战即告失败，于是又向清政府提出新的和议条件，清政府再次拒绝。此时，法舰已有预谋地集中于福州马江，乘清军将吏相信“和谈大有进步”、丝毫不作准备之际，于23日下午发动突然袭击，把南洋水师所有战舰全部击沉，然后炮轰马尾造船厂和马江沿岸各炮台。从此，法军就牢牢地掌握了台湾海峡的制海权，得以随心所欲地全力侵台。 <br><br>10月1日，孤拔率多名士兵在十余艘军舰百余门大炮的猛烈炮火掩护下再犯基隆。守军奋勇抵抗约两小时，伤亡百余人，最后被迫后撤。法军乘势登陆进攻，基隆港湾及周围阵地尽失，基隆市区告危。这时，法军在利士比的指挥下正进攻沪尾。刘铭传在得到大批法军猛攻沪尾，沪尾不断告急要求增援的消息后，考虑到台北府城是统帅部所在地，军资饷械集中于此，不可稍有疏虞。为保台北，沪尾重于基隆，于是决定撤离基隆，移师沪尾。法军占领基隆后，于8日又对沪尾发起进攻。利士比以战舰七艘轰击沪尾市街和各处据点，然后登陆，分几路前进。法军不惯于陆战，一进丛林，便失去了统一指挥，只得各自为战。这时，预先埋伏在各处的清军从北、东、南三个方向奋起截杀，锐不可挡。在短兵相战中，守军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展开近战，而法军却溃不成军，伤亡累累。到最后，法军弹药已罄，全线崩溃，只得奔向海滩，逃回舰上。在这场战斗中，法方自认死27名，伤49名；刘铭传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说：“我军阵亡哨官三员，死伤兵勇百余人，法军被斩首二十五级，枪杀三百余人。此外又俘获法兵十四名，枭首示众。”通过这次战役，法国人不得不承认：“淡水的败战突然发生，它一方面使我们看出中国兵力的强大，一方面使我们明白局势的危险。这次败战是难以补救的。”自此以后，法国舰队只能轮流在淡水河口对这个海港实施封锁，再没有能力发动进攻了。 <br><br>10月11日，法国拟定新的和议条件，其中一条是法国占领基隆、淡水作为可以接受第三者调停的先决条件。由于淡水大捷，清政府断然拒绝这样的条件。为了挽救进攻受挫、和谈停顿的困境，法国侵略者宣布自10月23日起封锁台湾。法军的封锁使台湾对外贸易交通中断，生产停滞，粮饷支绌。但在这种情况下，全台军民同仇敌忾，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支援前线。许多大陆大小船只，不顾风浪和被截捕的危险，采取夜航、偷渡或在东南部海岸登陆等方式，突破法军封锁线，把3000名淮军、60门钢炮、9000支步枪、200万发弹药、40只鱼雷和10万两饷银安全运到台湾。沿海地方当局也纷纷“协饷馈械，南洋最多，北洋次之”。此外，云南广西两省军队也相机向安南边境的法军阵地进攻，以为牵制。在全国上下的大力支援下，台湾终于度过了法军封锁所引起的社会经济危机，使敌人的封锁计划完全破产。 法军自淡水惨败后，即集中注意力于基隆。从11月以来，双方冲突时断时续。1885年1月以后，战斗加剧。3月初，法军增兵大批到达，3日法军派出精锐1300余名猛扑月眉山，5日又出动2000名直攻戏台山。守军腹背受敌，抵挡不住，月眉山失守，退守基隆河南岸，河北地区悉为敌所占据。两军隔河对峙，直至战争结束。 <br><br>法军多次进攻，用了不少气力，而始终局促于基隆港周围一隅之地，经常受到强大守军反攻的威胁。为了摆脱进退维谷的困境，法军于3月29日向澎湖发起进攻，31日占领澎湖岛。但与此同时，法军在镇南关大败，导致茹费理内阁倒台，中国占有了极其有利的形势。清政府决定“乘胜即收”，4月4日与法国签订停战协定。1885年6月9日，《中法合订越南条约》在天津正式签订，中国承认越南为法国的保护国，开放蒙自、龙州两地与法国通商，法军撤出基隆、澎湖，并撤销对于中国海面的封锁。在中国军民的英勇抵抗下，法国侵占台湾的战争以失败而告结束。刘铭传领导台湾军民顽强坚持战斗，苦战数月，为中法战争最终取得胜利作出了极大贡献。 <br><br>接连不断的外国列强的窥伺和侵略，尤其是日本和法国的两次大规模侵台战争，使清政府逐渐认识到台湾是“南洋之枢纽”，“七省之藩篱”，加强建设、巩固海防已属刻不容缓。在此之前，1874年清政府已采纳沈葆桢建议，设立了福建巡抚冬春驻台，夏秋驻省的制度。在以后的具体实施中，由于福州、台湾远隔重洋，实则难以兼顾。中法战争，台湾成为一个重要的战场，战争暴露了清政府在军事上的突出弱点，尤其是海防的薄弱，这在战后成为清廷内部讨论的主要议题。在几经讨论后，1885年，清政府决定台湾正式建省，改福建巡抚为台湾巡抚，任命抗法有功的原福建巡抚刘铭传为第一任台湾巡抚。 <br><br>台湾建省的提出及其实现，是19世纪70年代初至80年代初海疆危机的一再刺激下促成的，带有明显筹防御外的性质。自建省分治后，全面推行自强新政，加强海防，推动了台湾社会经济的发展，加速了台湾迈向近代化的步伐。首任巡抚刘铭传是清末洋务运动中比较具有时代眼光、革新思想和实干精神的杰出代表人物。在他任职巡抚的六年（1885-1890）中，对台湾的国防、行政、财政、生产、交通、教育，进行了广泛而大胆的改革，全面推进台湾的近代化进程，使台湾的面貌焕然一新。这次自强新政是清朝统治台湾200年中最重要、也是最后的一次改革，其主要内容如下： <br><br>巩固海防。刘铭传建议在台湾建立海军，清政府以“已有南北洋海军和经费短绌”为由不予采纳。刘铭传于1884-1885年先后购买南通、北达等几艘小船，供缉捕、运输兼通文报之用，并雇洋匠自造驳船一艘，用以运炮械、安置水雷。在台北建机器厂，自制枪弹，准备继建大机器厂制造炮弹，同时，设立军械所和火药局，他又聘德国技师重建基隆炮台，兴工加固安平、旗后、沪尾、妈宫、西屿、大城北诸炮台，配备强劲大炮，火力增强数倍。在基隆和沪尾设水雷局和水雷营，使水雷与炮台相资为用。此外，他还进行整军、练兵，防军全部改用洋枪，聘请外国教习，加强训练。在台北设总营务处，统辖全台军务。在他的大力整顿下，台湾防务已日见充实。 <br><br>建设交通。刘铭传是近代中国大倡兴建铁路的第一人。在他推行新政时，制定了以“兴造铁路为网纽、辅之以电线邮政”的方针。1887年7月，台北成立“全台铁路商务总局”，聘英德两国人为工程师，着手修建铁路，前后历时六年完成了基隆至新竹全长106.7公里的铁路，成为中国人自办自建的第一条铁路。1886年台北设电报总局，架设水陆电线，全长700公里，大大改善了岛内外的电讯交通。1888年创立新的邮政制度，在台北设立邮政总局和各地支局，发行邮票。有南通、飞捷两船定期往来于台湾与大陆之间，邮路远至厦门、福州、广州、上海、香港等地。这是我国最早的自办邮政业务、比清政府成立的邮政官局早八年。 <br><br>兴办新式企业。1887年台湾设立煤务局，采取官督商办方式，投资购买新式机器开采，日可产煤万余斤。但因管理不善，时有亏折，收回官办后仍无起色。刘铭传曾希望与英商合资开采煤矿，清政府以恐别生枝节为由驳斥不准。1886年在沪尾设立官办硫磺厂，用新法熬制获利甚多。1887年设立官办机器锯木厂，为铁路提供枕木。同年又设煤油局生产煤油。在台北设立警察，组织商人成立兴市公司，兴建商店。此外还装设电灯，开凿新式公共水井，购买第一架蒸汽碾路机，并设置了专管市内卫生的机构。 <br><br>发展商务。1886年台湾设立商务局，先后向英、德购买威利、威定两艘旧轮作为商船。派李彤恩等到新加坡设立招商局（后改为通商局），通过向华侨招募股份购买轮船，设立轮船公司，航行于台湾与大陆各埠，远至新加坡、西贡、吕宋等地。1886年设立樟脑总局，实行专买制度，获利颇多。 <br><br>抚番与垦荒。刘铭传的抚番政策为恩威并用，剿抚兼施。恩抚不从，方行威剿，威剿之后，仍归恩抚。如有官吏凌虐番民，汉人夺占番地，均予惩处禁止，绝不偏袒。番人劫杀居民，不听晓谕，则威之以兵。1885年首抚北路淡水东南马来番，为其定规约，命其遣子弟至城读书，雉发归化。生番地界，各归各业，不许军民侵占。 <br><br>从1885年冬至1886年夏，半年之间招抚400余番社，归化7万余人。1887年春夏之间，后山抚218社，番丁5万余人，前山抚260余社，番丁3.8万余人，田园数十万亩。全台大定后，于是广招福建贫民扩垦，使番众与内地人民共处杂居，逐渐改变他们的习俗，同时改进他们的经济情况，使“耕织自精，货财自殖”。1886年5月设全台抚垦总局，以林维源为总办，南、北、东三路分设抚垦局及分局，并在各重要番区如大科莰、东势角、埔里社、苏澳、花莲等处，各立抚垦分局。局中有医生、教耕、教读等人员，开义塾，教番人童子读书。另外在台北特设番学堂，供给他们衣食，教以汉文、算术、官话、台语、起居礼仪，并常让他们与汉人接触以起潜移默化的作用。让他们消除疑忌，不以异类自居。为了抚番，刘铭传“三亲绝域，蒙瘴涉险，不骑而徒。彼其不知暇逸哉，其所志者远也”。这一切都有利于台湾社会的近代化发展。 <br><br>整理财政。主要是田赋的清理。台湾田赋极其紊乱，在豪绅吏胥的包揽控制下，“强者有田无赋，弱者有赋无田”，“田去粮存”，求免无路。为了清除积弊，增加财政收入，1886年5月，刘铭传奏请实行清赋，由清赋总局进行会查保甲，清丈田亩，历时二年多，完成了清丈工作，田赋大量增加，年收入达67.4万余两，比原额增加49.1万余两。此外，在整顿税收方面也取得了巨大成绩。经过整顿后的茶税年增13万两，盐税增12万两，樟脑、硫磺增30万两，鸦片增40万两，加上其他各项收入，财政总收入从90万两激增至300万两，最高达到450万两。国防、交通诸项建设经费至是始有着落。清赋直接触犯了地主豪绅的利益，一时流言传 布，阻力极大，但刘铭传不为所动。 <br><br>提倡新式教育。台湾发展需要一大批专门人才，刘铭传深知培养人才的重要性。1887年在台北大稻埕创立西学堂，聘请西人教习讲授英语、法语、数学、理化、测绘、历史、地理等课程，于西学余闲兼课中国经史文字，使内外通贯，培养通晓近代科学、善于对外交涉的人才。经过严格甄选，第一批招收学员64名，所有费用全部由政府供给，年支银1万余两。1890年又设电报学堂，招收西学堂和福建船政学校学生10名，学习电讯专门技术。并于1890年设立番学堂，为原住民培养骨干和通事人才。在刘铭传的积极倡导下，台湾教育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 <br><br>增设府县。台湾土地面积3.6万平方公里，清初仅设一府三县，不久增为四县，统治所及限于西部沿海平原地带。后以土地日辟，人口倍增，于1875年增设了一府四县，共有两府八县，然仍不能满足实际需要。刘铭传就任台湾巡抚后，按建省规制，以彰化位于全岛中央，平原宽敞，定为省会，设首府曰台湾府，附郭首县曰台湾县；另划嘉义以东、彰化以南、方长约百余里之地为云林县，分新竹西南沿山新垦地带为苗栗县，升卑南厅为台东直隶州。在省会未建以前，以台北接近福州，先以台北为施政中心。于是全台共有三府、一直隶州、十二县、五厅，划疆分守，初具规模，奠定了今日台湾地方行政区划的基础。 刘铭传的改革涉及军事、行政、经济、文化各个领域，范围相当广泛。因为当时台湾正面临着帝国主义侵略的严重威胁，一切措施不得不首先从巩固国防出发，并始终以巩固国防为中心。为了巩固国防，就必须整顿军备，增强防卫能力；开拓土地，以保持岛内秩序的安定；发展交通，便利岛内各地及其与大陆的联络。为了巩固国防，就必须筹措大笔经费，办法之一就是清理田赋，在这方面，刘铭传做出了巨大的成绩；办法之二是倡办实业，发展生产，在这方面他刚开始不久就去职了。而为了巩固国防，发展交通，兴办新式工业，又必须培养大批科技人才和吸收外国先进经验，因而有西学堂和电报学堂的设立和外国技师的聘用。凡此种种，都可以说明，刘铭传的改革虽然发生在大陆洋务运动的后期，在许多做法上也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大陆洋务运动的影响，但和“重在防内，并无对外意图”的李鸿章之流所搞的洋务运动还是有差别的。刘铭传很注意吸收华侨和民间资本，他所兴办的铁路和煤矿都有商股参加，有些企业办不好就交给民办，这也和官办占压倒地位的某些洋务企业有所不同。他所创办的企业如铁路、邮政、电讯、航运等等，多数都卓有成效，不像大陆官办企业那样积弊重重，亏损日甚。刘铭传的眼光不仅仅以台湾为限，他还希望“以一岛基国之富强”，以台湾“一隅之设施为全国之范”，从这点看，也应该肯定他是晚清洋务运动中一个具有进步倾向的人物。 <br><br>然而，刘铭传的改革是在当时已经腐烂透顶的清政府支配下进行的。在其推行过程中，他遇到了来自各方面的种种阻力。因此，尽管他很想有所作为，也做出了巨大的成绩，但还是有不少人对他进行掣肘、攻击与诬蔑，迫使他不得不于1891年告病辞官而去。继任的台湾巡抚邵友濂眼光短浅，思想僵化，尽废刘铭传新政，清代所实行的惟一有计划、有成效的改革就此夭折了。1896年，刘铭传在家病逝，清追封太子太保，谥壮肃，准建专祠。 <br><br>有人说刘铭传“倡淮旅，练洋操，议铁路，建台省，实创中国未有之奇”，而其最伟大的成就，最值得后人景仰的事功则为“建台省”—— 建设一个近代化的台湾。
最近更新 卷十懲暴略| 2019-04-07 13:44
本书是南宋朱熹和吕祖谦编订的理学入门书和概论性著作，选取了北宋理学家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4人语录622条，分类编辑而成。
最近更新 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三种| 2019-04-07 14:13
《增广资文》又名《昔时贤文》、《古今贤文》。书名最早见之于明代万历年间的戏曲《牡丹亭》，据此可推知此书最迟写成于万历年间。后来，经过明、清两代文人的不断增补，才改成现在这个模样，称《增广昔时贤文》，通称《增广贤文》。作者一直未见任何书载，只知道清代同治年间儒生周希陶曾进行过重订，很可能是民间创作的结晶。 《增广贤文》以有韵的谚语和文献佳句选编而成，其内容十分广泛，从礼仪道德。典章制度到风物典故、天文地理，几乎无所不含，但中心是讲人生哲学、处世之道。其中一些谚语、俗语反映了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形成的勤劳朴实、吃苦耐劳的优良传统，成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如“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寅”，“一饭一粥，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等；许多关于社会、人生方面的内容，经过人世沧桑的千锤百炼，成为警世喻人的格言，如“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乐不可极，乐极生悲’等；一些谚语、俗语总结了千百年来人们同自然斗争的经验，成为简明生动哲理式的科学知识，如“近水知鱼性，近山知鸟音”，“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早逢春”等。
最近更新 增广贤文| 2019-04-07 14:00
《弟子规》这本书，影响之大，读诵之广，仅次于《三字经》。《弟子规》原名《训蒙文》，原作者李毓秀（公元1662年至1722年）是清朝康熙年间的秀才。以「论语」「学而篇」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为中心。分为五个部分，具体列述弟子在家、出外、待人、接物与学习上应该恪守的守则规范。后来清朝贾存仁修订改编《训蒙文》，并改名《弟子规》，是启蒙养正，教育子弟敦伦尽份防邪存诚，养成忠厚家风的最佳读物。<br><br> 祖宗虽远，祭祀不可不诚。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废经废伦，治安败坏根由。贪瞋痴慢，人心堕落原因，欲致天下太平，须从根本着手。图挽犯罪狂澜，唯有明伦教孝。误根本为枝末，认枝末为根本。为求解决问题，反倒制造问题。君子唯有务本，本务邦国自宁。俗云：「教儿初孩，教妇初来」，儿童天性未染污前，善言易入；先入为主，及其长而不易变；故人之善心、信心，须在幼小时培养；凡为人父母者，在其子女幼小时，即当教以读诵经典，以培养其根本智慧及定力；更晓以因果报应之理，敦伦尽分之道；若幼小时不教，待其长大，则习性已成，无能为力矣！<br><br> 三字经说：「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教之道，贵以专。」，而非博与杂；故一部经典，宜读诵百至千遍，苏东坡云：「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现在教学，坏在博与杂，且不重因果道德及学生读经、定力之培养，至有今日之苦果。企盼贤明父母师长，深体斯旨；此乃中华文化之命脉所系，中华子孙能否长享太平之关键，有慧眼者，当见于此。
最近更新 学文| 2019-04-07 14:13
《西铭》原名《订顽》，为《正蒙乾称篇》中的一部分，张载曾将其录于学堂双牖的右侧，题为《订顽》，后程颐将《订顽》改称为《西铭》，才有此独立之篇名。 此篇之核心思想在于：以乾坤，天地，和父母（含男女，夫妇及家庭）为一体，以乾坤确立起感通之德能，阐明此德能如何从个体之身位向家庭或家政展开，并推达到天下。隐而不显的是“气之本体”感发的思想，是气之感通性贯穿其间，如果离开了“气”的贯通和感通性的话题，是不会有文本语句之层层展开的。这也与张载本人的“气本论”是相通，而乾坤之说源于《易经》，与阴阳之气的理论也相关。<br><br> 此篇虽“大抵皆古人说话集来”（《朱子语类》卷九十八），但全部由儒家典籍中引证事例。可以把它分为两个部分：前一部分为思想之发挥，后一部分是具体之事例的列举。观其文字，确实大抵“皆”是对儒家四书五经的字句的采撷，这恰好反映了那个时代以及张子本人写作方式的特点<br><br>-------------------------------------------------------------------------<br><br> 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br><br> 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 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br><br> 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不愧屋漏為無忝，存心養性為匪懈。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穎封人之錫類。不弛勞而厎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br><br> 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也。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最近更新 | 2019-04-07 14:05
《宋高僧传》，或作《大宋高僧传》，三十卷，宋代释赞宁等撰。<br><br> 赞宁俗姓高，吴兴郡德清县（今浙江省德清县）人。后梁贞明五年（919）生，后唐天成间（926～929）在杭州祥符寺出家，清泰初年（934）入天台山受具足戒。通南山律，有“律虎”之称。任两浙僧统，吴越国王授以“明义宗文大师”的称号。宋太平兴国三年（978）吴越降宋，宁随钱俶来到汴京。宋太宗在滋福殿召对，授予紫衣，赐“通慧大师”号。六年（981）任右街副僧录。七年（982）奉令修《大宋高僧传》，乃请命回杭州编纂，到端拱元年（988）完成。淳化元年（990）又奉令编《三教圣贤事迹》，宁担任其中的佛教部分，撰成《鹫岭圣贤录》五十卷。二年（991）任史馆编修，咸平元年（998）任右街僧录，次年迁左街僧录。咸平四年（1001，一说咸平五年）入寂，年八十三岁。撰佛教著作共一百五十二卷，一般著作四十九卷。<br><br> 宋代开创以来，一变后周王朝对待佛教的限制政策，于是雕大藏经，设译经院，普度僧尼，营建寺字。太宗还注意到佛门中的高贤景行的人物和事迹要加以编纂（见卷首批答），特命赞宁担负这个任务。赞宁在杭州与弟子显忠、智轮等从事编撰，历时将近七年，撰成本书三十卷，受到太宗的奖励，令僧录司编入大藏。到至道二年（996），赞宁又修理重治，补进去一些材料（见后序），始成定本。<br><br> 作者为编纂本书，广泛地采摭了各方面的资料。他上太宗表文中曾说：“遐求事迹，博采碑文”；自序中也说：“或案诔铭，或征志记，或问輶轩之使者，或询耆旧之先民。”而以采自碑文塔铭的为最多，就现在的碑版文字来对照，还可以看出其中采撷的痕迹，如《道因传》（卷二）是据李俨撰的碑文（见《金石萃编》卷五十四），端甫、宗密传（卷六）是据裴休撰的碑文（见《唐文粹》卷六十二，《金石萃编》卷一百十四），惟宽（卷十）、上恒、神湊（卷十六）、寂然传（卷二十七）是据白居易撰的碑铭（见《白氏长庆集》卷四十一、六十八）。这些传中都曾经提到某某人为他撰碑或铭，这就等于注明了出处。另外有的虽没有说明出处，实际也是从碑铭中来，如《玄素传》（卷九）是据李华撰的《润州鹤林寺故径山大师碑铭》（见《唐文粹编》卷六十四）、《道光传》（卷十四）是据皎然撰的《唐杭州华严寺大律师塔铭》（《皎然集》卷八），似此者还很多。此外，如《知玄传》（卷六）引用僧彻撰的传，《怀素传》（卷十四）引用如净撰的传，《鉴真传》（卷十四）引用思托撰的《东征传》，又如羲寂（卷七）、德韶（卷十三）、王罗汉（卷二十二）等，或是赞宁的同学，或是赞宁曾经撰过塔铭，这些传也就是参照赞宁自己的原作写的。再如法翫（卷九）、志鸿（卷十五）、允文（卷十六）、《道育传》（卷二十三），则是经过赞宁亲身采访写成的。另外，作者还根据了一些唐人的著作，虽没有注明，但仔细考察还不难复按，如不空（卷一）、一行（卷五）、难陀、义师（卷二十）、智灯（卷二十四）、守素、法正、惟恭、会宗、道荫（卷二十五）等传，都是据段成式的《酉阳杂俎》及《续集》；明瓒（卷十九）、圆观（卷二十）等传，都是据袁郊的《甘泽谣》；搜集方面之广，由此可见。<br><br> 本传分《译经》、《义解》、《习禅》、《明律》、《护法》、《感通》、《遗身》、《读诵》、《兴福》、《杂科》十篇，每篇之末有论，均与《续高僧传》相同。但在有些人的传末又附以系曰，来申明作者的宗旨，或者自为问答，来解释某一疑难，则是前传所无。<br><br> 本传著录自刘宋到宋初十个朝代的高僧，正传得五百三十一人，见于附传的一百二十五人。
最近更新 卷第三十| 2019-04-07 14:29
《通玄真经》即《文子》。唐玄宗崇道，於天宝元年（742）封文子为「通玄真人」，尊称其书为《通玄真经》。刘向《七略》存《文子》九篇，《汉书。艺文志》录九卷。梁阮孝绪《七录》作十卷，《隋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均为十二卷。过去历来被认作伪书。1973年，河北定县四十号汉墓出土《文子》残简，其中与今本《文子》相同处有六章，有学者据此认为其并非伪书，而是部先秦古籍，但经後人窜乱。《文子》解说老子思想，继承并发展了「道」的学说，又杂揉名、法、儒、墨诸家，宋濂《诸子辨》称其为《道德经》的义疏。现存唐徐灵府《通玄真经注》十二卷，宋朱弁《通玄真经注》七卷，元杜道坚《通玄真经缵义》十二卷，皆收入《正统道藏》洞神部玉诀类。今人李定生、徐慧君撰《文子要诠》（复旦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通行於世。
最近更新 通玄真经| 2019-04-07 18:52
穆王于昆仑王、王屋山、嵩山、华山、泰山、衡山、恒山、终南山、会稽山、青城山、天台山、罗浮山、崆峒山致王母观，前后度道士五千余人，秦始皇帝并吞六国，招方士，好长生之术，遣使往蓬莱采不死药，造宫观一百余所，度道士一千七百余人。汉文帝、窦太后并好黄老之术，造宫观七十二所，敕天下如不通黄老经者，不得注官。又亲访河上公问道德之要，天下大治。计度道士一千余人。<br><br> 孝武帝奉道弥笃，感王母降于宫中，遗帝白银像五躯，曰是太上老君之真形也。<br><br> 帝别营三殿而供养之，后移像于柏梁台上，后又移于甘泉宫内。以一殿而并列之，南向设座，自兹始也。又度公主数人，及度道士约五千余人，并造观三百余所。 其嵩岳万岁观、泰山登封观、华山集仙观、终南望灵观，王屋通天观，并不得令庶姓居之，以为恒式。其万岁观因帝巡幸而闻山呼，遂舍行宫而为观焉。至孝宣帝时，有上党郡功曹李恽，因入抱犊山采药，于石室内获天书四十余卷，并玉箱玉杖，献于河东郡太守张纯。纯立遗使上进，帝视之大惊，不觉流涕，乃令宣示内外臣僚。时冉癸为主书中郎将，见之泣曰：“此是武帝临崩时遗制令葬于梓宫之内，何由至此”及披之卷后所有臣僚斜姓名，于今见有存者。帝乃遣使检校茂陵，即又安完如故。帝乃为武帝造观二所，一在长安城内，一在茂陵之下，以奉先帝也。复度道士二十人，以奉香火也。后赤眉之乱，茂陵为贼所发，于梓宫之中，但见有剑一口。方欲取之，其剑忽然哮吼腾空而去。<br><br> 世祖光武皇帝既平王莽，天下大定。东封礼毕，乃为本朝十一帝追荐。及南阳舂陵名山大川、长安、洛阳，计造观一百二十所，度道士一千八百人。魏明帝为武帝及先太后造观于五都，计一十三所，度道士一百九人，仍诏道书同御史装饰。吴主孙权于天台山造桐柏观，命葛玄居之。于富春造崇福观，以奉亲也。建业造兴国观，茅山造景阳观，都造观三十九所，度道士八百人。晋武帝于洛阳造通天、洞天、灵仙、灵宝四观，及诸州共二百所。先魏末陇右临洮郡有神人，长三丈，著白衣，垂素发，戴金冠，现于襄武县，告县人王始曰：“不久当见太平。”<br><br> 及武帝授禅，果天下一统。帝乃令于所现处造告平观，即李宗之故居也。别度道士七人，并前后所度道士，共计四百七十二人。时吴郡临平湖岸崩，获石鼓一枚，遣使上进。帝问司空张华，此物何用曰：“但以桐木刻作鲸鱼形，扣之必有声，闻于数里。”至惠帝时，于宫中忽夜鸣不已。帝甚恶之，乃迁嵩山万岁观，击之集众，自兹始也。后魏道武帝于云中太原及河朔造观计五十所，度道士六百余人。 太武敕令天下造太平观共二百七十五所，度道士一千三百人。帝受箓，改太平真君元年，仍令四方内外上书言太平真君皇帝陛下。自后帝嗣位，并皆受箓。后周武帝于长安造通玄馆，以延羽客。隋高祖文皇帝迁都于龙首原，号大兴城。乃于都下畿内造观三十六所，名曰玄坛，度道士二千人。炀帝迁都洛阳，复于城内及畿甸造观二十四所，度道士一千一百人。<br><br> 皇朝高祖神尧大圣大光孝皇帝于隋末大业十三年感霍山神，称“奉太上老君命告唐公，汝当来必得天下。”到武德元年，晋州浮山县羊角山著素衣，戴金冠，乘朱骢白马，令吉善行告神尧：“汝今得圣理，可于长安城东致-安化宫而安道像，则神稷延长，天下大定。”善行辞，“见天子何以为据”太上曰：“但去，有献石龟者，可以为信。”善行乃告晋州刺史贺若孝义。孝义遂将善行见秦王，具言神人现事，群臣拜庆。遂差左亲卫帅杜昂与善行于所现处设祭，太上又现，一如善行所言，以鞭指昂曰：“汝是何人”昂曰：“是秦王使者。”太上曰：<br><br> “我不饮不食，何用祭乎所有委曲，令人具知。”昂还，乃言神人复现。秦王大悦，乃令昂将善行入京上奏。至京立未定，果有印州治中张达献石龟，上有文曰：<br><br> “天下安，子孙兴。千万岁，千万叶。”遂入面奏。高祖大悦，诏授善行为朝散大夫，赐物一百段。乃令通事舍人柳宪于羊角山立庙，复改浮山县为“神山县”，羊角山为“龙角山”。太上又现，为善行曰：“天子喜欢否”对曰：“大喜。”<br><br> 又曰：“疑惑何事”复对曰：“为不知圣者姓名耳。”太上曰：“我是无上神仙，姓李氏，号老君，即我也。我即帝之祖也。《史记》中有传，亳州谷阳县本庙有枯桧再生为验。我已令周公旦领神兵助国家打刘黑闼，得四月节，即破矣。”孝义又令善行入奏，高祖乃敕善行驰驿往洛阳军所，宣敕示谕。至时果平黑闼，四海大定，枯桧亦重生焉。乃改庙为“庆唐观”，今观内有明皇御制书碑，及列圣真容并在。武德三年，诏晋阳道士王远知授朝散大夫，并赐镂金冠子紫丝霞帔，以预言高祖受命之征也。太宗又加远知银青光禄大夫，并远知预言之故也。羽衣人赐紫衣，自兹始也。高宗龙朔二年，诏洛州长史谯国公许力士，于邙山建上清宫以镇鬼。仙洞掘得古石案，即仙人帛仲理之故基也。及功毕，帝令设醮，太上又现，百官进表称贺，帝大悦。乾封初，帝东封礼毕，回銮亳州，亲谒太上，谨上尊号为“混元皇帝，”圣母为“先天太后”，仍改谷阳县为“真源县。”又为太宗及文德皇后造东明观于京师，又敕道士宜隶宗正寺，仍立位在亲王之次。 文明元年，天后欲王诸武，太上乃现于虢州阌乡县龙台乡方兴里皇天原，遣邬玄崇令传言于天后云：“国家祚永而享太平，不宜有所僭也。”天后遂寝，乃舍阌乡行宫为奉仙观。后庆山涌出于新丰县界，高三百尺，上有五色云气，下有神池数顷，中有白鹤鸾凤，四面复有麒麟狮子。天后令置庆山县，其诸祥瑞，具载《天后实录》，以表国家土德中兴之兆也。又舍中岳奉天宫为嵩阳观，以追荐高宗大帝也，竟传位于中宗孝和皇帝。景龙元年，敕天下州郡并令置景龙观，二年改为“中兴观”，三年改为“龙兴观”，其度人一依前代故事。睿宗舍东京宅为“景云观，”又舍太原宅为“唐隆观”，为资荐天皇天后也。<br><br> 明皇开元中，敕诸道并令置“开元观”，又制《混元赞》，帝亲书，勒之于石。又敕五岳置“真君庙”，又敕上都置“太清宫”，东都置“太微宫”，以太原神尧旧宅为“紫微宫”，潞州潜龙故宅为“启圣宫”，并给衮冕绛纱帷帐交龙门戟，一如宫阙之制。帝又注《道德经》及制序引，诏天下士庶并令家藏一本。<br><br> 两街道众乃以幢幡伎乐自禁中迎引，归于太清宫，香花之盛，近古未有。又敕置道举，一如礼部之制，帝亲自策之，达者甚众。后蒲州奏，因修紫极宫，掘地获玉石，状如半月。复有仙人杵药之像，扣之有声，颇甚清远。帝令悬于太原玄元庙庭，号之为“偃月磬”。东都留守张琦奏：汝州鲁山县因修仙居古观，获玉瑛，扣之声闻数里。帝令悬于太清宫圣祖庙庭。衢州为建观宇，穿地得鱼一头，长三尺，其状似铁，微微带紫碧之色，又如青石，光莹雕镌，殆非人功所成也≯之甚响，其鱼亦不能名，遣使来献。帝令宣示百僚，亦不能辨。帝乃呼伪“瑞鱼磬”，仍命悬于太微宫，非讲经设斋，不得击之。由是诸观竞以木石模之，以代集众。<br><br> 又诏诸官悉以宰臣及本道节度使领之，永为常式。帝又制《霓裳羽衣曲》、《紫微八卦舞》，以荐献于太清宫，贵有异于九庙也。帝东封，获江淮间三脊茅，乃令于所获之地置灵茅观。及礼毕回，谒圣祖于亳州本宫，亲札《道德经》于石，作大幢，造八角楼，覆之于虚无殿之前。又幸怀州开元观及阌乡奉仙观，为王公万民所请，亦亲札二经，以大石对峙立之，一如太清之制。乃诏授邬玄崇为虢州刺史—元十七年夏四月五日，益州大都督府长史张敬忠奏，大圣祖混元皇帝应现于当管蜀州新津县津兴尼寺佛殿柱上，自然隐起木文，为太上老君圣像。当顶上有华盖，足下前后各有云叶天花，共一十三处。谨差判官益州功曹参军王大鐄检覆得状，与本州刺史李忠徇、别驾卢昉、县令李韶、道士僧尼一百三十人状同，方敢上奏。至五月二十四日，敕差内侍林昭隐宣取像柱入京，于大同殿供养。又令两街宫观各赐供养七日，却令进入大内，于今见在。前后瑞应极多，难以具录。<br><br> 二十九年正月七日，陈王府参军田同秀于丹凤门外忽见紫云自西北暎楼，又见混元乘白马，侍従二童子。二童子谓同秀曰：“我昔与尹喜将入流沙之日，藏一匮灵符在桃林故关尹喜旧宅，汝可请帝取之。”同秀具事闻奏，敕差内使李志忠监同秀往陕州桃林县南十二里故函谷关墟求访之。俄有紫云白兔现于枯桑之下，便乃穿掘，下到水际，得石函经匮，玉版朱书细篆。帝闻奏大悦，即令京师列十部乐，歌舞鼓吹，自通化门入。其文于宝舆中五色放光，洞照天地。帝于丹凤楼上，身披龙衮，手执金炉，六宫嫔婇，竞于楼上焚香散花，遥自作礼。帝又令乱撒金钱于楼下，纵令士庶分取，以为欢乐。斯须，山呼之声，震动京邑。帝令置宝符于灵昌殿，是夜楼阁林树之上，皆有神灯。乃于正月一日改开元三十年为天宝元年，改桃林县为“灵宝县”。其后三年，帝见灵符有“天宝千载”之字，天宝已应改元之号，遂改年为载，乃于其地长乐亭置天宝观，御制并书灵符铭，立于所获之处。又于大内置“灵符殿”，赐同秀五品正员官。宰相请加尊号为“开元天宝神武”之字，制可之。乃大赦天下。其年闰四月，帝梦混元谓帝曰：<br><br> “我在城之西南久矣，当与汝于兴庆相见，可速迎我。”帝谓宰相李林甫、牛仙客曰：“朕临御海内，向三十年，未尝不五更而起，具朝服礼谒真容，为苍生祈福。近因假寐见混元。”具言上事，遂差内使与道门威仪萧玄裕于城西南寻访。<br><br> 数日，忽于楼观山谷间见有紫云现，白光属天，于其下穿之，果得玉像老君，高三尺余以进。其日帝在兴庆宫大同殿亲自迎谒，果符兴庆之言，置于内殿供养，仍令所司写真容，分送天下诸道宫观，遂大赦天下。五载，帝梦见混元言：“我有灵应，寻当自至。”遂于太白山获灵符玉册，及迎到京，置于灵符殿，亲自供养。仍封太白山神为灵应公，改获符洞为“嘉祥洞”，于山下置“真符县”。乃令诸道置真符观，仍编入史。其年十二月，帝幸华清宫；其月四日，日未出时，忽见骊山顶云物积异，须臾云散，见混元圣祖现于朝元阁上。帝与内人瞻谒，良久乃隐。诏改会昌县为“昭应县”，其新丰县隶入昭应。又封会昌山为“昭应山”，封山神为“玄德公”，改朝元阁为“降圣阁”，内出图本，颁示天下，宣付史官。 八载，帝获二十七仙玉像于宁州罗川县，敕令迎像入京，一如天宝初迎灵宝符仪注故事。帝亲自制赞，寻改罗川县为“真宁县”，于所获处造通圣观，帝制碑文立之，于今并在。其年六月，大同殿产玉芝一茎，又造金仙、玉芝二观，复度公主二人为道士。又太白山人李浑上言，见混元言：“金星洞内有玉版石，记圣皇福寿之符。”敕御史中丞王鉷入游谷，行四百余里，求而得之。敕以殊祥颁示中外，乃于其地造灵符观。闰六月丙寅，帝谒太清宫，加五圣尊号，作仲尼四子像，侍立于混元之前。又敕十道大郡置玉芝观，大赦天下。九载，太白山人王玄翼上言：“混元大帝降现，言宝仙洞中有妙宝真符，谓帝取之。”敕刑部尚书张均、工部尚书王倕往取，获之。乃造真灵观。十三载正月，帝谒太清宫，又上混元尊号为“大圣祖高上大道金阙混元天皇大帝”，五圣各加谥号。帝加“开元天地大宝圣文神武证道孝德皇帝”，大赦天下。十五载，帝幸蜀，混元现于汉中郡三泉县黑水之侧。帝亲礼谒，遂命刻石像真容于所现之处，又于利州益昌县山岭上见混元骑白卫而过，示收禄山之兆。诏封其山为“白卫岭”，于所见之处置“自然观”。又于嵩山置“兴唐观”，成都置“福唐观”。<br><br> 肃宗至德二载三月十八日，混元现于通化郡云龙岩，初因郡人为国祈福，建大斋会。十八日，忽烟雾异香，氤氲不散，至辰时渐渐开霁，神光照天，因见混元真像立于山前，自地接天，通身白衣，左手垂下，右手执五明之扇，仪相炳然。 众尽瞻礼。其山虽高，亦不及肘，良久乃隐。遂具上奏，内出图本，太上皇制赞并序，文繁不录，具编史册，仍示天下。乾元二年，帝夜梦二青童导従至一宫阙，谒见混元。混元衣云霞之衣，冠九凤之冠，坐方席，垂宝盖，凭玉几，执白拂。<br><br> 左右侍卫真人、玉女、神仙、童子、五天力士，罗列极众。帝著绛衣秉圭，立侍于混元之后，游涉山海，经历甚远，帝一一潜记。又见混元须发皆黑，及明，宣下两街，访诸瑞像于务本坊光天观圣祖院，果获黑髭老君之像。图写以进，帝见大悦，一如梦中所睹。乃出帝真容，令侍立于混元之后，仍颁示于天下，普令供养。<br><br> 代宗初，于楚州安宜县获八宝，因改安宜县为“宝应县”敕于所获处造“宝应观”。遂改元为“宝应元年”，大赦天下。<br><br> 德宗贞元十年，混元潜使金母累降于果州金泉山，授炼气之术，付女贞谢自然，修习功成。以其年十月十六日，白日上升，后三月乃归，谓刺史李坚曰： “天上有玉堂最高，老君居焉。壁上皆题神仙之名，时注脚下，云在人间，或为帝王，或为宰辅。神仙入谒老君皆四拜焉。”自然言讫，遂却升天。<br><br> 敬宗宝历二年正月，帝有事于南郊，朝献太清宫，御驾将至长安。县主簿郑翦，忽见老君衣白衣，容状异常，谓翦曰：“当此路有井，可速实之。不然，祸在不测。”翦惊惶顾，其地已微陷，遂并力实之，因失老君所在。驾至，具以上闻，百官称贺。诏兵部侍郎韦处厚为碑，起居郎柳公权书，立于实井之侧，乃编付史官。其年十二月十八日，柳公权书碑之际，忽有劲风飒然而起，旋飚不已。<br><br> 乃见混元著紫衣，金冠金履，立于白莲花之上，右手执五明扇，左手垂下，空中光明如金色。公权与镌碑人瞻睹良久，因以物画地记形像。及画毕，混元忽以扇指空中，流光四散，乃腾空而去。众皆侧身仰视，渐远渐小，没于云中。遂以事上闻，诏编事迹入碑之中，又敕于两京造“延唐观”。<br><br> 文宗开成二年五月，中书舍人高元裕为阆州刺史，于州北八九里喜陵江上小山之前，忽见崖壁间光彩有异。近而观之，石上自然石文，成老君真像，眉发衣章，巾履服饰，无不周备。傍有一人，宽衣大袖，持炉荐香。后一人童子，双髻高束，谨若听命，皆非人力图绘镌刻所及。元裕每有祈祷，即紫气上浮，又有灵泉自涌。士民请福，无不立效。遂刻石建宇，用旌其瑞，乃画图呈进，乞编入史。<br><br> 诏従之。<br><br> 武宗会昌元年，敕以二月十五日大圣祖降诞之日为“降圣节”，仍令两京及天下诸州府设斋行道作乐，赐大酺三日，军期急速，亦不在此限，永为常式。<br><br> 懿宗咸通十年九月十日，徐州逆寇庞勋，领従党三千余人来亳州太清宫。其日宫北百姓三百余人，见老君自宫中乘空而南，须臾黑雾遍南川中。群贼迷路，自相杀戮，庞勋溺水而死，群凶自此殄灭。汴州节度使太清宫使李蔚具事上闻，诏曰：“吾国家系承混元，教导清净∴县旧里，圣祖故乡，宫宇具严，庙貌斯设。<br><br> 昨者余妖奔突，纵火将欲焚烧，阴雾覆闭于晴空，狂寇颠迷于道路，散逸原野，遂至诛夷。缅惟玄功，申兹灵贶。”内出青词，又委李蔚虔申告谢，布示中外，仍付史官。十三年三月，台州刺史姚鹄奏：于天台山修老君殿，于其地穿获得石函册文以进，乞付史馆，颁示四方。诏従之。<br><br> 广明二年三月，河中节度使王重荣奏，据晋州申：龙角山庆唐观老君殿侧柏树上，瑞葛枯死重生。先是武德中混元应现后，于二树间立殿宇，逾年之后，柏树上忽自生葛蔓，长十余丈，荣茂于常。其后齐王夺嫡，此蔓枯死。旬月之后，自其末青翠再生，齐王遂败。至中宗复位，安史叛逆，朱泚谋乱，皆忽枯落，久而复生。广明元年，黄巢犯阙，其年秋葛蔓枯死，二年春枝叶重茂。又于傍树上别生一枝，旬日之中，长五十余尺，相对繁茂，有异于常。奏诏褒美，编付史官。 其后祥异，皆有诏敕，盖美乎葛藟庆其孙谋，瓜瓞昭其远祚，混元流贶，奕叶无穷者也。皇帝驻跸西蜀，中和二年八月九日进到，帝令宣示内外。三年三月十一日，亳州刺史潘稠差道士马含章、孙栖梧等奏，太清宫自乾宁四年，后累有逆寇侵犯真源，少或逾千，多或至万，皆窥伺是宫，欲为焚劫，或来攻城邑，或旁犯县城。老君皆密垂神化，忽起浓云，或驱以阴风，或击以雷雹，率皆颠沛，寻至败亡。灵贶益彰，神功罔测。寻诏升真源县为畿县，仍内出青词，修崇告谢，帝即稽首东拜。八月十二日，敕亳州太清宫是混元降圣之里，名高道祖，福荫皇基，九宫之瑞井涵空，一鹿之仙踪在树，累代之祯祥可纪，近年之感应尤彰，所宜严盛于福庭，安可荒凉于静宇潘稠能施善政，久染真风，广出俸钱，备修宫观。垣墉栋桷，无不精新，像设丹青，弥加焕丽。观图考事，深可慰嘉。其住宫威仪道士吴重玄可赐紫，仍号“凝玄先生”。道士马含章、孙栖梧并赐紫，潘稠加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工部尚书，余并如故。其年八月二十九日夜，诏帝房宗室李特立与道士李无为，于成都府青羊肆元中观混元降生旧地，设醮祈真，忽见虹光如弹丸许，渐渐明大，出于殿基东南竹林中，跳踯入西南梅树下没。于没处穿地三尺已来，得宝砖一口，长一尺一寸五分，阔七寸四分，一寸厚一边三分，并有花文；一边厚一寸八分，重一十二斤，有古篆六字各方二寸，深三分。镌刻莹洁，迨非人工。文曰：“太上平中和灾。”九月一日，西川节度使侍中陈敬瑄奏曰：“皇帝陛下稽古顺天，膺图抚运，凝怀至道，属想大同，是用省方，以明罪己。深仁旁达于下土，至德升闻于上玄，符谶允臻，祯祥间出。降太上匡时之命，清中和寇孽之灾，乃示明文，爰形古篆。足表妖氛即殄，圣祚无疆，克知收复之期，便是清宁之日。”至十二日，帝令宣示百官。中书侍郎平章事韦昭度、户部侍郎平章事萧遘、门下侍郎平章事郑畋、御史中丞张渎、宗正卿嗣曹王龟年表贺曰：<br><br> “伏以萑蒲啸聚，车驾省方，天灾流行，国家代有。陛下降成汤罪己之诏，征王者有征之师，顾彼凶妖，即当殄灭。清平既彰于嘉兆，幽赞爰睹其秘文。赤雀衔书，贶岂同于太上；玄龟负卦，庆难比于平灾_因宗室斋醮之辰，仍有祥光跳踯之瑞，其为感现，可谓丁宁。枢密使李顺融、十浑十二卫都指挥使田令孜表贺曰：<br><br> “今者又有维城，来于仙观，至诚才发，嘉兆俄呈。现此时在地之赤光，是昔日度关之紫气，及穿积土，果获古文，验逸势于龙蛇，即知平于枭獍，于冲邃理，颇甚昭明。既太上令与平灾，知中和永昌厥祚。所现全因圣祖，掘得又自皇枝，捧此灵踪，可明天意。且混元圣祖，每逢多难，皆有殊祥，唯彼明征，备书正史。<br><br> 昔于丹凤门上，告田同秀于天宝复国之期，今又青羊肆中，示李特立以陛下还宫之庆，莫不天下幸甚，乞付史馆。”帝并俞之。十五日，李特立授太子校书，李无为赐紫，仍各赐缣帛三百匹。二十一日又诏曰：“太上玄元大帝与弟子文始先生讲真经于楼观之台，约后会于青羊之肆，便乘云驾，俱入流沙。仙记传闻，地图标载，自周昭至于此日，历数约二千余年，景像寂寥，基踪牢落。今因巡幸，灵贶昭彰，殊光跳跃于庭前，灵篆申明于树下。砖含古色，字验休祯，中和之灾害欲平，厚地之祯符乃现，足表玄穹降祐，圣祖垂祥，将歼大盗之兵戈，永耀中兴之事业。须传简册，兼示寰区。已付史官，备令编录，仍模勒文字，告示诸道及军前。其观可改号为‘青羊宫’，仍置殿堂屋宇。侧近属观田地，约有两顷，近来散属黎氓，多植葱蒜，清虚之地，难使熏蒸。已赐钱二百贯，便令收赎，仍给公验，永归靖庐。宗子特立已除官，道士李无为已赐紫，所宜升奖，用荷庆灵。<br><br> 敬瑄位冠公台，风行郡国，效节于延洪之代，修心于道德之乡，遂令境内消兵，地中呈宝，其为休美，倍可嘉称。”至十月七日，敕高品郭遵泰监建青羊宫土木之工，并用内库宣赐。自获灵瑞之后，至是月癸丑，近蜀郡寇，相次擒戮，旬月之内，遂至清平。驾幸青羊宫，颁赐有差。李特立赐绯，授龙州录事参军。又下诏曰：“太上垂祥，青羊应现，礼宜崇饰，用答殊休。诸道州府紫极宫，宜委长吏如法修饰，仍选有科仪道士祭醮。”是月乙卯奏，收复京城，有以见大道垂休，圣祖昭祐，洪图延永，唐祚无疆者也。又敕翰林学士承旨尚书兵部侍郎、知制诰乐朋龟撰碑立之，伏乞颁示天下，以表皇家承神仙之苗裔，感太上之灵贶，实万代之无穷也。 臣今检会従会従国初已来，所造宫观，约一千九百余所，度道士计一万五千余人。其亲王贵主及公卿士庶，或舍宅舍庄为观，并不在其数。则帝王之盛业，自古至于我朝，莫得而述也。中和四年十二月十五日，上都太清宫文章应制弘教大师赐紫道士臣杜光庭上讲。谨记。
最近更新 | 2019-04-07 18:53
《孙子兵法》共１３篇，是现存我国最早的一部兵书，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兵书。作者孙武，春秋末期齐国人，生卒年不详。他受吴王阖闾重用，在吴国为将，辅助吴治军强国，为吴王的霸业作出了贡献。<br> <br> 《孙子兵法》的内容，包括对战争、军队的基本问题的论述和战略、策略、作战原则、方法等。它深刻地指出了战争与政治、经济的关系，提出决定战争胜负的五个基本因素是政治、天时、地利、将帅、法制，而首要的是政治因素；它提出许多杰出的命题，如“知彼知己，百战不殆”,“攻其无备，出其不意”,“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等，许多问题上反映了战争的一般规律，不仅为中国历代兵家所重视，也为各国军事家所重视。不少国家的军校把它列为教材，１９９１年海湾战争期间，交战双方都曾研究《孙子兵法》，借鉴其军事思想以指导战争。<br> <br> 《孙子兵法》对战争问题的论述，也包含了许多有价值的哲学思想。书中所说“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和“因敌而制胜”，认为必须全面了解敌我双方全部情况，才能取得战争胜利，要求在战前对敌我双方影响战争胜负的诸种因素作全面的了解和比较，以预测战争的胜负，体现了朴素唯物论的倾向。<br> <br> 《孙子兵法》中又有丰富的辩证法思想，书中探讨了与战争有关的一系列矛盾的对立和转化，如敌我、主客、众寡、强弱、攻守、进退、胜败、奇正、虚实、勇怯、劳逸、动静、迂直、利患、死生等等。《孙子兵法》特别重视这些对立面转化的条件。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人的主观能动性。认为战争胜负不仅取决于客观的形势，还取决于战争的主观指导是否正确。一方面，它说“胜可知，而不可为”，认为胜利可以预见，但不能凭主观愿望去取得。另一方面又说“胜可为也。”认为只要研究敌我双方的情况，据此正确决定自己的行动，发挥自己的实力，避免自己的被动，并且利用敌人的弱点造成敌人的被动，就可以为胜利创造条件。《孙子兵法》正是在研究战争中种种矛盾及其转化条件的基础上提出其战争的战略和战术。《孙于兵法》论战争问题中体现的辩证思想，是我国古代辩证思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辩证思维发展史中占有重要地位。<br> <br> 《孙子兵法》中的哲学思想不仅适用于军事，而且也受到各方面的广泛注意，被运用于其它许多领域；一些现代企业家，也把《孙子兵法》中的辩证思想、军事谋略运用于企业经营和商战中去。《孙子兵法》一书的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兵书的范围。<br> <br> 读《孙子兵法》可读郭化若的《孙于今译》，其中可重点读上卷《计篇》、《作战篇》，中卷《势篇》、《虚实篇》。<br><br>==============================================================================<br><br><br>始计第一 <br>作战第二 <br>谋攻第三 <br>军形第四 <br>兵势第五 <br>虚实第六 <br>军争第七 <br>九变第八 <br>行军第九 <br>地形第十 <br>九地第十一 <br>火攻第十二 <br>用间第十三
最近更新 用间第十三| 2019-04-07 21:15
陈傅良撰。陈傅良（1137—1203），字君举，号止斋，南宋温州瑞安（今属浙江省）人。少为文自成一家，后拜郑伯熊、薛季宣为师，共开永嘉学派先声。乾道（1165—1173）登进士甲科。光宗时为起居舍人，因进谏不被采纳而辞官。宁宗继位，召为中书舍人，兼侍读，官至宝谟阁待制，死后谥文节公，学者称止斋先生。为学重“经世致用”，为官“抗疏忠垦”，这一思想也贯穿于他的《历代兵制》之中。著述除《兵制》外，还有《周礼说》、《春秋后传》、《左氏章指》、《止斋论祖》、《止斋文集》等。<br><br> 《历代兵制》八卷，按照时代顺序，分别记述了周、春秋、秦、西汉、王莽、东汉、三国、两晋、南朝、北朝、隋、唐、五代、北宋的兵制及沿革，阐述了后代兵制对前代兵制的继承和发展。内容包括兵种的建立、军队建制、兵员数额、将校设置、兵员征集、兵赋徭役、军功爵赏及有关战争情况等。对于周代的乡遂制，汉代的禁卫兵（南北军）、郡兵（轻车、材官、骑士），南北朝、隋、唐的府兵，北宋的禁军、厢兵、蕃兵等都作了较详细的记述。“三国”兵制后附有《八阵图赞并序》。
最近更新 宋| 2019-04-07 21:15
《司马法》是我国古代一部著名的兵书。相传是姜子牙所写，但到了战国时已经散失。<br><br> 根据《史记˙司马穰苴列传》记载：「齐威王使大夫追论古者司马兵法，而附穰苴于其中，因号曰《司马穰苴兵法》。」司马穰苴，春秋末期齐国人。原来姓田，名穰苴，曾领兵战胜晋、燕，被齐景公封为掌管军事的大司马，后人尊称为司马穰苴。<br><br> 《司马法》最早见于《汉书˙艺文志》的礼类，称《军礼司马法》，共计一百五十五篇。汉朝以后，在长期流传过程中，该书多有散佚，至唐代编《隋书˙经籍志》时录为三卷五篇，列入子部兵家类，称为《司马法》，即今本《司马法》三卷五篇的原型。<br><br> 此书受到歷代兵家及统治者的高度重视。汉武帝曾「置尚武之官，以《司马兵法》选任，秩比博士。」司马迁称本书「闳廓深远，虽三代征伐，未能竟其义，如其文也。」<br><br> 北宋元丰年间，《司马法》被列为《武经七书》之一，作为考试武臣、选拔将领、钻研军事的必读之书。由于《司马法》年代久远，散失严重，所以对于该书的真伪、成书年代、作者等问题，歷代学者均有各种不同的看法，特别是明清以来，辩伪成风，《司马法》成了一部争议极大的兵书。有的认为《司马法》是一部伪书；有的学者认为史书中的《司马兵法》、《司马穰苴兵法》、《司马法》、《军礼司马法》是几种不同的书；有的认为今本《司马法》可分为两部分，前两篇为古《司马法》，后三篇为《司马穰苴兵法》。目前，国内学者一般认为今本《司马法》不是伪书，歷史上的《司马兵法》、《司马穰苴兵法》、《军礼司马法》均包含于《司马法》之中。<br><br> 作者为司马穰苴及其追论者。尽管由于该书亡佚严重，一百五十五篇仅存五篇，内容不全，但它仍具有很好的军事思想和很高的军事价值。<br><br> 《司马法》论述的范围极为广泛，基本涉及了军事的各个方面；保存了古代用兵与治兵的原则，包括夏商週三代的出师礼仪、兵器、徽章、赏罚、警戒等方面的重要史料。<br><br> 此外，还有很丰富的哲理思想，很重视战争中精神、物质力量之间的转化和轻与重辨证关系的统一。对于人的因素、士气的作用非常重视。<br><br><br><font color='#cc6600'>感谢隽心指正“着名”错误。</font>
最近更新 用众第五| 2019-04-07 21:16
鬼谷子，姓王名诩，春秋时人。常入云梦山采药修道。因隐居清溪之鬼谷，故自称鬼谷先生。<br> <br>鬼谷子为纵横家之鼻祖，苏秦与张仪为其最杰出的两个弟子〔见《战国策》〕。另有孙膑与庞涓亦为其弟子之说〔见《孙庞演义》〕。 <br><br>纵横家所崇尚的是权谋策略及言谈辩论之技巧，其指导思想与儒家所推崇之仁……<br>==============================================================================<br>鬼谷子，姓王名诩，春秋时人。常入云梦山采药修道。因隐居清溪之鬼谷，故自称鬼谷先生。 <br><br>鬼谷子为纵横家之鼻祖，苏秦与张仪为其最杰出的两个弟子〔见《战国策》〕。另有孙膑与庞涓亦为其弟子之说〔见《孙庞演义》〕。<br><br>纵横家所崇尚的是权谋策略及言谈辩论之技巧，其指导思想与儒家所推崇之仁义道德大相径庭。因此，历来学者对《鬼谷子》一书推崇者甚少，而讥诋者极多。其实外交战术之得益与否，关系国家之安危兴衰；而生意谈判与竞争之策略是否得当，则关系到经济上之成败得失。即使在日常生活中，言谈技巧也关系到一人之处世为人之得体与否。当年苏秦凭其三寸不烂之舌，合纵六国，配六国相印，统领六国共同抗秦，显赫一时。而张仪又凭其谋略与游说技巧，将六国合纵土蹦瓦解，为秦国立下不朽功劳。所谓「智用于众人之所不能知，而能用于众人之所不能。」潜谋于无形，常胜于不争不费，此为《鬼谷子》之精髓所在。《孙子兵法》侧重于总体战略，而《鬼谷子》则专于具体技巧，两者可说是相辅相成。<br><br>鬼谷子的主要著作有《鬼谷子》及《本经阴符七术》。《鬼谷子》侧重于权谋策略及言谈辩论技巧，《本经阴符七术》则集中于养神蓄锐之道。 <br><br>《鬼谷子》共有十四篇，其中第十三、十四篇已失传。《鬼谷子》的版本，常见者有道藏本及嘉庆十年江都秦氏刊本。《本经阴符七术》之前三篇说明如何充实意志，涵养精神。后四篇讨论如何将内在的精神运用于外，如何以内在的心神去处理外在的事物。<br><br>《鬼谷子》一书，从主要内容来看，是针对谈判游说活动而言的，但是由于其中涉及到大量的谋略问题，与军事问题触类旁通，也被称为兵书。书以功利主义思想，认为一切合理手段都可以运用。它讲述了作为弱者的一无所有的纵横家们，运用谋略口才如何进行游说，进而控制作为强者，握有一国政治、经济、军事大权的诸侯国君主。<br><br>此书，是一部研究社会政治斗争谋略权术的书，因此可以说，《鬼谷子》的智慧也就是一部“治人兵法”。
最近更新 符言第十二| 2019-04-07 21:16
| 佛教十三经 | 连载中2126 点击
最近更新 付嘱品第十| 2019-05-22 13:04
| 佛教十三经 | 连载中5519 点击
最近更新 卷四-嘱累品第十九| 2019-05-22 13:04
《周礼》、《仪礼》、《礼记》，合称三礼。《周礼》又称《周官》，讲官制和政治制度。《仪礼》记述有关冠、婚、丧、祭、乡、射、朝、聘等礼仪制度。《礼记》则是一部秦汉以前儒家有关各种礼仪制度的论著选集，其中既有礼仪制度的记述，又有关于礼的理论及其伦理道德、学术思想的论述。这里，仅就有关《仪礼》一书的一些问题作一些简要的说明。<br><br>《仪礼》的篇数与作者今《十三经注疏》本《仪礼》，共十七篇，目次如下：<br><br>士冠礼第一士昏礼第二士相见礼第三乡饮酒礼第四乡射礼第五燕礼第六大射礼第七聘礼第八公食大夫礼第九觐礼第十丧服第十一士丧礼第十二既夕礼第十三士虞礼第十四特牲馈食礼第十五少牢馈食礼第十六有司彻第十七这个次序，为汉刘向《别录》所列。据文献记载，汉武帝时，在孔壁中发现《古礼》五十六篇，其中十七篇与汉初经生所传十七篇《仪礼》相同，但多出三十九篇。此三十九篇礼文久佚，学者称之为《逸礼》。<br><br>由此便产生一个问题：十七篇《仪礼》是不是一个残本。一种观点据此认为，十七篇《仪礼》是一部残缺不完之书。另一种观点正与此相反，认为十七篇《仪礼》并非一不完全的残本，而是一部完备的著作。清人邵懿辰《礼经通论》对此有很详细的论证。《礼记。昏义》说：“夫礼始于冠，本于昏，重于丧祭，尊于朝聘，和于射乡，此礼之大体也。<br><br>观今本《仪礼》十七篇，《昏义》所说作为“礼之大体”的上述八项内容，皆完整无缺。另外，《礼记》中有很多篇是直接解释《仪礼》的。<br><br>《礼记》有《冠义》释《士冠礼》；有《昏义》释《士昏礼》；有《问丧》释《士丧礼》；有《祭义》、《祭统》释《郊特牲》、《少牢馈食礼》、《有司彻》；有《乡饮酒义》释《乡饮酒礼》；有《射义》释《乡射礼》、《大射礼》；有《燕义》释《燕礼》；有《聘义》释《聘礼》；有《朝事》（《大戴礼记》）释《觐礼》；有《丧服四制》释《丧服》，都不出《仪礼》十七篇之外。由此可见，今本《仪礼》，应该说是一部体系和内容完备的著作。邵懿辰认为，“经礼三百，曲礼三千”（《礼记。礼器》），古来之礼，不止此十七篇，亦不止《汉书。艺文》
最近更新 冬官考工记第六| 2019-04-05 13: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