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辉祖,字焕曾,号龙庄,晚号归庐,浙江萧山人.生于雍正九年(1731),卒于嘉庆十二年(1807),其父汪楷曾任河南杞县狱吏8年.汪辉祖早年丧父,不得不为生计和赡养家庭而奔波.乾隆十七年(1752),汪辉祖到其岳父江苏金山知县王宗闵幕府,开始涉足官场,研习刑名案件.两年以后起,在江苏、浙江各地16位官员幕内充当幕宾长达34年之久.在此期间,他多次应试,直到乾隆四十年(1775),45岁的他经三次落第之后才考中进士.乾隆五十年(1785),汪辉祖结束了幕宾生涯,出任湖南省宁远县知县.几十年的幕府工作,积累了丰富的官场经验,因此他做起官来颇为干练.《清史稿》本传中记载的几件事,颇能反映他的为官之道,体现他的从政能力.不幸的是,由于其人秉性正直,嫉恶如仇,反遭恶人暗中诋毁,终被夺职,不得不以足疾告老还乡. <br><br>汪辉祖是清代乾嘉时期影响比较大的良吏和学者，尽管他在史学上也曾有过贡献，特别是在史学工具书的编纂方面，还曾作出过重大贡献，但今天知道的人是非常少了，即使是大学历史系的毕业生，也很少有人了解。当然，从汪辉祖本人来说，生前影响比较大的还是吏治方面。他的一生在州县佐治为官就达四十年之久，因而吏治经验非常丰富，且勤于总结，留下了多部关于幕学与吏治的著作。这些著作成为幕友们必读之书，更是学幕者之必读课本而得以广泛流传，被誉为“宦海舟楫”、“佐治津梁”，居官佐幕者几乎人手一册，视为枕中鸿宝。史学大家章学诚在《汪龙庄七十寿言》中就曾这样说：“居闲习经，服官究史，君有名言，文能称旨，布帛菽粟，人情物理。国相颁其政言，市贾刊其佐治，雅俗争传，斯文能事。”可以视作当日最好的写照。所以他在当时政坛上声誉很高，是颇受尊重的名幕，是位名副其实的“绍兴师爷”。<br><br>汪辉祖是清代誉满全国的绍兴师爷、幕学家与法律专家,他的幕学著作,阐述了清代幕业的技术原则与道德规范,提出就幕宜慎、律己立品、尽心事主、保民便民等见解.作为清代幕友的典范,其幕学思想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在清代幕府文化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最近更新 佐治药言| 2019-10-31 14:11
中国宋代城邑防御的专著。南宋初陈规、汤□撰。陈规（1072～1141）字元则，密州安丘（今属山东）人，先后任安陆令、知德安府、知顺昌府、枢密院直学士及知庐州兼淮西安抚使等职，在德安、顺昌时以善于守城闻名于世。汤□字君宝，浏阳（今属湖南）人，淳熙十四年（1187）进士，曾任德安府教授。《守城录》全书由陈规的《靖康朝野佥言后序》、《守城机要》和汤□的《建炎德安守御录》三部分组成，原各自成帙，宁宗以后合为一书，刊行于世。现存清乾隆四十年（1775）抄本及嘉庆、道光时刻本，共四卷，约17800字。该书根据攻城武器的发展和实战经验，着重阐述了守城战法的改革。它提出“善守城者”不能只守无攻，而要“守中有攻”，要注意沟通城内外道路，便利随时乘隙出击。它主张改革城门、城墙、城廓旧制，如收缩易受炮击的四方城角，拆除马面墙（城门两侧城墙上的突出部分）上的附楼，另“筑高厚墙”等。由原来的一城一壕代之以“重城重壕”的新城防体系，以增强城邑防御能力。并具体阐述了炮在守城中新的使用方法，即由配置城头变为暗设城里，由城上观察目标，纠正射向和弹着点。此书还记载了陈规于绍兴二年（1132）研制成长竹竿火枪20余支及其在守城作战中发挥的作用。这种火枪是最早的管形火器，在科技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宋孝宗乾道八年（1172）曾诏刻《守城机要》为《德安守城录》，颁行天下，令各地守城将领效法，在当时产生很大影响。
最近更新 汤[玉寿]〈德安守御录下〉| 2019-04-07 21:15
距今二千多年前的《论语》抄本。这部《论语》是中国目前发现最早的抄本，不仅各篇的分章与今本多有不同，在文字上同今本的差异达七百多处，是研究儒家学说和古代文字演变的新材料，值得重视。<br><br> 单承彬〈定州汉墓竹简本《论语》性质考辨〉，将定州40号汉墓出土的简本《论语》和《说文解字》中《论语》引文、《论语》郑注本、东汉熹平石经本《论语》进行对比较后，指出定州本不仅与许慎所见鲁壁古文存在明显差异，而且与郑玄用作校本的《古文论语》也显然不同，应该属于今文《鲁论》系统；从与熹平石经比勘的结果看，它和汉代有重大影响的《张侯论》也存在某种程度的差异，可能出自不同的师传家法。<br><br> 河北省文物管理处和定县博物馆在河北定县40号汉墓（西汉中山怀王刘修墓）发掘出大批竹简。该墓位于定县城关西南四公里处的八角廊村。大约在西汉末年该墓曾被盗掘过，但由于盗掘者在墓中引起大火，盗墓人惊骇逃出，致使该墓中的一些重要文物得以保存。这批竹简虽因过火炭化，却避免了腐朽，同时也因盗扰火烧，使竹简又受到了严重的损坏。竹简出土时已经散乱残断，炭化后的简文墨字已多不清晰。此外在出土竹简的椁室东侧附近尚存有绢帛炭灰、书刀、长方形研墨石板、滴水小铜壶等，估计当时墓中可能还存放有帛书等。<br><br> 该墓竹简出土后于1974年6月送至北京保护整理。1976年6月，文物出版社邀请当时的马王堆帛书整理组成员协助整理定县竹简（编号、写释文）。1976年7月，唐山发生大地震，整理工作被迫停止。地震中，竹简虽经精心照管，但在转移中封存的盛简木箱被不知情者搬倒，使竹简又一次散乱，并遭到一定的损毁。地震后于1980年4月，由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出面召集，由李学勤先生主持负责，定县竹简的整理工作才又得以继续。经过整理，发现这批竹简内容多为先秦文献，极其珍贵。其中有《论语》620枚简，多为残简。简长16·2厘米，宽0·7厘米。每简约书19～21字不等。竹简两端和中简各有一道编绳，出土时尚保留有连缀的痕迹。<br><br> 残简的释文共有7，576字，不足今本《论语》的二分之一。其中残存文字最少的为《学而》篇，仅有20字；残存文字最多的为《卫灵公》篇，有694字，可达今本本篇的77%。简本《论语》与今本《论语》在篇章的分合上也多有不同：如简本《乡党》“食不厌精”至“乡人饮酒”，今本分为二、三、五章的都有，而简本仅为一章；“雷风烈必变”与“升车”，今本分为两章，而简本也只是一章。《阳货》“子贡曰君子有恶乎”今本别为一章，而简本则同上面“子路曰”合为一章。特别是《尧曰》篇，今本为三章，而简本则为两章；今本的第三章在简本中用两个小圆点与上间隔，用两行小字抄写在下面，好像是附加的一些内容。在题写章节与字数的残简中，正有一枚记《尧曰》篇“凡二章，凡三百廿二字“，则知简本《尧曰》只有两章，与今本不同。<br><br> 此外各章文字与今本也有不少出入。简本《论语》虽是残本，因中山怀王刘修死于汉宣帝五凤三年（公元前55年），所以它是公元前55年以前的抄本，当时世有《鲁论》、《齐论》、《古论》三种《论语》存在，因此简本《论语》的出土为研究《论语》的版本流传提供了新的材料。<br><br> 关于该墓葬及出土文物情况，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撰写了《河北定县40号汉墓发掘简报》发表在1981年第8期《文物》杂志上。同期《文物》杂志还刊登了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河北省博物馆、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定县汉墓竹简整理组联合撰写的《定县40号汉墓出土竹简简介》一文，对该墓出土的竹简的形制、内容做了大致的介绍，同时还刊布了简文中《儒家者言》的释文。1997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了由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和定县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合编的定州汉墓竹简《论语》一书。书中对出土简本《论语》的版本、文句也做简单的介绍，同时还对《论语》的全部释文做了简单的注释和校勘。
最近更新 章數簡| 2019-04-05 13:35
作者：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
最近更新 卷五十·有司彻第十七| 2019-04-05 13:58
举世皆知苏东坡为一代文豪，却很少有人知道他是一个“易学大师”，曾经写过一本《东坡易传》。<br><br>苏轼幼时便随眉山道士张易简读书学《易》，少年时欲入山林当道士，终生与道士高人交往频繁，深晓《周易》占卜和“胎息”养生之术，并自称“铁冠道人”。其父苏洵精通《太玄》，晚年欲作《易传》未成，遗命苏轼继作此书。苏轼于45岁左右被贬官于黄州时开始撰写《易传》，此后不断修改，直到生命垂危之时才修改完毕。他的认知方法、执政思想深受《易经》影响，诗词文赋也因此而愈加高深玄妙，后人不解《易》理，常常只识皮毛。然而苏轼去世之后，他的著作遭到蔡京等人劈版禁毁，这本《易传》便被改头换面，以《毗陵易传》（“毗陵”为苏轼去世之地常州别名）悄然印行于世，因此罕为人知。本书作者认为“离开《东坡易传》，苏轼思想及其诗文词赋无从谈起。”全书以“四库全书”中的《东坡易传》为底本，参照其它多种刻本进行校勘整理，并在每一篇章前写了简要评介，以便于读者阅读和理解。
最近更新 未 济 卦 (第六十四)| 2019-04-05 15:10
袁了凡先生，本名袁黄，字坤仪；江苏省吴江县人。年轻时入赘到浙江省嘉善县姓殳的人家；因此，在嘉善县得了公费做县里的公读生。他於明穆宗隆庆四年(西元一五七○年)，在乡里中了举人；明神宗万历十四年(西元一五八六年)考上进士，奉命到河北省宝坻县做县长。过了七年升拔为兵部「职方司」的主管人，任中刚好碰到日寇侵犯朝鲜，朝鲜向中国求救兵。当时的「经略」(驻朝鲜军事长官)宋应昌奏准请了凡为「军前赞画」(参谋长)的职务，并兼督导支援朝鲜的军队。<br><br>了凡先生家居生活俭朴，但每天诵经持咒，参禅打坐，修习止观。不管公私事务再忙，早晚定课从不间断。在这当中，了凡先生写下四篇短文，当时命名为「戒子文」，用来训诫他儿子，就是后来广行於世的「了凡四训」这本书。<br>==============================================================================<br>‘了凡四训’是一本初学佛必读的入门书，该书是明朝袁了凡先生一生力行善事，改变自己命运的一篇忠实报告，流传民间甚广。该文共分四篇，首篇谈‘立命之学’，使人了解命运之所由来，就如因果经上所说的：‘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来世果，今生作者是’。因此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就必须要扩充德性，力行善事，多积阴德，始克有济。第二篇接著讲到‘改过之法’，这是因为一般人，都自认为自己是无过失之人，而不知改过行善。事实上严格来说，所谓‘过’，‘一念不正即是，不待犯也’。同时行善之人，若诸恶不改，就有如漏了底的容器，无法积满，最多只能功过相抵，无法收到预期的效果。所以‘改过’是‘立命’的下手功夫，是非常重要的。<br><br>人若知过能改，但不晓得行善的道理与方法，即使行善，有时往往也是徒劳而无益，甚至相反地，有时反而会造业。因此袁了凡先生在第三篇提出‘积善之方’，对于行善的方法，作了淋漓尽致的分析与建议。最后鉴于一般初学行善的人难免会犯有‘众人独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唯我独醒’之志得意满与藐视一切的骄傲作风。所以了凡先生在末篇特别提出‘谦德之效’，叮咛‘满招损，谦受益’的道理。人若能谦虚为怀，则行善惟恐不足，如此方能使积善落实，以致达到改善命运的目的。<br><br>总之，‘了凡四训’确确实实是人生在世之至理名言，同时也是匡治目前社会风气败坏之最佳良法。凡欲改变命运，化凶为吉者，不可不读此书；凡欲求功名富贵，寿命增长者，不可不读此书；凡欲转病为健，转夭为寿，转穷为达，转罪为福，转凡为圣者，皆不可不读此书。深盼有福分之人一得此书，悉心持诵，坚立大愿，由解起行，如此不但自己的命运可改，家庭的命运可改，甚至国家社会的命运亦可随之改善，愿有志者共勉之！了凡四训这本书，是中国明朝袁了凡先生所作的家训，教戒他的儿子袁天启，认识命运的真相，明辨善恶的标准，改过迁善的方法，以及行善积德谦虚种种的效验；并且以他自己改造命运的经验来‘现身说法’；读了可以使人心目豁开，信心勇气倍增，亟欲效法了凡先生，来改造自己的命运；实在是一本有益世道人心，转移社会风气不可多得的好书。
最近更新 第四篇 谦德之效| 2019-11-01 11:39
《通典》专叙历代典章制度的沿革变迁，从远古时代的黄帝起，到唐玄宗天宝末年止（肃宗、代宗以后的变革，有时也附载于注中），分为九类，以食货居首，次以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每类又各分子目。对于历代典章制度，都详细地叙述了它们的源流，有时不但列入前人有关的议论，而且用说、议、评、论的方式，提出自己的见解和主张。《通典》的作者是杜佑。《通典》的体例仿效纪传体正史中的志书，将断代体改为通史体，是一部专门记载历代政治、经济等制度沿革变迁的典志体史书。《通典》记述了传说中的黄帝，下讫唐天宝末年的制度沿革。它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记述历代典章制度的典志体史书，为史学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途径。<br><br>杜佑，字君卿，唐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生于开元二十二年（734年），享年七十八岁。代宗大历元年（766年）杜佑开始编写《通典》，过了三十五年，至德宗贞元十七年（801年），全书方完成。《通典》创立了史书编纂的新体裁，开创了中国史学史的先河。
最近更新 附錄 附 錄 五| 2019-04-07 13:42
《围炉夜话》正如其名，疲倦地送走喧嚣的白昼，炉边围坐，会顿感世界原来是这样的宁静。在如此宁静而温暖的氛围下，白昼里浊浊红尘蹇塞的种种烦闷，会不自觉地升华为对生活、对生命的洞然。 夜是这样的美妙，更何况围坐在暖暖的炉边呢？静夜炉边独坐，品味清朝王永彬先生的《围炉夜话》，体味作者以平淡而优美的话语，讳讳叙出的琐碎的生活中做人的道理，就如炎夏饮一杯清凉的酸梅汤，令人神清气爽，茅塞顿开。<br><br> 中国传统文人是快乐是超速，亦或痛苦、压抑，现在难以说得清楚。那代文人即使在生活安逸、仕途得意时，心中也常存为天地立心为万民请命的忧患意识，而在陡遭不测，倾家荡产时，又能常常保持一份无怨无悔的淡然心态。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蕴，因其博大，受其滋润的中国文人的心胸也是宽广大度的，其精神世界更是丰富多彩。
最近更新 围炉夜话| 2019-11-01 11:43
本书诞生于明清之际，是一部具有启蒙性质的批判君主专制，呼唤民主政体的名著。<br><br> 作者黄宗羲，字太冲，号南雷，学者称梨洲先生，浙江省余姚县黄竹浦人，生于明万历三十八年公元１６１０年，卒于清康熙三十四年公元１６９５年。其父黄尊素为明末东林党名士，被宦官魏忠贤陷害致死。黄宗羲成年以后加人复社，坚持反宦官斗争，险遭杀害。清兵南下，他召募义兵成立“世忠营”，武装抗清。明亡后拒绝清廷征召，隐居著述。主要著作有《明儒学案》、《宋元学案》和《明夷待访录等。<br><br> 《明夷待访录》成书于康熙二年公元６６３年“明夷”是《周易》中的一卦，其爻辞有日：“明夷于飞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人攸往，主人有言。”所谓“明夷”指有智慧的人处在患难地位。“待访”，等待后代明君来采访采纳。该书有《原君》、《原臣》等论文２１篇。《原君》批判现实社会之为君者“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实乃“为天下之大害”。《原臣》指出，臣之责任，乃“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原法》批评封建国家之法，乃“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学校》主张扩大学校的社会功能，使之有议政参政的作用，说：“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是非，而公属是非于学校”，“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而后设学校之意始备。”黄宗羲所设想的未来学校，相似于近代社会舆论中心和议会的机构。黄宗羲虽然没有从根本上否定君和臣的设置，但主张君主开明立宪制，加强平等因素，扩大社会对执政者的监督权力，有近代民主政治的思想。这种思想并非受西方文明的影响，而是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发展出来的，因而更加可贵。这部书受到清朝统治者的查禁，直至清末才重见天日，受到谭嗣同、梁启超等人的重视和赞许。 《明夷待访录》现存钞本、刻印本２０余种。１９８５年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了《黄宗羲全集》第一册，内收《明夷待访录》，并加以点校，颇便于阅读。单行本有北京古籍出版社１９５５年铅印标点本和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年重印标点本。重点读《原屈》、《学校》。
最近更新 奄宦| 2019-04-07 14:14
周者，周人也；易者，变易，简易，不易也，周人所作之《易》也。《周易》，乃群经之首。古代占筮之书及其解说，后被列入儒家经典。《周易》包括《经》、《传》两部分。《经》有时成为《易经》或《古经》，是在专门从事卜筮的巫史们长期经验和记录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传》是战国时人对《经》的解释说明，又称《易传》。《易经》部分分六十四卦，《易传》分为七种十篇，汉代学者称之为“十翼”，“翼”即副翼经文之意。<br><br>古代典籍，夏曰《连山》、商曰《归藏》、周曰《周易》。<br><br>《周易》是中国哲学思想的渊薮[注1] ，奠定了中国哲学的一些基本范畴，如“阴阳”，对中国人影响功莫大焉。至今，上至鸿儒硕学，皓首穷经；下至街头卜者，研读谋生，无不奉为圭臬，浅人浅解之，深人深究之，也算是十三经中最深奥、最神秘的书了。所以，作为中国人，不可以不读《周易》！
最近更新 周易 - 杂卦| 2019-04-05 13:36
《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简称《方言》，扬雄著，是中国第一部记录方言的著作，是中国语言学史上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成为世界上第一部方言比较词汇集而开方言地理学之先河。<br><br>中国土地广大，方言的地理差异悬殊，所以自古重视方言研究。汉应劭《风俗通义序》说“周秦常以岁八月，遣輶轩之使，求异代方言”，輶轩是古代使用的一种轻便车辆。秦朝以前，每年八月，政府派遣“輶轩使者”（乘坐轻车的使者）到各地搜集方言，并记录整理。这些材料由于战乱而散失。<br><br>今传《方言》一书，据刘歆与扬雄书信往来及应劭所言，应为扬雄（前53—公元18年）所撰。鲁国尧先生揭出，“方言”一词首见于文献且以此称书名皆始于应劭。<br><br>后世传本全称《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方言之“方”，非以中原为中心的“四方”之“方”。“方”，邦也。商周有称周边为“土方”、“鬼方”者。“方言”即邦言，“别国方言”即指不同邦国之特色语词。刘歆《遗扬雄书》：言“属闻子云独采集先代绝言、异国殊语”。扬雄《答刘歆书》自称：其书为《殊言》，“知绝遐异俗之语”。“殊”亦“别”也，“殊言”与刘歆称其“异国殊语”义同。张清常认为：“按照中国古代的概念，方言包括外族语言。扬雄《方言》里面东齐青徐方言包括夷语，南楚方言包括蛮语，西秦方言包括氐羌语，秦晋北方言包括狄语，燕代朝鲜归为一起更不必说。”据李敬忠研究，《方言》中几乎每卷都有见于现代南方民族语的非汉词语。<br><br>公元前后，虽然大汉帝国已经建立，但在汉语使用区域仍是以中原为主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北边河套草原是胡狄即阿尔泰语，南边江淮湖海是夷越—苗蛮即南亚—南岛语，西边甘川地带是氐羌即藏缅语。因此记录着汉语及其周边民族“汉字记音式”词语的《方言》，不是一本西方或现代方言学意义上的dialectology专著，而是一部搜罗并比较多种语言的同义词语的历史比较词汇学或“中国古典方言学”著作。郭璞赞其：“考九服之逸语，标六代之绝语”，像扬雄这样恣意汪洋、肆心广意的学者，撰著《方言》的旨趣正于此。
最近更新 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第十三| 2019-04-05 15:09
中国清代官修的记述明代历史的纪传体史书。始纂于康熙十八年（1679），乾隆四年（1739）保和殿大学士张廷玉等在康熙时所撰《明史稿》的基础上撰成。从顺治二年（1645）开史馆起历时95年，是中国历史上纂修时间最长的一部官修史书。共332卷，包括本纪24卷、志75卷、表13卷、列传220卷，另有目录4卷。该书取材于《明实录》、《大明会典》、档册、邸报，以及文集、奏议、稗史、方志、传记等有关著述和材料，由于有著名史家万斯同等的整理和考订，该书体例严谨，叙事清晰，编排得当，文字简明，引述的资料，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明史》体例多有不同于前代正史或其他史书者。建文、景泰两朝均列为本纪，不同于《明实录》的附录形式；《历志》中的图表，简便易明，为过去所未有；《艺文志》只记述明代著述，不同于前代正史中的《艺文志》；在表的部分，较前代诸史增加了《七卿表》；另专门立有《阉党》、《流贼》、《土司》等列传，突出记述了明代的主要社会问题，为了解明代宦官、明代农民起义和明代民族关系，提供了比较集中、系统的材料。《明史》的记事有些过于简略，立传的人物也不够完备，且多回护之处。现通行的《明史》版本是乾隆四年的武英殿原刊本，1974年中华书局又据以校勘、标点出版。
最近更新 明史本紀| 2019-04-05 15:35
《陈书》是记载南朝陈（公元557年～公元589年）的纪传体史书，作者为唐朝（公元618年～公元907年）时的姚思廉，包括本纪六卷、列传三十卷，共三十六卷，这是二十四史中卷数最少的一部。姚思廉（公元557年～公元637年），本名简，雍州万年（今中国中西部陕西西安）人。父亲姚察编写陈史，但在隋朝大业年间却病逝，临终嘱咐姚思廉继承父业。在唐高祖武德五年即公元622年，姚思廉奉命编修陈史，后来没完成。到了贞观三年即公元629年，他再次奉命编修《陈书》，在贞观十年终于完成。<br><br> 姚思廉曾在前人史书基础上进行删改，加上父亲旧稿作参考，最终完成《陈书》的编写。《陈书》虽然也由魏征总结汇编，但很多工作是由姚思廉所做。虽然此书内容不多，但前后延续时间很长，后人推测大概和所写时代较近，作者顾虑较多有直接的关系。<br><br> 姚察，字伯审，吴兴武康人，姚思廉，字简之，陈亡后，迁家关中，为万安人。两人事迹已于本书《梁书》前言中作了介绍，可以参阅。 陈朝封建政权只存在了三十三年，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没有特别的建树，或许与此有关。《陈书》内容比不上《梁书》那样充实，本纪和列传都过于简略。
最近更新 卷三十六列传第三十始兴王叔陵 | 2019-04-05 15:55
《幼学琼林》是中国古代儿童的启蒙读物。<br><br> 《幼学琼林》最初叫《幼学须知》，一般认为，最初的编着者是明末的西昌人程登吉（字允升），也有的意见认为是明景泰年间的进士邱睿。在清朝的嘉靖年间由邹圣脉作了一些补充，并且更名为《幼学故事琼林》。後来民国时人费有容、叶浦荪和蔡东藩等又进行了增补。全书共分四卷。 《幼学琼林》是骈体文写成的，全书全部用对偶句写成，容易诵读，便于记忆。全书内容包罗广泛，人称“读了增广会说话，读了幼学走天下”。书中对许多的成语出处作了许多介绍，读者可掌握不少成语典故，此外还可以对中国古代的典章制度、风俗礼仪做一些了解。书中还有许多警句、格言，到现在还仍然传诵不绝。但是书中也有一些属于封建时代的观点，对于现代人来说难以认同。
最近更新 卷四 花木| 2019-11-01 11:40
据明《道藏》本影印。云笈七签一百二十二卷，宋张君房集。书中卷一至二十八，总论经教宗旨及仙真位籍之事。卷二十九至八十六，载道字服食炼气、内丹外丹、方药符图之事。卷八十七至一百二十二，为前人文字及传记之属。凡有涉于道家者，悉以编入。<br><br> 本书是宋真宗时张君房编辑的一部大型道教类书。道教称书箱为“云笈”，分道书为“三洞四辅”七部，故是书题名《云笈七签》，即掇取云笈七部精英之意。本书是一部概论性的道教著作，对道教的各个方面，特别是对道教的一些基本问题，诸如教理教义、本始源流、经法传授等，都有提纲挈领的解释阐述。它还收录了汉魏六朝至北宋初的大量道书，它以上清派为正统，收载上清派道书特多，而且叙述上清经传授系统和上清派修真方法尤为详细。
最近更新 卷一百二十一 灵验部五| 2019-04-07 18:50
| 佛教十三经 | 连载中5075 点击
最近更新 卷四-嘱累品第十九| 2019-05-22 13:04
序 <br><br>《子夏易传》一为二卷，一为十一卷。旧本题卜子夏（前５０７一？）撰。子夏姓卜名商，春秋末晋国温（今河南温县）人，孔子学生，为莒父宰。孔子死后，到魏国讲学，主张国君要学习《春秋》，吸取历史教训，宣扬“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等观点’，李克、呈起都是其弟子，魏文侯也尊以为师，相传《诗》、《春秋》等儒家经典就是由他传授下来的。学术界历来主张，此书为后人伪撰，而托附于子夏名下，《四库全书总目》认为“其伪中生伪，至一至再而未已者，亦莫若是书”。《隋书·经籍志》所著录的二卷本，其实是魏晋间大兴《易》学之风时为当时人所伪撰而流布于世。据《唐会要》载“开元七年诏”，当时因《子夏易传》无传习者，遂令儒官详定，刘知已认为，此书不见于《汉书·艺文志》，至梁阮孝绪《七录》始有著录，作六卷，或云韩婴作，或云丁宽作，而至为，可疑。司马贞认为，刘向《七略》有《子夏易传》，但其书久佚，晋荀勖《中经簿》有《子夏易传》四卷，或云丁宽，是其已怀疑非子夏所撰。因此，唐玄宗采纳了刘、司马氏的建议，而停止向学校颁行。代宗以年，此本亡佚。清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中有辑佚本。今所传十一卷本，始为晁说之《传易堂记》所著录，其称“今称《子夏传》者，乃唐张弧之《易》。据此，则今本应是张弧伪撰。弧为唐末人，曾官大理寺评事。其书以王弼《周易注》为底本而说以义理，所说义理，大致上以儒家“王道”的社会政治思想与《周易》经文相附会。迨朱彝尊作《经义考》，证以陆德明《经典释文》、李鼎祚《周易集解》及王应麟《困学纪闻》所引诸条目，则于今本全无，知张弧伪撰之书又遭后人增削伪纂，并又多衍出一卷，为十一卷。因此，今本《于夏易传》不但不是子夏所撰，亦并非完全为张弧所撰，云其出自众家之手，可谓不诬。二本虽为伪造，但其内容却有—定的参考价值，孕含了较多汉唐时期的《易》学思想，《四库全书总目》云“案说《易》之家，最古者莫若是书”，故其对研究、探讨《周易》古义，二本参稽，仍为它书所不可替代。二卷本除为马国翰所辑外，《汉学堂丛书·经解·逸书考》中亦有考辑。今本则有《四库全书》本，《通志堂经解》本及《学津讨原》本等。 <br>
最近更新 子夏易学初探| 2019-04-05 15:09
《史记》在我国比较广泛地传播流行，大约是在东汉中期以后。它成为司马迁著作的专称，也开始于这个时候。在这以前，《史记》都称为《太史公书》、《太史公记》和简称“太史公”。据现知材料考证，最早称司马迁这部史著为《史记》的，是东汉桓帝时写的《东海庙碑》。到唐朝时候，由于古文运动的兴起，文人们对《史记》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当时著名散文家韩愈、柳宗元等都对《史记》特别推崇。宋元之后，欧阳修、郑樵、洪迈、王应麟各家，以及明朝的公安派、清朝的桐城派，都十分赞赏《史记》的文笔。于是《史记》的声望随日俱上，各家各派注释和评价《史记》的书也源源不断出现。其中最有影响的是俗称“三家注”的《史记集解》（刘宋时裴駰注）、《史记索隐》（唐司马贞注）和《史记正义》（唐张守节注）。《集解》兼采当时裴駰所能见到的前人有关《史记》诸书的研究成果，并一一注明作者名字。一丝不苟。《索隐》进一步指出了《集解》中考证不当的错处。并对《史记》原文提出辨正，发语警辟。《正义》的作者长于舆地之学，对《史记》中地名的考证尤为精辟。读《史记》原文，同时注意看一看这三家注，对原书会有更进一步的理解。1959年中华书局重新标点排印的《史记》，就是与这三家注合刻的本子。
最近更新 卷一百三十 太史公自序第七十| 2019-04-05 15:47
梁书五十六卷，陈书三十六卷，分别记载了梁陈两个封建割据政权的历史，是六世纪五十年代到七世纪三十年代期间，姚察、姚思廉父子相继编撰的。<br><br> 梁陈是继东晋宋齐，先后在江南建立的两个封建割据王朝。梁自萧衍（梁武帝）建国到萧方智（梁敬帝）时灭亡，首尾五十六年（公元五○二到五五七）。陈自陈霸先（陈武帝）建国到陈叔宝（陈后主）时被隋所灭，历时三十三年（五五七到五八九）。<br><br> 梁代前期，是同割据北方的北魏对立的。北魏分裂成东魏、西魏后，梁和东、西魏成为鼎足三分的形势。陈建立后，北齐和北周已经代替了东、西魏，仍然是三分的局面。六世纪七、八十年代，北周和隋相继统一了北方，六世纪末隋灭陈，结束了南北的分裂。梁代的历史，曾由沈约、周兴嗣、裴子野和杜之伟、顾野王、许亨等在梁陈两代先后受命编撰，许亨写成梁史五十八卷。梁代谢吴又有梁书四十九卷，陈代何之元和隋代刘璠各成梁典三十卷。陈代的历史，傅縡、顾野王都曾受命编撰，陈书顾野王传说他有「国史纪传二百卷，未就而卒」。陆瓊还著有陈书四十二卷。以上这些著作，姚氏父子修史时可能参考过，但都没有流传下来。 姚察在陈初曾参与梁史的编撰。入隋后，又在公元五八九年（隋开皇九年）受命编撰梁陈两朝史，没有成书就死了。姚思廉在隋唐两次受命继续完成这两朝史，到六三六年（唐贞观十年）才写成了梁书和陈书。<br><br> 姚察字伯审，吴兴武康（在今浙江德清县西）人。在陈代任秘书监、领大著作、吏部尚书，在隋代做秘书丞。死於公元六○六年（隋大业二年）。姚思廉字简之，在唐任著作郎、弘文馆学士，后来做到散骑常侍。死於六三七年（唐贞观十一年）。<br><br> 姚思廉编撰梁陈史的时候，魏徵是梁陈齐周隋五史的监修官。所以梁书陈书本纪部分和陈书皇后传后面都有魏徵的史论。他在一些具体论述上，看法有和姚氏父子相出入的地方。 梁陈两代的早期历史著作都已失传，因此梁书和陈书就成为现存的比较原始的记载。除政治和军事问题以外，这两部书在哲学史、文学史、宗教史、民族关係、对外关係方面，也都保存了一些资料。梁书诸夷传比较系统地叙述了海南一些国家的历史，记载了它们的传说、风俗、物产，以及我国人民和海南各地人民经济文化交流的情况。一般说来，梁书的记载要比陈书丰富些，梁书的文笔也比陈书要好些。梁书记公元公元五○五年合肥之战，五○六年邵阳之战（韦叡传）、锺离之守（昌义之传），都是比较生动的。<br><br> 现对这两部书加以标点校勘。梁书，用商务印书馆据宋大字本影印的百衲本及明南监本、北监本、汲古阁本，清武英殿本、金陵书局本互校，择善而从，还参考了南史、册府元龟、资治通鑑和资治通鑑考异的有关部分。在汲取前人校勘成果方面，我们利用了张元济、张森楷两种校勘记的稿本及钱大昕廿二史考异等书。陈书以百衲本为底本，取校的本子和参考书与梁书基本上相同。陈书某些卷（如卷一、卷三、卷九等）的末尾附有一两行小字，这是宋人曾鞏等所作校语，是百衲本原有的。
最近更新 附录梁书序| 2019-04-05 15:58
五代后晋时官修的旧唐书，是现存最早的系统记录唐代历史的一部史籍。本书原称唐书，后来为了区别于北宋欧阳修、宋祁等人编撰的新唐书，故称旧唐书。全书分本纪、志、到传三部分，共二百卷。<br><br>还在后唐时期，就对旧唐书的修撰做了不少准备工作，但直到后晋高祖天福六年（公元九四一年）才正式开始编修，到出帝开运二年（公元九四五年）修成，历时四年多。旧唐书原来是由宰相赵莹监修的。他在组织人员、收集史料和確定体例上，提出了不少建议和规划。以后的宰相桑维翰、刘昫也相继担任监修。而在具体编撰旧唐书时，出力最多的是张昭远、贾纬等人。但当旧唐书修成时，恰好是刘昫监修唐史，由他奏上，所以题「刘昫撰」。<br><br>旧唐书的作者离唐代很近，有机会接触到大量唐代史料，特别是唐代前期的史料。重要的有吴兢、韦述、于休烈、令狐峘等人相继纂述的唐书一百三十卷，它对唐初至唐代宗时期的历史事件叙述比较完整。还有唐高祖至唐文宗的各朝实录。唐代后期的史料则掌握较少，只有武宗实录一卷和其他零碎材料。旧唐书成书时间短促，大抵抄撮唐代史料成书，书中不少地方用了「今上」、「我」等字眼，都是沿袭唐代国史或实录的旧文。「今上」指唐代史官撰述时的当代皇帝，「我」指唐朝。论赞中常出现「臣」字，也是唐代史官当时的称谓。在材料的占有与剪裁、体例的完整、文字的乾浄等方面，后期大不如前。穆宗以后的本纪内容繁琐冗杂；曆志、经籍志叙述仅至玄宗时代；列传中对唐代末期人物缺漏较多；还存在着一人两传、一文複见等现象。这些都说明旧唐书比较粗糙。<br><br>但是，旧唐书叙述史实比较详细，保存史料比较丰富，便于读者瞭解历史事件的过程和具体情况，因而受到后代的重视。唐穆宗以后的本纪，虽然内容比较芜杂，为后人所讥议，但也保存了不少有价值的史料。如庞勋起义、黄巢起义，在懿宗本纪、僖宗本纪中都有比较详细的记載，由于列传都分庞勋无传、黄巢传简略，这些记載就更为可贵。昭宗、哀帝两纪，对某些藩镇、宦官的嚣张跋扈，叙述颇为详细，反映了唐王朝覆灭时的某些具体情景。宋司马光著资治通鑑的唐纪部分，大抵採用旧唐书，就是因为它记事比较详细明白的缘故。旧唐书还採录了不少富有史料价值的文章。如吕才传、卢藏用传，分别登載了两人反迷信的重要论文。贾耽传登載了他进奏所编地理图志的两篇表。这些都是在中国思想史和地理学史上有地位的文献。又如，在傅奕、狄仁傑、姚崇等人的传中，登載了他们反对佛教的文章，从中可以考见唐代佛教盛行对政治、经济、社会的重大影响，以及世俗地主反对佛教的斗争。这类文章其中有些见旧唐书最早保存下来的。继旧唐书之后出现的新唐书，虽然在史料上作了许多补充，特别是志、表、唐代后期的列传部分比较突出，但新唐书行文和记事往往过于简略，使读者不易瞭解具体情況。对旧唐书登載的大量文章，新唐书有的删去，有的压缩成简短的片段，甚至因厌恶骈文，竟改写成散文，改变历史文献的原来面貌。相形之下，旧唐书在保存史料方面就具有新唐书所不能替代的價值。我们这次点校旧唐书，以清道光年间扬州岑氏懼盈齋刻本（简称懼盈齋本）为工作本，并参校了以下几种主要版本：<br><br>一、南宋绍兴年间越州刻本（简称残宋本），全书已佚，残存六十七卷，百衲本二十四史中的旧唐书即用此残本与闻人诠本配补而成。<br><br>二、明嘉靖年间闻人诠刻本（简称闻本）。<br><br>三、清乾隆年间武英殿刻本（简称殿本）。<br><br>四、清同治年间浙江书局刻本（简称局本）。<br><br>五、清同治年间广东陈氏葄古堂刻本（简称广本）。<br><br>点校中文字不主一本，择善而从。凡是根据以上几种版本改正文字的，一律不出校记。而根据唐会要、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等书校改的地方，都在每卷末尾作校勘记说明。关于前人校勘成果，除参考清人罗士琳等人的旧唐书校勘记（简称校勘记）外，还吸收了近人张森楷旧唐书校勘记、龚道耕旧唐书补校等几种稿本的某些成果。
最近更新 附录| 2019-04-05 16:17
《淳熙三山志》，南宋福州地方志。原系陈傅良等撰写，由梁克家署名，淳熙九年（1182）成书。三山是福州的别称，因而该书名《淳熙三山志》。五代时，福州曾一度升为长乐郡，故又名《长乐志》。编者采择北宋庆历三年（1043）林世程纂修的福州志资料，并增入庆历三年至淳熙九年计一百三十九年事，共四十卷，分地理、公廨、版籍、财赋、兵防、秩官、人物、寺观（末附山川）、土俗九门。所记五代十国事迹，可补正史的缺失。其中版籍、财赋两门，系通判陈傅良执笔，内容翔实，参考价值较高。该书是传世的南宋地方志佳作，为研究福州地方史和宋史的重要史料。该书在明清之际罕有流传。原本四十卷。今本四十二卷，为后人所增补。现有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明崇祯十一年本、清乾隆张德荣抄本及四库全书本。<br><br> 梁克家简介<br><br> 梁克家（1128～1187年），字叔子，泉州晋江县（今泉州市区）人。南宋绍兴三十年（1260年），以进士第一人及第，授平江佥判，召为秘书省正字，升著作佐郎。请朝廷下诏求直言，孝宗从其言；又陈六事：正心术、立纪纲、救风俗、谨威柄、定庙算、结人心，得孝宗嘉纳，累迁为中书舍人。后出使金国，受到隆重礼待；比箭时连发连中，金人惊服。不久，迁任给事中，遇事敢言，得孝宗赞赏。乾道五年（1169年），升端明殿学士。翌年，升参知政事，后兼知枢密院事。他请筑楚州（今江苏淮安地区）城，环列舟师，以防金人挑衅。时虞允文任枢密院使，主战甚力；克家认为时机尚未成熟，意见不合，请求辞职，孝宗不从。乾道八年（1172年），诏改仆射为左右丞相，克家任右丞相兼枢密使。后虞允文罢相，克家独居相职。他执法公正，不惧贵戚权门，因与一些朝臣意见不合，力求辞职，遂以观文殿大学士出知建宁府。又因事罢职，提举临安洞霄宫。淳熙六年（1179年），改知福州。过2年，复官观文殿学士，仍知福州。政事余暇，约士人，搜集材料；又亲自寻求断简零编，核对公牍，参以老一辈传闻，纂成《三山志》40卷，内分地理、公廨、版籍、财赋、兵防、秩官（附科名）、寺观、土俗等9门。志名三山，实含当时福州所属闽县、连江、侯官、长溪、长乐、福清、古田、永福、闽清、宁德、罗源、怀安等12县地方文献。尤以所记五代闽国旧闻轶事为史书所未载，是现存一部完整的最早福州志书，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入编清代《四库全书》。淳熙九年（1182年），克家奉召入京，任醴泉观使，复任右丞相，封仪国公。不久因病辞职，进封郑国公。卒赠少师，谥“文靖”。<br><br> 陈傅良简介<br><br> 陈傅良（1137—1203）字君举，人称止斋先生，温州瑞安人。先入世均务农，到了他父亲陈彬才是读书人，是个乡村教师。九岁时父母双亡，与兄长姐妹赖祖母吴氏抚养成人。青年时在瑞安、温州一带教书。<br><br> 他勤学苦读，教学得法，慢慢在温州一带少有名气。叶适曾记述他在温州大南门茶院寺城南书院的教学情况说：“初讲城南茶院时，……公未三十，心思挺出，陈编宿说，披剥溃败，奇意芽甲，新语懋长，士苏醒起立，骇未曾有，皆相号召，雷动从之。虽縻他师，亦借名陈氏，由是其文擅于当世。”<br><br> 乾道五年（1169）冬，随薛季宣寄寓江苏常州读书，从此继承和发扬薛季宣的事功学说，成为永嘉学派中一位承先启后的学者。乾道六年（1170），他入太学读书，与学者吕祖谦，张栻结交，相与论学质疑。乾道八年，进士甲科及第，授迪功郎。泰州州学教授，但他未赴任，仍在家乡教书。<br><br> 淳熙三年（1176），他被参知故事龚茂良赏识，推荐为太学录。淳熙五年，龚茂良罢政，他力求外调，遂于同年十一月出任福州通判，深得福州知州兼福建安抚使梁克家的信任。他曾协助梁氏编纂《淳熙三山志》。这时他四十三岁，年富力强，勇于任事，当地有富户之女犯法，他按法审理，结果反被查劾，诬为专擅，罢官奉祠，主管台州崇道观。这是闲官，可在家居住，半薪，他便回家乡教书。淳熙十一年（1184），他被任为湖南桂阳军知军。<br><br> 侯缺期间，他在瑞安仙岩创办书院。淳熙十四年六月，赴桂阳军任职。当地农业生产落后，他将温州的先进技术——龙骨水车、施肥、牛耕等加以介绍，使桂阳一带农业生产有所提高，又竭力减轻人民负担，政绩卓著，升任湖南提举，迁湖南转运判官。绍熙元年（1190）十月改任浙西提刑，第二年赴京师临安奏事，被留任吏部员外郎。<br><br> 绍熙四年（1193）升任代理中书舍人。太监陈源专横跋扈，皇帝要升陈源为内侍省押班，他二次拒绝书写任命的诏书。江西吉州农民鄢大为被判为“持杖强盗”，定为死罪，由他写诏书下达执行。可是他读了犯人的案款，知是错判，请求重判，终于使这人免去死罪。由此可见他居官廉明公正。<br><br> 绍熙四、五年间，南宋最高统治集团内部发生矛盾。太上皇赵眘（即孝宗皇帝）患病，其子光宗的皇后李氏，挟制光宗不去问安，因此引起朝野不满，政局动荡。陈傅良带头要求光宗过重华宫门太上皇问安，受到李后申斥，他愤而辞官返里。绍熙五年六月，太上是病故，终于引起宫廷政变，五光宗之子赵扩为帝，是为宁宗。宁宗即位后，陈博良被召回担任中书舍人兼侍讲。<br><br> 这年冬天，赵汝愚与韩侂胃争机，韩侂胄斥逐赵汝愚集团的朱熹，陈傅良出于公心，不肯草诏。结果自己也被人参劾，说他“庇护辛弃疾，依托朱熹”，罢官回乡。从此，一意韬晦，闭门静居，称自己居室为“止斋”。 嘉泰三年（1203）被任为泉州知州，他因年老，恳请辞职，改投集英殿修撰，宝谟阁待制。同年冬天，卒于家中，终年67岁。陈傅良学问渊博，著作众多，现仍传世的书有《止斋文集》五十二卷，《春秋后传》十二卷，《历代兵制》八卷，此外，尚有《论祖》四卷、《澳论》六卷、《永嘉先生八面锋》十三卷，大都是科举程文之作。
最近更新 附录| 2019-04-06 23:14
《孔子家语》虽为资料汇编，却具有较高的价值。首先，此书是研究孔子生平及其思想的重要参考资料，也是我们认识历史上真实的孔子面目的重要依据。其次，由于王肃收集在书中的内容大都具有较强的叙事情，也就是说大多是有关孔子的逸闻趣事，所以，此书又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第三，书中的许多故事和孔子的许多充满哲理的语言对我们具有深刻的借鉴意义。<br><br> 王肃（195-256）字子雍，东海郡郯（今山东郯城北）人，主要生活在三国时期的魏国。他在仕途上一帆风顺。在学术上，王肃继承家学，对《尚书》、《诗经》、《论语》、《三礼》、《春秋左氏传》、《易》等有较深入的研究，并撰写了不少有关这些经典的著作。
最近更新 卷第十| 2019-10-31 14:13
杨伯峻（1909～1992）语言学家。原名杨德崇，湖南省长沙市人。193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后历任中学教员、冯玉祥将军研究室成员、广东中山大学讲师、湖南《民主报》社社长、湖南省政治协商会议秘书处处长、中共湖南省委统战部办公室主任、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兰州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中华书局编辑、中国语言学会理事等。他在语言文字领域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古汉语语法和虚词的研究方面以及古籍的整理和译注方面。<br><br>在古汉语语法和虚词研究方面，他著有《中国文法语文通解》（商务印书馆，1936年）、《文言语法》（北京出版社，1956年）、《文言文法》（中华书局，1963年）、《文言虚词》（中华书局，1965年）、《古汉语虚词》（中华书局，1980年）、《春秋左传词典》（合作，中华书局，1985年）等。其中《中国文法语文通解》一书，重点讨论了虚词。全书共12章，把古汉语虚词与现代汉语虚词综合起来进行分类排比，旨在弄清楚虚词的历史情况，以便更好地运用现代汉语中的虚词。书中对每个虚词说明词性，分析用法，并配有丰富的例句。在材料的取舍上，书中既有上古的语言材料，也有近代和现代的材料；既包括书面语的材料，也包括口语的实例，开始接触到汉语语法的历史研究。该书促进了古代汉语语法研究与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分野，成为当时的代表性作品。《文言语法》一书是另外一部古汉语语法著作。共分3编：上编先交代文言语法的含义及编写该书的目的，然后概述词法与句法；中编分别讲述各种词类，其中提出了“小品词”的概念。下编是句法的分析研究。是中学语文教学和阅读古汉语作品的一部很好的参考书。在古籍的整理、注释和译注方面，著有《列子集解》（上海龙门联合书局，1958年）、《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58年）、《孟子译注》（中华书局，1960年）、《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81年）等。其中以《论语译注》一书影响最大，曾被香港、台湾翻印，日本的两所大学用做教材。该书译文明白流畅，注释重字音词义、语法规律、修辞规律、名物制度、风俗习惯等的考证，结论在集古今学者之大成的基础上颇多个人新见。这几本译注，成为古汉语教学与研究领域中不可多得的一大财富。<br><br>此外，他还著有《破音考略》（《国文周刊》1948年第74期）等论文。<br><br>==============================================================================书香世家的启蒙教育<br><br>杨伯峻于1909年生于湖南长沙一个封建家庭，祖父以上三代单传。他是母亲的第二胎，未足月而生，生来很瘦弱，却也是长房长孙，所以祖父母对他爱护备至，生怕像孙子那样夭折。从小足不出户，由祖父亲自授读古书。读完了《诗经》，又是《左传》，还兼读吕祖谦的《东莱博议》。在插进小学三年级后，放学回到祖父书房读《左传》和《东莱博议》成了他每日的必修课，当时虽然能通育，却不解其中意。直到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取《春秋左氏传》加以温习，才渐渐懂得一些，但离理解还差很远。这个启蒙教育阶段影响了先生的一生，一为后来专攻《左传》定了位。<br><br>推翻了章士钊的观点<br><br>杨伯峻随叔杨树达——著名的语言文学家学习，1931年还拜在黄侃先生门下。两位先辈给了他独立思考的好习惯，一日得《刘申叔遗书》，其中有关《左传》的文字相当多。先生读罢有很多感受：一、“刘师培之为人虽不可取，但《左传》之熟，读书之多，却使我十分羡慕。无怪于章炳麟能捐弃前嫌，要营救他，说是为中国留一读书种子。”二、章士钊在《文史》发表的关于《黄帝魂》的文章不可信。文章提到：作者与刘申叔相交时不见他很用功，他家累世以习《左传》有名。申叔的有关《左传》文字可能是抄袭他父、祖辈以至曾祖的遗稿。当时，杨伯峻正细读刘文淇等三代所著的《左传旧注疏让》，又研读了刘申叔的有关《左传》文章，推翻了章士钊的观点。他认为：“刘申叔一则承袭家学，二则天资聪敏过人，所以虽然只活三十六岁，便著作等身，而于《左传》尤为精熟，能发挥自己的独见”，于是得出结论：申叔的治《左传》，超过祖辈、父辈甚至刘文淇，其文章当然不可能是抄袭而来。难能可贵的是，他在章士钊当面直陈其观点。博览群书 著书立论<br><br>杨伯峻博览群书，既读那些只图赚钱、丝毫无学术价值的书，如《左传白话解》，又尽力搜集有关《左传》的材料，取其精华。<br><br>清朝人对“经书”多有整理本，但《春秋左传》除礼记式的书外，都不尽如人意。刘文淇的《旧注疏证》就没写完。而《左传》为春秋史书，在所有“经书”中文学价值最高。先生如是想，于是决心整理这部著作。但它在《十三经》中分量最大，“非全力以赴不可”。有了这样的准备，先生开始在《左传》的天空中自由翱翔，汲取各类营养。熟读《左传》，大体理解《春秋经》和《左氏传》的撰写体例是首要工作。然后访求各种版本，诸如阮元作《校勘记》采取的版本，杨守敬在日本所见的版本，又得到金泽文库本。三者互相校勘，并参考类书与唐宋以前文史哲各类书籍的引文，取条补短，作为定本；又广阅经史百家之书，《春秋》、《左传》、《三礼》、《公羊》等书必读。尤其用《史记》一一和《左传》相对勘，说明两者的异同。<br><br>不仅如此，先生又重温甲骨文和青铜器铭文，摘录可取资料。与历史从地下所得资料作为“长编”。遗憾的是这部分在“文革”中散失了一些。后来凭记忆稍作补充，删繁就简，加上其研究成果写成初稿。对《春秋左氏传》这一重要典籍，刘文淇累代传授《左传》并且著作，故《清史稿》替他三代立传。然而用功八十年，经历三四十代，并没有写完，反到襄公五年为止，成就经孙冶让的《国礼正义》相差不可以道里计。加之《春秋左氏传》脱字、错字、衍字不少。杨伯峻先生短期内完工，与他浓厚的文化底蕴是息息相通的。<br><br>在治学方面，他一般都是有目的地读书，先拟好一个题目或书名，再尽可能地搜集并研究资料，先有了腹稿，然后拟定大纲或章节，一气呵成。<br><br>==============================================================================<br>
最近更新 後 記| 2019-04-07 18:48
宋 郑克 撰。是书《宋志》作二十卷。晁公武《读书志》、陈振孙《书录解题》俱题作《决狱龟鉴》，盖一书而异名者也。大旨以五代和凝《疑狱集》及其子蒙所续均未详尽，因采摭旧文，补苴其阙，分二十门。其间论断，虽意主尚德缓刑，而时或偏主於宽，未能悉协中道。所辑故实，务求广博，多有出於正史之外者，而亦或兼收猥琐，未免厖杂。然究悉物情，用以广见闻而资触发，较和氏父子之书，特为赅备。晁公武《读书志》称其依刘向《晏子春秋》，举其纲要为之目录，体例井然，亦可谓有条不紊者矣。《书录解题》载其目凡二百七十六条，三百九十五事。今世所传鋟本，祗存五门，馀皆散佚。惟《永乐大典》所载尚为全书，而已经合并连书，二十卷之界限，不复可考。谨详加校订，析为八卷。卷数虽减於旧，其文则无所缺失也。==============================================================================<br>《折狱龟鉴》又名《决狱龟鉴》是在五代和凝父子的《疑狱集》的基础上而成，复采摭旧文，广增条目，附益宋事，每条又加以论断、评述，故成书之后，历南宋、元、明、清4朝800多年，文为流传，为世人所重。是我国历史上一部不朽的名著，影响久远，就是在今天，书中所阐明的有些基本经验和方法，对侦破、审判、察伤、辨诬、决疑等司法实际工作也并不丧失其参考和借鉴作用。
最近更新 赵时橐跋| 2019-04-07 19:25
《商君书》是战国时期商鞅一派法家著作的汇编，又名《商子》。商鞅（约公元前390年～公元前338年），他出身于卫国国君的远亲，名鞅，所以称卫鞅或者公孙鞅，后来因为在秦国变法有功，被封在商，所以后人一般都称他商鞅。他年轻时就喜欢法律之学，曾经在魏国相公叔痤的手下做过家臣，对李悝和吴起等人在魏国的变法情况很熟悉，在公元前361年，秦孝公即位，广求贤才，商鞅于是带着《法经》到了秦国，开始在秦国变法，史称“商鞅变法”。<br><br> 《汉书。艺文志》中收录了《商君书》二十九篇，现存二十四篇。其中也保留了商鞅遗著，记录了商鞅的言行，大概是战国末年商鞅学派的后人编成的。<br><br> 《商君书》主要记载了商鞅的变法理论和具体措施。《开塞》篇提出了社会发展的四个阶段：“上世亲亲而爱私，中世上贤而说仁，下世贵贵而尊官，今世强国事兼并，弱国务力守。”所以，在当今之世，首要的任务是生存，但要生存就必须增强国力，实行“以力服人”的“霸道”，而不能实行儒家主张的“王道”。所以商鞅提出了“不法古，不循今”的主张，即变法要根据现在的具体情况，不能再守旧。 在具体措施上，商鞅主张：第一，加强君权，建立赏罚严明的法治制度，即“壹赏”、“壹刑”、“壹教”。“壹赏”就是赏赐只能给有功的人和积极告发犯罪的人。“壹刑”就是处罚不分等级，不照顾贵族特权，不随意赦免。商鞅总结了一条前人的教训：“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壹教”就是取消所有违背法令和不利于农战的思想言论。他鄙视诗书礼仪，还把“礼、乐，诗、书，修善、孝弟，诚信、贞廉，仁、义，非兵、羞战”说成了“六虱”，反对根据这六种情况授予官职。<br><br> 第二，奖励军功，提倡耕战，取消贵族的世袭特权。商鞅认为，人都有“好利恶害”的本性，他解释说：“民之性，饥而求食，劳而求逸，苦则索乐，辱则求荣”。所以国家就可以利用这种本性，用奖赏的方法激励百姓努力生产，作战时努力杀敌。同时，取消没有军功的贵族特权。<br><br> 第三，推行法治要重视法治、信用和权势。执法要公平，要讲究信用，即使官员贵族犯罪也要处罚。为了加强君主的权势，必须尊君。 第四，治理国家要用重刑，商鞅称为“以刑去刑”。他认为“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至，则重者无从至矣”。即对轻罪严厉处罚，就可以杜绝犯重罪了。这种重刑思想后来被秦始皇、李斯接受，结果导致了秦的速亡。
最近更新 定 分 第 二 十 六| 2019-04-07 19:26
| 佛教十三经 | 连载中2357 点击
最近更新 卷下-嘱累品第十四| 2019-05-22 13:04
作者：（汉）孔安国 传；（唐）孔颖达 等正义
最近更新 卷二十 秦誓第三十二| 2019-04-05 13:53
本书是宋代哲学家、思想家朱熹对《论语》的注释，它是朱熹用力最勤的著作。<br><br> 附：<br><br> 《四书集注》是朱熹的代表著作之一，也是四书上升为儒家经典的地位以后，诸多注解中最有权威和影响最大的一种。<br><br> 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原籍徽州婺源今江西婺源县，从他父辈起，居住福建南剑今福建南平。生于南宋高宗建炎四年公元１１３０年，卒于南宋宁宗庆元六年公元１２００年。他一生只作过９年官，大部分时间在福建讲学。晚年由于反对当权派韩伦胄，被诬为“伪学”领袖，受到贬斥。南宋末理宗尊崇道学，朱熹恢复名誉。元明清历代皆尊程朱理学，理学成为官学，成为后期儒学的主流学派。朱熹学问渊博，著述很多，重要的有《四书集注》、《周易本义》、《通鉴纲目》、《楚辞集注》、《韩文考异》等。后人把他的遗文编辑为《朱文公集》，把他的语录编为《朱子语类》。清康熙皇帝命李光地编出《朱子全书》，是《文集》和《语类》的选集。<br><br> 《四书集注》包括《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它是朱熹用力最勤的著作；临终前一天还在修改《大学章句》。唐以前，儒学以五经为经典，《论语》和《孟子》尚未正式列为经书；《大学》和《中庸》是《礼记》中的两篇，未有特殊的地位。语孟学庸并重始于北宋，而四书之正式结集则成于朱熹。其后社会重四书过于五经，科举考试以四书为主要科目。在《大学章句》和《中庸章句》的序中，朱熹说明他重视四书的用意，说由于汉唐以来儒家经学只注意“记诵词章”，道、释异端“虚无寂灭之教”流传，以至儒学道统到孟子之后不得其传；二程、朱熹提出四书，正是要“接乎孟子之传”。朱熹认为《大学》是“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学者必由此入门，才能达于圣学。他作《大学格物补传》，强调“即物而穷其理”，“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用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他认为《中庸》是“孔门传授心法”，阐明先圣之道，提挚纲维，开示蕴奥，没有一本书如《中庸》这样明白而详尽。至于《论语》、《孟子》，朱熹引程子的话，说：“学者当以《论语》、《孟子》为本。《论语》、《孟子》既治，则六经可不治而明矣。”朱熹推崇孟子，认为孟子大贤，亚圣之次。从此孔孟并称。朱熹在《论语集注》中说：“夫人欲尽处，天理流行”，“其胸次悠然，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指出了道学家追求的境界。<br><br> 《四书集注》版本很多，现在容易找到的有《四书五经》宋元人注中国书店１９８４年影印、《四书章句集往》《新编诸子集成》第一辑，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出版。重点读《中庸》。
最近更新 卷十 子张第十九| 2019-04-05 13:57
